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生态环境的精细化治理:逻辑维度与实践进路

乡村生态环境恶化日渐成为阻滞我国农民追求和实现美好生活的突出问题,创新和完善农村环境治理体制机制相应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议题。破解当前农村治理理念模糊化、治理权责集中化、治理结构碎片化与治理过程粗放化并存的体制困境,应从价值、制度、结构与过程等维度探求农村环境治理的精细化转向,并在推动乡村环境治理的乡民驱动与价值濡染、以基层党组织为桥梁搭建精细化的制度体系、厘清共治主体的职权责与资源功能、打造信息开放共享与互动对话的平台和机制等方面,探索农村环境精细化治理的实践进路。     

协同治理:农村环境治理的方向与路径

协同治理是在对碎片化治理批判基础上形成的全新农村环境治理模式,主张通过政府内部机构间以及政府与社会间的互动合作提升农村环境治理有效性,其中,协调、整合与信任是实现协同治理的关键。随着农村环境治理日趋复杂多变,传统环境治理碎片化呈现出价值理念碎片化、组织结构碎片化与方法体系碎片化等诸多不良状况。协同治理强调资源利用最优化与公益最大化,不仅是化解农村环境治理碎片化的有效工具,也是实现农村环境治理创新的理性选择。农村环境协同治理格局的实现需要塑造协同治理文化理念,构筑农村环境治理信任机制;构建协同治理组织体系,塑造农村环境治理整合机制;搭建协同治理信息共享平台,构筑农村环境治理协调机制。     

地方政府间跨域治理碎片化:问题、根源与解决路径

地方政府间跨域治理碎片化不但无法适应跨域公共事务治理要求,而且增加跨域公共事务治理成本、降低跨域公共事务治理绩效,同时也是引发跨域公共问题发生的重要因素。行政区行政、地方利益之争以及地方官员理念的碎片化都是造成地方政府间跨域治理碎片化产生的重要根源,导致跨域治理中地方主义、各自为战、分割管理、服务裂解等弊端。整体性治理正是针对政府管理实践中日益严重的碎片化问题而提出的一种新型治理模式,因而从价值导向、组织机构、制度体系、协调机制等方面构建跨域整体性治理模式就成为解决地方政府间跨域治理碎片化的有效路径。     

国家治理视域的制度伦理建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为将管制型国家治理中排除的伦理精神和道德规范与制度再度整合,进行制度伦理的建构。制度伦理体系包括治理主体的制度伦理与治理过程的制度伦理。治理主体的制度伦理是一种主观性的制度伦理,强调作为国家治理主体的各级政府组织对自身的内在伦理要求与道德规范,主要体现为制度的责任伦理与制度的公正;治理过程的制度伦理是一种客观性制度伦理,是在治理过程中遵循的制度伦理,包括制度的发展伦理与制度的共享伦理。制度伦理体系的构建既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区域合作中地方利益冲突的治理模式:比较与启示

利益冲突与协调,始终是区域合作与区域一体化的主题。地方利益冲突的治理模式,涵盖治理主体、治理客体与治理机制等内容。根据国内外区域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地方利益冲突的协调模式归纳为科层制、市场机制、社群治理以及网络治理等四种类型。每种模式均有其优缺点,都有独特的生长环境与制度空间,不同治理模式下的治理绩效各异。中国区域合作中的利益协调,属于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与社会共同参与的科层制模式。针对当前区域利益治理模式的存在问题,需要在区域治理方面进行制度创新。     

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的困境与政府的责任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要求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在政策领域合作不断加强。其现实困境是:以政府的体制吸纳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社会治理主体系统,会造成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强势行为,很可能造成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对未来预期的判断力和承受能力的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绝对主导和领导,也会造成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对非营利组织造成挤压。实现国家治理层面的政府与社会治理层面的非营利组织有效合作,必须明确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责任。其责任就是构建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即构建社会信任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公共对话机制、改革非营利组织的登记制度,真正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政府责任实现的公共政策是:构建非营利组织存在与发展的"四维"合法性政策,完善非营利组织运行与发展的资源获取政策。     

我国区域公共治理中政治协调的逻辑

区域公共治理政治协调的逻辑主要是:以区域逐渐增长的利益需求为动力、以体现区域发展价值的制度安排来实现、在冲突和一致中推进区域战略实现。政治协调的内涵主要包括政府职能、经济、社会三个层面。政治协调视域下区域公共治理的路径的选择应考虑:构建区域治理的利益交换和利益补偿政府平台,国家总体配置和调节区域公共治理资源与功能,完善区域公共治理的政策协调体系,建构以均等化为导向的区域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基于政治协调的区域公共治理的问题缘起及其应对

区域经济的发展导致了需要通过政治协调才能解决的区域公共问题的产生和显现:跨地区性公共事务治理失灵,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没有进入区域公共治理的范畴,治理主体的利益差异引发区域公共治理体系的紊乱.区域政治协调的逻辑主要是:以区域逐渐增长的利益需求为动力,通过体现区域发展价值的制度安排来实现,在冲突和一致中推进和完善.政治协调的内涵主要包括政府职能、经济、社会三个层面.政治协调视域下区域公共治理路径的选择应考虑:构建区域治理的利益交换和利益补偿政府平台,国家总体配置和调节区域公共治理资源与功能,完善区域公共治理的政策协调体系,建构以均等化为导向的区域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基层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城市社区治理是一个制度创新、社会重构、工作格局改革的系统工程,有一个培育和发展的过程。通过对深圳一个“村改居”社区的分析,剖析了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要从通过社区利益共同体构建、社区自治组织权威再造、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社区居民参与机制建设等重构社区治理格局,促进社区发展与和谐社区建设,实现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建引领农村韧性治理共同体的构建逻辑与路径

面对日益激增的突发公共风险，构建农村韧性治理共同体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全新的战略支撑。然而，组织体系的紊乱化、利益结构的碎片化与价值取向的抵牾化抑制了农村突发公共风险的有效治理，迫切需要通过党组织建设引领构建农村韧性治理共同体。实践中，党组织能够以高度组织覆盖、统筹协调能力与价值引领能力增强农村韧性治理共同体的组织韧性、利益韧性与价值韧性，强化应急状态下的农村韧性治理能力。为此，党组织应以组织力建设为重点，领导多元主体参与农村韧性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塑造坚实的组织根基。同时，党组织亦需要构筑标准化的韧性治理体系、加强农村社区韧性文化建设、创新农村韧性治理工具等，确保农村韧性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成效。     

跨界治理理论与数字政府建设

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蓬勃发展,助推传统科层式政府向数字化政府转型。数字政府建设与跨界治理模式有着密切的理论联系,二者在价值理念、治理工具、治理结构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引入跨界治理理论模型,从结构、过程、领导三个维度构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行动框架,借助广东数字政府建设的典型案例分析,发掘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现实困局与突破路径。网络时代推动数字政府改革创新,需要重塑组织架构,构建适应数字化转型的政府职责体系;加强制度供给,形成数字政府与数据治理的制度保障;改善运行机制,做好数字政府建设的全流程评价监督;锻造跨界领导,营造协作共享的组织文化与政治生态;创新工具应用,推动颠覆性技术与政府治理深度融合。     

新时代现代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建设研究

新时代现代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建设,必须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新需求,回应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总体战的新启示,解决党政机构综合改革后权责清单制度建设出现的新课题,反映国家治理现代化对权责清单制度建设的新要求。加强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建设,目标是完善现代政府权责清单治理,使权力运行公开为民、法治规范、清单明晰、制度有效。为此,就要采取切实有效的对策措施,推进公共权力公开透明行使,推进权力下放与协同治理,实现权责清单治理对全部公共权力运行的全覆盖,完善权责清单制度体系。     

总体性治理策略：面向复杂社会的城市安全实现逻辑

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体系是维护现代城市安全的根本之策。现代城市面临着来自自然界、物理设施和社会领域的系统风险,风险之间的传导与转化加剧了城市安全的复杂性。实现城市安全愿景不仅需要防范系统性风险,也要增强人的安全感,塑造积极的城市安全文化。当前,城市政府部门业务分割造成了风险管理的碎片化,条块分立造成了城市安全实现的分散化,安全的维护与塑造分隔制约了城市安全的共识形成。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性、系统性的要求,应当转向城市安全的总体性治理策略,更系统全面地进行城市风险管理,解决碎片化的治理逻辑;把城市安全的实现融入城市治理和发展进程,并最终服务于人民利益;培育和塑造城市安全文化,为城市安全共同体的形成奠基。     

国家治理与文化治理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的新命题是：确立文化治理的地位,同步实现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制度保障力量让亿万人民群众在文化发展中获得文化实惠、共享改革开放文化成果,并以更大的热情和主人翁精神积极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国家治理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是单纯的法律及制度建设问题,还包括了观念更新、文化自身改革发展以及文化体制改革等重大问题。     

政策网络治理视域下我国政府养老服务政策内容分析及优化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政府不断调整顶层制度设计,以期解决日趋复杂的养老问题。在制度设计中,养老服务政策成为一个重要议题。目前,我国养老服务政策领域呈现出"政策主体(治理主体)由一元走向多元,治理工具由单一走向复杂,治理结构由科层走向网络,治理机制由命令、管制走向信任与协商"的特征。然而,我国养老服务政策制定与实施仍存在"多元主体资源配置极度不平衡;利益诉求各自为政,缺乏信任机制;治理网络结构处于初建期,主体关系方向单一"等诸多不足。因此,政府在网络治理中,应承担起管理者角色;各利益相关方通过结盟,重新构建网络结构;建立开放的网络空间、形成深度参与机制,引入市场机制,提高政策执行效率。     

论我国地方应急合作的现状及其完善

在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过程中,单个行政主体无法应对和化解跨域性公共危机,跨域合作治理成为必然选择。我国地方应急合作属于全方位、行政主导式的合作模式,其合作创议从"随意"走向"规范",合作过程呈现非完整性特征。在地方应急合作过程中,存在碎片化现象、功能单一、制度不健全和结构体系缺失等问题。为此,要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网络互动的新型合作模式,重视府际合作关系中的利益补偿,完善跨域应急协调机构的组织结构与功能,形成彼此信任关系与合作共治体系。     

市场主体监管治理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市场主体监管低效的原因错综复杂,与现有监管体制机制和监管政策制度有关,但其深层次的原因之一是监管碎片化问题。监管部门在市场主体监管过程中依据自身权责进行分割监管,有时可能出现监管自利行为、失管漏管现象以及执法缝隙和监管盲区。传统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难以规避监管的局限性和碎片化问题,而基于系统方法的复杂巨系统理论通过系统集成为这一问题的破解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有益启示。本研究将巨量市场主体监管作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探索基于复杂巨系统理论的监管治理逻辑以及通过跨业务融合、跨功能集成、跨领域协同破解监管碎片化问题的优化路径。     

跨界治理视角下社会冲突的形成机理与对策研究

传统科层体制的管理模式与社会冲突的跨界特征之间正在形成强大的结构性张力。深入研究社会冲突的跨界特征和形成机理,以实现对社会冲突的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和动态治理,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领域亟待破解的一项重要议题。通过引入跨界治理理论,并运用案例研究方法,笔者发现区域问的公共政策差异、政府部门间的"碎片化"管理、行政体系内信息的纵向控制、利益补偿中市场机制和公民参与的缺失是中国社会冲突形成的重要原因。建立中央政府层面的跨区域利益协商和平衡机制,搭建地方政府间的经常性对话机制,形成层级政府间的授权和信息共享机制,构建跨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合作式治理模式是社会冲突跨界治理的对策。     

县域“城中村”的包容性治理

县域"城中村"隐含社会转型的各类矛盾,其治理难题主要有:社会发展滞后于城镇化进程,村级管理滞后于民主化进程,制度设计与"城中村"管理不相适应,主体缺位制约"城中村"治理,村情复杂影响"城中村"治理。县级政府应当以包容性治理为价值目标,培育多元治理变量,实现"城中村"多元主体共治;转变基层政府职能,实现"城中村"公共服务均等;平衡各方利益分配,实现"城中村"发展成果共享;加强基层文化建设,实现"城中村"文化共兴。     

工会治理的法律规制及路径选择

工会治理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会治理的基本形式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全国总工会为龙头,自上而下依法开展自主治理和协同治理,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和维权服务活动,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工会治理当前面临法律规范滞后、法律适用滞阻和治理能力不强等问题。实现工会治理现代化,必须以法治化为指引,坚守公平正义、法治诚信、遵循经济规律的价值目标,强化法律制度支撑,狠抓法律政策实施,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优化治理方式,全面提升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