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需要”与“何以可能”

王锐生在《新视野》 (北京)2005年第5期撰文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从哲学的视野追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仍然有追问的必要。这个追问就是:何以需要?何以可能?一、为什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理论是实际生     

地方官为何“怕”内参?

2012年10月,呼和浩特市建委收到假冒"全国思想政治工作委员会(中央)构建和谐社会课题组"的一份"要情通报"。这份材料反映该市在建项目拖欠农民工巨额劳务费情况,并表示:"由于上述事宜涉及政策性强、社会影响面宽,且紧临十八大政治敏感期,课题组暂以《要情通报》形式,首发当地党委政府,且特别补发呼和浩特市建委,二十个工作日后,视情而定作为典型材料上报国家相关部门和领导参阅批示。"在经历了一番批示、联系、疑惑、求证……复杂而折腾的过程后,4月9日,     

“先怕”与“后怕”

某县县委书记告诫该县领导干部,时刻要有“临深履薄”之感。笔者起初还不太理解,为官者至于如此辛苦吗?后翻阅《中国汉语词典》,上面解释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指面临着深渊、脚踏着薄冰,比喻小心谨慎。后渐渐悟得.“临深履薄”其实就是一个“怕”字。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到底“怕”什     

“怕记者”与“记者怕”

某企业的偷漏税行为被一报社记者掌握,这位自律不强的记者以“曝光”相要挟,胁迫其搞点“赞助”,该企业迫于无奈,害怕这位记者的曝光,只得拿钱“消灾”这里、企业的“怕记者”,是因为自己的把柄被记者抓住,只好在记者面前乖乖就范。记者职业的本质是与一切邪恶势力势不两立的。但又正如著名记者范长江所说,“世界上很少有人象新闻记者那样面临更多的诱惑和压迫”、经不住诱惑和压迫的     

项目实施何以“任性”?

正近日,笔者参加了广安市纪委主办的"阳光问廉"直播节目,其中一则案例让人深思:2016年底,广安区财政局拨付某乡100万扶贫项目资金,后由该乡党委书记个人决定,项目实施不列入政务公开内容并违规招标,致使中标单位履行合同不到位,群众栽植的核桃树、葡萄树收益无望。按照法律法规,一定资金规模的政府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程序实施,但一些基层     

“领导”何以不能认错?

有这样一件事。某厂一位副厂长无理辱骂了一位技术员,后者便向厂长反映,而厂长却说,要副厂长认错,那是“不行的”,理由是“他是厂长,你只是技术员”。好一个奇妙的逻辑。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副厂长错了就不能向技术员认错?难道当领导的有了错就可以有“豁免权”,不必认错? “朕即真理”的时代早已过去了,而这一理论之所以在封建社会成力铁则,无非是“朕”有     

“院士”何以成了“特许证”?

在每两年一度的两院院士增选工作进入关键阶段之时,中国的院士制度又遭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质疑:有人说,院士制度造成了对学衔的盲目崇拜也有人说,院士终身制阻碍了科学发展     

毛泽东学何以可能?——关于毛泽东学建构问题的思考

自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毛泽东研究呈现日趋拓展和深化之势。建构中国“毛泽东学”的问题于80年代被人提出并做了一些工作,90年代,这个问题又一次被郑重提出,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1992年11月初召开的全国中青年毛泽东思想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40余位学者,对毛泽东学的建构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探讨。与会代表认为“在毛泽东的故乡,毛泽东思想的发源地,创立完整的‘毛泽东学’学科体系,是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职责”。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问题虽已郑重提出,但直接探讨毛泽东学学科建构问题的科研成果尚十分罕见。这一方面证明研究这一课题之不易,另一方面恐怕还与有些人对这一学科能否建立存有疑虑,即“毛泽东学何以可能”的问题尚需求证。国内的毛泽东研究,一般属于中共党史学科的研究范围,哲学和各门人文     

“三星堆文博”何以出圈?

李白的一句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不仅道尽了蜀道之难,亦点出了古蜀国的神秘莫测。最近,古蜀文明因四川广汉三星堆时隔35年的再次发掘被世界所瞩目,热搜不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甚至推出了《三星堆新发现》直播节目,实时报道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     

铜鼓:毛泽东化险“福地”

<正>奔赴铜鼓策划秋暴1927年8月,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长沙改组湖南省委,策划秋收暴动。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接到中共安源市委关于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力量情况的报告,即于当晚在长沙近郊的沈家大屋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又一次讨论确定暴动的计划。会议最后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和易礼容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并决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本文摘译自1985年澳大利亚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在亚洲》一书。作者尼克·奈特为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现代亚洲研究学院讲师。作者针对西方某些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一问题上的两种模糊认识,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奈特认为,为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必须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去发现社会的特殊规律,正是这种普遍(抽象)规律和特殊(具体)规律的统一,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完整体系。这种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的统一,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才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的。     

毛泽东如何处理“贡品”?

年关时节,按惯例地方官员要进京上贡。贡品本来是中国封建社会遗留下的名词,是指封建专制社会中,地方官员专门供给(进贡)中央统治阶层享用的物资精品,也称之为贡赋。多年来,虽然中央三令五申制止,但是每到年头,地方各级官员仍纷纷携带土特产品赴京进贡,拜访各方神仙,忙得不亦乐乎,跑部钱进的现象难以杜绝。     

“敢”与“怕”

如今,在干部队伍中有一种偏颇的认识,那就是衡量一位领导干部有没有魄力,要看他有没有胆量。敢拼敢打,敢说敢干,敢为天下先无疑是有魄力的表现,甚至于敢吹敢捧,敢欺上瞒下,敢鱼肉百姓,敢贪赃枉法也被定义为有魄力。原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敢”字当头,凭借手中权力,大胆拓展自己的第三产业——卖     

“怕”与“不怕”

有的同志提出在实际工作中,常怕犯错误,担心走了弯路。也许应当说:“这是一种懦弱和胆小的表现,根本要不得”。但是,这未必会使人心服。问题还是需要具体分析,要研究一下,他怕的是什么,担心的是什么,怎样个担心法和怕法。     

“怕”与“不怕”

“怕”字,从心,白声,畏惧之意。“不怕”意即不畏惧。     

“不怕”与“怕”

有位做地方官的朋友,曾颇有感触地对我说:“做个好官跟做个好人一样,既要有所“不怕”,更要有所“怕”。“不怕”,才能直腰杆,秉公正;“怕”,才能尽责任,行正路。经他举一反三地解析后,我便发觉在这似乎有些矛盾的“为官定律”中,有着相辅相成的哲理！仔细想想,我们有的“公仆”之所以最终犯下了愧对党和人民的罪愆,就是因为他们没能正确处理“不怕”与“怕”的关系使然。 所谓“不怕”,就是“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歪风邪气,“不怕”恶权凶势之高压,“不怕”奸佞小人之花招,永葆“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大义大勇,始终保持刚直不阿,秉公明廉的凛凛正气。所     

为官“两怕”

<正>《史记·循吏列传》中有一个“公仪休相鲁而嗜鱼”的故事。说的是春秋时鲁国的宰相公仪休,特别喜欢吃鱼。鲁国的很多人,都争相买鱼送给他,但公仪休却一条都不接受。他的弟弟问他:“你这么喜欢吃鱼,为什么别人送鱼却不要?”公仪休回答:“夫唯嗜鱼,故不受也。夫即受鱼,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将枉于法;枉于法,则免于相;免于相,则虽嗜鱼,此必不能致我鱼,我又不能自给鱼。即无受鱼而不免于相,虽不受     

“怕”的境界

据史载,欧阳修写文章十分认真。有一次,他写了一篇《醉翁亭记》,开头写滁州四面有山,写了几十个字。初稿写好后,他觉得不满意,又反复修改。一连改了几次,最后改定时,只剩下“环滁皆山也“5个字。他的妻子见他改得非常辛苦,便劝他不必自讨苦吃。欧阳修却说:“文章不写好,我怕后生讥笑,更怕给后人留下话柄啊。“ 欧阳修的这种“怕“显然与我们平常说的“怕“     

贪官“十怕”

近年来，随着我国反腐力度的加大，从地方到中央，一批批贪官被清除出干部队伍，有些被判了刑，有些甚至丢了脑袋。这可真是大快人心。透视这些官员的落马过程，我们不难看出，贪官们其实日子也不好过，有些甚至是惶惶不可终日，因为贪官的心中有“十怕”。一怕纪委，纪委无情除邪恶。怕纪委、怕反贪局，所有贪官皆如此。贪官多是由纪委“双规”后，查出其罪行，然后交司法机关处理的。纪委是我们党的专门反腐机构，是贪官污吏的克星，而且纪委一旦抓住贪官的“狐狸尾巴”就不松手，不少的窝案、串案都是在纪委的穷追深挖下破获的。湛江特大…     

杨善洲的“怕”

杨善洲有句名言:"共产党人什么困难也不怕,就怕脱离群众、失掉民心。"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反复品味他的这句话,很有感触。每个人都会有所"怕",也应当有所"怕"。但"怕"什么,反映出一个人的素质和追求,反映出一个人的修养和作风,反映出一个人的思想境界。杨善洲的"怕",是奋斗不息的角色自觉,是为民一生的道德追求,是甘为孺子牛的崇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