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主义的终结与中国政治的渐进发展

1949年以来,中国政治经历了以权威主义为重要特征的发展阶段。在权威主义时代,领导人个人的意志和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政治发展跌宕起伏,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随着权威主义领导人的离去,中国逐步过渡到后权威主义时代。在后权威主义时代,领导人的政治基础和权力效应相对薄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成为主要趋势。政治的渐进发展将成为检验政治发展健康与否的重要标志。     

俄罗斯学者对中国政治的权威主义与民主问题的认识与思考

转型时期中国经济中的市场关系和政治民主应在强有力政权的领导下稳步向前推进.在改革政策上,首先选择经济改革而不是政治改革作为执政党和政府努力的优先方向,具有特殊的社会文化意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与历史文化差别很大,因此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成为国家民主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中国完全有能力寻找一条既符合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和民族特性,同时又体现其内部极大差异性的政治社会民主化道路.     

浅析台湾的“政治民主化”——兼论“政治民主化”与“台独”的关系

依据西方的民主理论，所谓“政治民主化”的基本含义就是“主权在民”、“民有民治民享”。其具体表现形式包括：人民有言论新闻出版自由、集会结社参政议政权、政党公平竞争、普遍选举制、代议制、司法独立，以及各种各样体现民主、分权和监督制衡精神的，关于政府组织形式与运作方式、人民的权利与义务等的法律规范。本文试以这一理论来检视、分析一下台湾自1987年解除戒严至今，所谓“政治民主化”的表现、存在的问题与挑战及其原因等，进而发表一点浅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主建设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0年12月4—5日,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主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主建设问题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中央编译局、外交部、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及北京大     

对“阿拉伯之春”与中东民主化若干问题的思考北大核心CSSCI

本文选择伊斯兰主义、军人干政、身份政治三个典型问题,分析它们对"阿拉伯之春"的影响。首先,突尼斯和埃及的政治转型表明,伊斯兰主义与民主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伊斯兰主义既可以支持民主,也可以反对民主。其次,军人干政在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异常复杂,对其进行评价应客观具体。就本文选取的三个案例而言,军人干政的形式、程度和作用各不相同:在突尼斯,军队基本未干预民主转型;在埃及,军队对政治转型进行全程干预并且不断变换角色;在也门,军队部落化导致了政治转型碎片化。最后,本文研究了身份政治对阿拉伯国家民主化的复杂影响。在国家内部,身份政治是阿拉伯国家冲突性和竞争性政治的重要认同来源和社会机制。在地区范围内,广泛存在的泛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等政治思潮,导致地区国家基于身份政治决定外交政策甚至干涉他国事务,导致某国的民主进程被外部干预阻断。总之,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异常复杂,不可一概而论。     

伯尼·桑德斯的“民主社会主义”评析

推崇北欧实践、追求多数人的民主、有别于传统社会主义的桑德斯民主社会主义之所以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受到年轻人欢迎,主要是因为年轻人对社会主义的认知逐渐与冷战的历史记忆脱钩,对北欧民主社会主义持积极评价。同时,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导致受影响最大的年轻人愤怒感增强,弥漫起一种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之情,而颇具理想主义情怀的桑德斯所提政纲为渴望真正变革的年轻人找到了愤怒的出口。桑德斯在竞选中极力宣传民主社会主义,虽复苏了平等主义传统,将边缘化议题带入了美国主流政治,还深化和拓展了美国左翼政治,但也面临国内反社会主义、反大政府主义思潮的掣肘,在未来仍将争议不断。     

推进政党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中国共产党干部选拔民主化研究》评介

正中国的现代化是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现代化密不可分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推进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现代化,一定要结合中国独特的政党制度,自觉地将加强党内民主放在重要位置上。由此,推进中国共产党干部选拔民主化,对于助力党内民主进而推进中国现代化都有积极作用。从这一角度看,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选题的原则与途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涉内容十分广泛,选题方向也十分广泛,明确选题原则与途径对于合理选题意义重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选题要坚持政治性、创新性、问题性、民族性、国际性、道德性的原则;选题可以从经典作家的经典著作中来、可以从党中央的重要文件中来、可以在实际生活中发现问题、可以与其他学科结合实现交叉选题。     

“新地区主义”研究不同视角的评析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经济全球化趋势先声夺人,全球化的种种力量推动人类社会加速走向一体化。学者们开始把“全球主义”作为一种实践中的理论形态加以探讨,再也不象当年“罗马俱乐部”提出“全球性总问题”时把它视为杞人忧天的呓语了。不论是鼓与呼还是嘲与恶,“全球化”和“全球主义”都无可改变地进入了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各大门类,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各个流派、各个层面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与此同时,人们又看到,伴随全球化趋势的发展还发生着另外一些似乎是截然相反的历史趋势,那就是“分裂化”或“分散化”的趋势。具体体现为两大方面,一是民族主义的复兴,包括受经济全球化影响而强劲发展的“经济民族主义”,冷战格局解体所释放出来的政治上的“民族分离主     

欧洲化进程中的“逆流”——中东欧的欧洲怀疑主义评析

欧洲怀疑主义是中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政治思潮。它不单纯是国际关系领域的疑欧思潮,而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空箱子,里面可以放一系列不同立场的各种政策。从根源上说,欧洲怀疑主义的出现与中东欧国家的历史和现状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民众和精英对于中东欧国家与西欧国家关系、中东欧政治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现状的一种另类审视。     

“积极和平”对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启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

《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中文版的出版为中国安全研究学者比较全面系统地了解西方国际安全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提供了有益窗口。纵览这一学科发展史不难看出,国际安全研究正从传统的、比较狭窄的战略研究不断走向扩展和深     

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

中国政治研究的诞生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从当代中国史学研究中分离出来,此后经历了一系列概念和方法的转变。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最初是在冷战政治研究的推动下,由一小部分著名的亚洲学家发展起来,包括费正清(John.K.Fairbank)(哈佛)、白鲁恂(Lucian Pye)(麻省理工学     

NGO：国际视野与中国发展

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将“统筹推进城乡社区建设,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作为“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项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海外视域下的中国政治参与研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令海外中国研究者瞩目,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利益多元化推动着中国的政治发展。其中,利益多元化带来的政治参与动机和欲望是否被有效地吸收,海外学者如何看待该问题,如何认识我国政治参与的现状?是进步,还是踏步不前,亦或倒退?本文主要以美、日及欧洲有关国家的学者(包括少     

过程视角与汉译日文社会主义著述研究——基于1903年前后有关文本的考察

汉译日文社会主义著述是日本渠道传播马克恩主义的重要文本载体.当前学界对汉译日文社会主义著述的研究,业已在厘定著述范围、解读著述内容、衡估思想价值、评判学术地位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不过,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当前的研究仍然存在研究方法平面化、学科融通互鉴性不足等欠缺.为了进一步深化对汉译日文社会主义著述的研究...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西方学者的若干观点

由于国际环境、中国政治发展、政治学主流方向等影响因素的变化,西方学者在不同历史阶段对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视角,国家治理视角就是近十多年来颇为重要的一个研究视角。其主要特征是:强调民主能为国家建构和有效治理做些什么?反过来,善治对民主政治发展又具有怎样的意义?受国家治理视角影响,西方学者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从政党—国家民主、基层民主、法治民主、弹性威权主义以及非正式制度的民主化几个层面形成了一些值得深思的看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的重要视角——基于非正式制度的分析

在社会制度体系的构建和运行中,非正式制度具有明显的制度性作用。非正式制度中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意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之间存在着密切相连的互动关系。政治意识形态的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先导,支撑着制度创新的良性发展,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必须注重对传统社会意识的改造,正确处理政治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意识之间的关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融合。     

中国：迈向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两会”感言

刚刚结束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作为全方位展示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平台，是中共十七大之后隆重召开的最重要的政治盛会．     

美国民意看中国六十年——变与不变的趋势分析

在过去60余年中,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基本看法是负面的,但在不断改善之中。这种变化无法与两国关系发展的程度相匹配。导致看法负面的原因主要是两国的社会制度的差异和美国对"中国威胁"的担心。但随着中美两国关系越来越紧密,美国公众对经济竞争的担心逐渐超过对传统安全的担心,美国政府的对华合作政策也得到公众的认同,美国年青一代有可能在未来面对中国时更加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