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案件及其法律解释

法律适用的疑难案件实质上是社会发展引起的新问题、新纠纷,反映了规范与事实之间的永恒张力。疑难案件及其审判是法的生成的机制和途径,判例是法的生成点。疑难案件的法律解释是法律发现和法律论证的结合,体现出创造性和整合性的特点。     

建立我国行政判例法初探

行政立法的滞后已经成为我国目前经济增长、社会变革的严重障碍。成文法与判例法各有利弊,资本主义两大法系逐渐融合,这是对两种法律渊源利弊取舍的理性选择。目前在我国,成文法仍作为唯一法律渊源,判例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应重构我国的行政法律体系,赋予行政判例的法源地位。建立我国行政判例制度会面临重重困难,当然也存在着有利条件。目前,我国急需进行司法改革,提高法官的整体素质,加强行政审判的组织建设,设立我国行政案件的采集和发布机制。     

判例成为我国法律渊源的可能性探微

自英国的皇家法院最早出现"遵循先例"的传统以来,英美法系的判例制度就以其灵活、包容、开放、具体等特点,彰显了生生不息的魅力。受法典法系影响较深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法律制度发展虽日新月异,但由于成文法的固有缺陷(漏洞、空白、滞后)以及法官素质不高等原因,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屡见不鲜,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现有的司法体制进行完善和发展。判例制度在我国有较深的历史文化积淀,新中国成立以后从法院公报到案例指导制度等的法律实践经验,再加上加入WTO后需要与国际接轨的大背景要求,认为我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判例制度是有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论判例在行政法治中的作用

判例是在司法中可供参考借鉴的判决先例 ,具有具体性、灵活性和可比性。行政判例能弥补《行政诉讼法》的缺点 ,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 ,推进立法 ,规范行政执法 ,促进守法 ,树立公众对行政法治的信心。因此 ,我们应赋予典型判例法律效力 ,以进一步发挥它的作用     

论成文法与判例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有机结合

我国是以成文法为主要法律形式的国家,判例一直未成为公认的法律渊源,然而现代司法实践又迫切需要发挥判例的作用,以弥补成文法的不足.基于对当今审判制度改革的关注,本文提出成文法与判例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有机结合的构想,希望借助判例之力,发挥其特有优势,进一步完善司法适用中的规则体系.     

问题解答

问:法和法律、法规是不是一回事? 答:对“法律”一词,一般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从广义上说,法律与法指的是一回事,二者可以互相通用。就狭义而言,法律和法又有区别,法律只是法的渊源之一。我们平常所说的法,包括宪法、法律、法令、行政法规、条例、规章、规则、决定、判例、习惯法等各种成文法和不成文法。     

家庭教育面临的挑战

有效的家庭教育对于青少年们健康成长有着重要意义。一、现实上的困惑 1、社会规范的某些不定性与家长理解上的多层次性。社会规范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如道德规范、法律规范和多种多样的生活规则。这里指的社会规范的某些不定性,含义有二:一是社会规范本身在发生变化。我国不仅是一个多民族的文明古国,又是一个已消灭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目前尚处于社会主     

生产关系范畴的形成与唯物史观的建立

在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生产关系是一个核心的范畴,它与生产力一起构成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运动。所以,探索生产关系范畴的形成过程,对于准确地把握唯物史观创立的历史线索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对于正确认识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和出发点会有所启迪。     

我国司法判例制度的探索、问题与完善

我国没有正式建立司法判例制度,但有关判例制度的实践探索已经展开.在探索的过程中,存在着案例范围不清、效力不明、多元化案例指导模式弱化了指导实效以及行政性案例发展相对不足等问题.主要原因是案例与判例概念上的混同、案例指导制度缺乏整体定位以及没有充分重视行政判例的特殊价值.改进与完善之策在于实现从"案例"指导单轨制到"案例"指导与"判例"援用双轨制的转变,实行"二元案例指导"和"一元判例援用"模式,建立制定法依赖型判例为主导的判例制度,强化行政判例的创制和效力.     

判例教学法对我国卫生法专业案例教学的启示

美国判例教学法为美国培养大批杰出法律职业人才。我国卫生法专业案例教学法存在该教学方法地位不高、案例教学流于形式、教学案例的来源较为混乱、教学机制不成熟等问题。我国应借鉴美国判例教学法的成功经验,应从以下四方面着手建设我国的案例教学法:在教材安排上,应组织编排高质量的案例教材,加强师资力量,合理安排教学过程,以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为主要目标。     

刍议素人裁判对法律形式理性的影响

韦伯的《法律社会学》型构了"在社会中理解法律,在法律中理解社会"的意象。"形式理性的法"与"实质理性的法"是韦伯有关法律最为原创性的思考。韦伯推崇形式理性的法,但对于素人裁判的解构性作用,韦伯并没有一味地否定而是展现出一种辩证的灵活。素人裁判对法律形式理性的影响是显著的。韦伯有关重视法律形式理性的思想对我国法治的深层建构具有规范性的意义。     

法律样式概念的意义及其对中国法制史的解释价值

文化意义上的法律样式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相对静态和绝对动态中社会生活和法律文化在深层结构和表层映象上所形成的法制体系宏观运作和法律实践凝结成的宏观程序.在同一时域下的不同空域,在不同时域的同一空域,判例法、成文法和混合法是可以独立存在的.中国法律样式的过渡和变迁经历了一个否定与融合的过程,是民族传统、文化背景、社会形态、地理环境、法律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了中华法系传统上的相对封闭成长和近代吸收变法的成果和特征.     

儒家法律文化与现代刑事法律思想

现代刑事法律思想与制度中的罪刑均衡原则、刑事判例制度、教育刑论和刑法谦抑性说,与我国儒家文化中的法律思想有诸多暗合之处。这主要体现为孔子、荀子的刑罚适中思想与现代罪刑均衡原则的不谋而合,朱熹的“德礼政刑”思想与现代法律教育刑论的相通性,孔子“不为刑辟”思想与现代刑事判例制度的一致性,朱熹罪疑惟轻思想与现代刑法谦抑性说的内在关联,等等。     

试论法官法解释权的界限

在各国法治发展进程中,从否定法官对法律的最终解释权到普遍承认、接受法官当然享有法律解释权,但法官享有的法解释权并不是完全自由、不受限制的,法官在进行法律解释时到底能走多远?其权利行使应在一定的范围内并在行使过程中要受到法律本身、公共政策、利益、判例等的限制。     

和谐社会道德精神与法治精神的融合

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是和谐社会中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两者属于不同的社会规范体系,但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和谐社会道德精神与法治精神的融合有其规范基础和现实基础,实现道德精神与法治精神融合的途径是多元的,但最主要和首要的是要实现公民社会道德信仰与法律信仰的互通。     

法与法律的区别：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有关论述中,法是社会物质关系中产生的法权关系,是应然性的体现,代表着理想的价值目标;法律是由国家机器等权力机关颁布并实施、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章制度,是实然性的表征,代表已然存在的社会规范。同时,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法和法律在语义、本质、生成发展以及功能作用等方面存在一定区别,对这些区别加以概括并深化认识,有利于更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法学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对“立法万能论”的理性反思

"立法万能论"包含"万事皆需立法"、"万事皆可立法"和"法立则万事吉"三个子命题,然而,从"道德也是一种不可或却的社会规范"、"法的调整范围是有限的"以及"成文法不是无瑕的"三个方面看,法律也不是万能的,"立法万能论"不可取。     

“法德合治”的法治取向

"法德合治"是对中国传统"礼法合治"的扬弃,是对西方"唯法治论"的超越,强调法与德的内在一致性。科学把握"法德合治",一方面,应当认识到"法德合治"是对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涵括:在立法上坚持实质法治优先,把道德规范作为形式规范的前规范;在法律实施上则须坚持形式法治优先,把道德作为解释法律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法德合治"意在表明"德"是理想主义法治和实用主义法治的平衡器,要在理想主义法治与实用主义法治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     

浅析形式法律推理与实质法律推理的统一——以“贾正喜侵权案”为例

大多数法理学家认为,法律推理可分为形式法律推理和实质法律推理,形式推理解决的是前提与结论的逻辑关系,而实质推理解决的是结论的合理性,二者在个案中的结合将体现既"合法"又"合理"的价值追求,这样的判决结果将会真正得到双方当事人的自觉履行,使法律得到当事人及社会公众的尊重。将浅论形式法律推理与实质法律推理的统一,及其在"贾正喜侵权案"中的完美演绎。     

法律变迁因素管窥:马克思与孟德斯鸠的学说比较

对于法律变迁因素的理解,马克思与孟德斯鸠的学说产生了分野。孟德斯鸠"地理决定论",认为"政体的原则""气候性质"与"土壤性质"等13个因素促成了法律的变迁。而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则经历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蜕变,先后认为"人民理性""市民社会"是促成法律变迁的因素。而其成熟时期的"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则基于"经济决定论",主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促成了法律的变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淡化"决定论"的传统思维范式,将马克思与孟德斯鸠的学说加以平衡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