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风险治理中的家庭功能研究——基于风险社会的视角

现代风险社会中社会风险的共生与频发,要求风险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与风险治理方式的多样性。家庭作为社会的一个基元细胞,在风险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家庭治理为中心,周延个人与社群的家庭间治理,构建出了新型的"内核——外延"型风险治理模式。     

“能力—风险”视阈下民族群体性事件治理

作为社会治理创新主体的政府既是国家实现善治的有力推手,也是包括民族群体性事件在内的各类群体事件的重要根源。从政府根源来看,民族群体性事件可分为诱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和原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两大类。相应地,其预防和治理路径也有两种选择:一是官员能力治理,即通过提升政府官员的"认知—优先处置—动员"能力,以减少诱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频率;二是社会风险治理,即通过对社会转型过程中"政策—结构—制度—价值"风险追问,推动相应环节的调整、优化、变革与重塑,来降低原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频率。未来,只有从以往相对偏重于政府官员能力治理向两种治理并重的转变,才有望从根本上实现民族群体性事件的有效防范和治理。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模式与路径

城市风险的“超辖区化”特征导致我国属地管理为主的风险防控模式可能陷入失灵困境,建立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是回应这一挑战的必然选择。为此,需要完善关于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顶层设计,探索“综合协调、协同共治、属地管理”的治理体制,设立“综合性协调机构”为主导的组织体系,理顺各类机构的职能关系,构建“发生地为主、波及地为辅”的责任框架。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构建完善的协同机制、沟通机制、评估机制、利益机制和信任机制,以促进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更加规范、持久地运转。     

国家安全治理逻辑转换与治理手段提升——基于风险政治学的考察

新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昭示着国家安全治理逻辑从"维稳"向"维安"转换,具体体现为国家安全治理目标由"国家政权稳定"向"社会整体安全"转换,国家安全治理取向由被动式"防止社会暴乱"向主动式"保护整体安全"转换,国家安全治理目标群体由"弱势群众"向"强势群体"转换,国家安全治理主体由"国家政府"向"社会全体"转换。这种治理逻辑转换要求国家安全治理方式和手段全面提升,由单一性方式向综合性方式提升,替代性方式向自主性方式提升,集中化方式向集成化方式提升,对立性方式向协同性方式提升,从而将新国家安全观落到实处。     

从权利获取到责任承担:治理视域下社会自主性困惑解析及破解北大核心CSSCI

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分离不仅是现代政治生活的基本图景,也造成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难题。现代社会自主性的实现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而在社会自主性中融合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更是这一目标实现的逻辑必然。而当前盛行的以权利获取为径路来实现社会自主性的思维逻辑容易产生以下误区,即国家权利让渡必然导致社会自主性的产生、国家应该在社会自主性的困惑中承担无限责任,这种认识方式无视社会主体的责任承担,体现为以预防国家权利侵略的消极防御性治理方式,彻底将国家和社会对立起来。而在现实性上,权利获取本位下会产生的社会意向的价值流失、社会组织的公共性阙如、集体行动的暴力倾向,造成了社会发展的无序化。以社会主体为分析视角,能揭示出以权利获取为导向的社会自主性实现的困惑,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自主性建设中不能忽视社会主体的责任承担。于此,社会、社会组织、公民三个层面的责任回归,无疑是破解社会自主性困惑的必经之路。     

基层:“权力的最后一公里”

社会的发展,落脚点在个人;国家的治理,立足点在基层。从古至今,治国理政都离不开一个关键词:基层治理。"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是矛盾问题的交汇地。"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一方面,基层干部在工作中承担相当的责任和压力,存在干群矛盾隐患;另一方面,压力型体制的限制让基层治理难度重重,政府维稳与民众维权的矛盾使基层治理常常陷入"双维困境"……     

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国家自主性建设研究——基于“结构—过程”的分析

中国国家自主性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国家治理中的权力配置、产权实施、资源分配、社会调控和意识形态引导五个方面进行落实,并且它们有机互动、互相协调。从"结构—过程"的视角看,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结构性"制度安排与"过程性"制度运行,塑造出国家自主性建设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确保国家自主性处在追求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状态",从而确保国家治理效能处于"强状态"。中国国家自主性的根本特征是从国家治理的制度安排与制度运行形成的"结构—过程"上,实现了党的领导的全面性、国家权力的人民性与国家能力的有效性的有机统一,有力推动了国家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的转化。     

校园暴力问题的风险治理与少年司法模式

从当前不断见诸报端的校园暴力事件及其处置,我们可以发现,在我国校园暴力已渐成为风险治理对象,同时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处于缺位状态,并越来越难以满足不良青少年的教育、矫正需求。尽管在后现代的风险治理面前福利国家理论面临重重危机,但是通观现代世界各国,国家在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状况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因此国家在少年司法体系中自然也需要发挥其基础性社会功能,尽到教育与保护少年的责任。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应当在确立国家责任基础性地位的前提下,采取"司法-福利"的一体化模式,在以保护不良青少年的核心任务之下,适当采取惩罚措施,以应对日渐为民众所关注的风险治理问题。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的国家治理:问题与启示——以2013年H7N9禽流感疫情防控为例

尽管H7N9禽流感事件对比十年前的SARS事件,不管是政府、社会、民众的应对都有长足的进步,但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言,现有的回应性治理大多仍是治标不治本。"双重风险社会"语境下,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与后现代的风险管控同时对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提出了全新挑战,"两步并一步"走的社会现实要求进一步深化国家治理体系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美国“弱耦合型”国家治理模式研究北大核心CSSCI

研究美国国家治理模式对当下中国学界关于"国家治理"理论的讨论颇具意义。从国家与社会的相关关系上考虑,美国国家治理可归结为"弱耦合"型治理模式。此种国家治理模式主要通过三种路径完成构建,即多元国家治理价值体系的认同性作用、复合国家治理权力结构的嵌入性优势、多效国家治理主体能力的渗透性发挥。美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弱耦合"特征首先体现在"耦合"上,其次体现为"弱关系"。"耦合"包括国家治理结构上的耦合和国家与社会间的耦合。弱关系是指在美国国家治理权力结构下,治理主客体之间存在丰富的弱相关关系。最后,美国国家治理模式同时存在难以克服的制度设计悖论,即保护少数人的精英倾向和地方分离趋势。     

组织视角下社会治安领域“灰犀牛”风险分类与应对策略

当前,社会各领域风险事件日益增多,治安领域的“灰犀牛”风险尤其突出,提高社会治安风险治理能力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成为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从组织视角审视社会治安领域“灰犀牛”风险的演化机理,能够发现其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人”或组织上的主观失察或放弃积极应对。据此分析基于“组织失误”的风险分类,包括制度空转型、对策迟滞型、表象掩盖型、极端突变型以及认知受限型5类社会治安“灰犀牛”风险,并由此加强社会治安“灰犀牛”风险治理的精准施策,健全重大风险治理的责任机制,构建多元协同的风险监测体系,有力推动社会治安风险治理能力的提升。     

县域治理现代化的嘉善探索

县域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所在,也是国家治理在地方的探索和实践过程,县域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的县域治理现代化,必须结合我国国情,逐步走出一条符合我国现阶段实际情况的县域治理现代化之路。嘉善作为国家唯一的"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近年来,在县域治理方面积极探索,通过治理体系的构建、治理机制和方法的创新、治理效果的优化,初步形成了县域治理现代化的嘉善样本,为县域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国家自主性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自主性是影响现代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变量。当前中国的国家治理实践中，由于一些领域国家自主性的失衡，导致国家治理体系中出现了治理主体发育不成熟、治理维度间衔接机制不健全、权力运行监督机制不完善等内在问题，还伴随着国家治理能力在规制权力和保障权利、资源再分配、统筹协调及话语传播等方面的不足。展望未来，中国的国家自主性需要在以党建引领培育国家治理主体、以机构改革优化国家治理结构和以数字治理革新国家治理理念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重塑性发展，理顺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     

由“准分权”治理走向整体治理:美好生活构建的制度逻辑

"准分权"治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变革的一个鲜明特点。"准分权"治理在保留中央总体性权力的基础上,通过分权、放权等形式将市场因素吸纳到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之中,为经济增长和有效治理提供了驱动力和稳定器。但同时,"准分权"治理也伴随着粗放增长、地方政府非良性竞争、公共品供给不足等治理碎片化、局部化问题,造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新时代化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在于制度体系建设,其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制度供给问题,更内在的是对"准分权"治理机制的完善与超越。这要求我们要立足于治理的整体主义原则,致力于构建人民中心、党领全局、协调各方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在巩固和扩大基本制度优势的同时,进一步理顺党政、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间的权责利关系。     

风险韧性构建与可持续减灾战略 ——打通农村防灾预警的"最后一公里"

农村防灾预警是风险灾害管理体系的薄弱环节,是社会治理亟待破解的传统难题。目前农村防灾预警仍面临乡村治理体系基础薄弱,防灾预警手段和工具缺乏,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参与机制尚未形成等问题。面向未来,要以构建风险韧性,形成可持续减灾战略为依托,着力培育和激发居民参与灾害治理能力,建立应急管理"高可靠性组织",因地制宜发展应急产业,推动应急工作智能化建设,打通农村防灾预警的"最后一公里"。     

政府数据治理风险及其消解机制研究

政府数据治理改革是大数据、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背景下政府治理改革的新趋势。重视政府数据治理改革,同时关注其背后的风险,是政府数据治理绩效提升的应有之义。数字政府建设与风险消解应成为政府数据治理改革的核心议题。通过文献研究、理论建构、关键成功要素分析(KSF)等方法,解构政府数据治理过程中的风险,为政府数据治理改革的推进创造条件。政府数据治理过程中的风险主要包括决策和领导风险、数据风险、技术风险和数据平台的运维风险等。基于对政府数据治理整体绩效的关照,有必要采取改进措施:优化决策和领导机制,保障组织基础;保证数据质量,优化质量保障体系;提升技术整合能力,完善治理平台;增强数据整合和运营能力,共享治理成果。     

人工智能治理风险和工具的识别与匹配研究——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

人工智能作为一般通用技术的变革意义,决定了人工智能治理风险的普遍性和治理工具的多样性。利益相关方从不同视角展开的治理改革探索,尽管能够局部揭示特定治理风险的内涵,以及特定治理工具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但鲜有研究在整体上勾勒出人工智能治理问题的全貌,以及与之匹配的治理工具体系。考虑到人工智能治理理论发展的不完善,通过理论演绎以构建人工智能风险框架进而发展治理工具的思路存在局限。本文转而聚焦政策实践,基于我国中央政府近年来出台的人工智能治理政策文本的扎根理论分析,识别人工智能治理风险与治理工具体系,并对治理工具能否匹配治理风险展开讨论。本文从风险与工具识别视角做出的分析,不仅有利于人工智能治理实践层面的政策改革与政策评估,也将促进人工智能整体性治理理论框架的建构与完善。     

国家治理中的风险监测与预警 ——以武汉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新发传染病是国家治理中的一种新兴风险,对其监测和预警是一个复杂过程,其中不仅涉及到检测技术水平,更与风险认知、专业地位、法律规定、决策机制、领导担当等多种因素相关。新冠肺炎等传染病属于渐变型危机,虽然在临界点爆发,看似突如其来,但从危机生命周期看,都经历了酝酿期、不断升级和最终爆发的过程。     

弹性政府:风险社会治理中的政府模式

不同的社会条件下,政府模式因社会需求的变化应表现出不同的形态。风险社会所赋予政府的新型责任要求政府改变自身予以回应,这种改变除了范围上的扩张、角色调整之外,在政府模式上也应有相应的变革。弹性政府在组织设置上更具灵活性,在行动中更具自主性并更加注重效率,因此应成为风险社会治理中政府模式的当然选择。当然,弹性政府并非完美无缺,运行中依然存在某些弊病,这需要道德的引导和激励、法律制度的规范与约束予以克服。     

社区治安韧性治理：行动逻辑、能力指向与实现路径

韧性治理是风险时代寻找社会治理有效性的治理理论。将韧性治理引入社区治安治理,适应风险社会的治理逻辑,契合社区警务的内在发展要求,符合新时代多元主体合作的基层协同治理模式。社区治安韧性治理目的是促进韧性能力提升,这些韧性能力包括社区治安的预防力、自治力及学习力。从主体韧性、技术韧性和社会韧性3个层面入手,构建社区治安共同体,夯实组织基础;运用治理技术,提供科技支撑;培育社区社会资本,营造社会环境,促进社区治安韧性能力提升,实现社区治安韧性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