土耳其保守阵营的“暗斗”简

居伦是罕有的伊斯兰教亲以色列人士，主张维护冷战时期的土耳其-以色列联盟，他也反对土耳其卷入叙利亚内战，认为不应放弃加入欧盟的努力，这些都和政府的官方立场相左。     

土耳其外交政策调整的动力:安全诉求和地缘政治抱负

2011年中东地区陷入动荡以来,土耳其外交政策呈现两大持续性特征:与大国关系的异动和强势回归中东。与大国关系的异动主要表现为土耳其与美国关系的问题不断及土耳其与俄罗斯关系的回暖。相较于其他地区大国,土耳其回归中东显得颇为高调,也取得了某些成果。安全诉求和地缘政治抱负是土耳其外交政策调整的主要动力,土耳其能够为中东地区提供何种安全保障架构以及被地区国家的接纳程度,将决定土耳其外交政策调整的限度。与此同时,土耳其也是观察国际格局转变的极佳案例。从某种意义上讲,土耳其在地区领袖争夺中暂时处于领先位置,近期的"卡舒吉事件"进一步强化了土耳其的优势地位,但决定性因素是中东乱局最终将以何种方式尘埃落定。     

驱逐外交官风波凸显土耳其与西方的撕裂

前不久,因西方10国驻土耳其大使集体施压要求土耳其当局释放政治犯奥斯曼·卡瓦拉(Osman Kavala),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此10位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发出了驱逐威胁.此举引发土耳其与西方国家关系新一轮紧张.这场风波虽因双方各退一步暂告平息,但土耳其与西方离心离德、渐行渐远的趋势或难逆转.     

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滞障因素分析

欧盟每次扩大都会增加自身的差异性 ,欧盟希望建设一个超越民族和宗教的多元社会。加入欧盟是土耳其长期的和主要的对外战略目标 ,接纳土耳其入盟也符合欧盟的长远战略利益。但是欧盟认为 ,土耳其目前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距离欧盟的标准还有很大差距 ,土耳其入盟的时机并不成熟。     

吹牛的极致

我所佩服的吹牛家，首推德国的米希豪森。他是一位男爵，生于1702年，在俄国军队服役时，曾和土耳其人打过仗。     

中东强国的战略追求及发展环境探析

沙特、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是当下中东四大强国。沙特谋求的是阿拉伯世界领袖,伊朗和土耳其梦想民族和国家的复兴,以色列则对国家安全最为关切。从国家发展环境来看,以色列最佳,土耳其次之,沙特随后,伊朗最差。     

土耳其大选与埃尔多安的“新时代”

<正>2014年堪称是当代土耳其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安伊高铁"[1]的开通和首次总统直选,彰显了土耳其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重大变化。当选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及其新政府全面推动实现"土耳其梦",正在向人们展现一个不同以往的"新时代"。埃尔多安的胜选及其原因进入21世纪以来,土耳其揭开了"正义与发展党的时代"。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成立于     

埃尔多安的悲剧性选择

正自从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于2002年赢得了第一次大选以来,被政变夺权的梦魇就时时困扰着他,他的担忧可不是空穴来风。当年扎根于土耳其司法和军队高层的极端世俗体制一直都毫不掩饰其对埃尔多安本人及其政治盟友的反感。埃尔多安本人也曾因当众背诵宗教诗歌而入狱,这令他无法在其领导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2002年11月赢得议会选举时立刻就职。2007年时土耳其军方公开发表     

土耳其金融危机的教训

《亚洲时报》2003年9月16日号刊登了美国学者亨利·刘题为《土耳其是如何变得如此之糟的》的文章,认为土耳其近些年来持续的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是受新自由主义误导造成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开出的药方虽然使土耳其金融状况一度得到短暂而虚幻的改善,但最终使之持续恶化,而国际金融资本通过廉价收购土耳其银行和企业,进行金融投机等却一直收获丰厚,看起来,IMF和国际金融资本是合谋。土耳其应驱逐IMF,使央行摆脱所谓的独立性,国家重新控制信贷,以为国内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融资。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的由来与发展

20世纪初期,随着俄国突厥语穆斯林精英移居奥斯曼帝国,泛突厥主义开始在土耳其兴起和发展。此后,它在土耳其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即传入初期的政治化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被工具化和武力化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的全面泛滥阶段,以及苏联解体后向文化领域回归的阶段。当前,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仍有其存在的政治和学术土壤,在土耳其对外经济和文化活动有一定程度的体现,并成为土耳其加强与某些突厥语国家和地区合作的基础。在其他主要突厥语国家和地区中,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也重视泛突厥主义的文化功能,而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则对泛突厥主义持强烈的戒备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