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程序、政府数据开放以及风险规制的新课题——第十七届海峡两岸行政法学学术研讨会暨第十二届东亚行政法学会国际学术大会综述

<正>2016年11月12日至14日,第十七届海峡两岸行政法学学术研讨会暨第十二届东亚行政法学会国际学术大会在我国台湾地区高雄顺利召开。本次研讨会由台湾地区行政法学会主办,来自我国大陆地区、台湾地区以及日本和韩国的行政法专家学者共计200余人参会。以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应松年教授为团长的中国大陆代表团一行30余人,赴高雄参加了本次会议。     

在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寻找均衡——兼论改革开放30年行政法制取得的成就

现代社会的政治文明主要有五大特征:即强调个体权利;强调主权在民;强调权力制衡;强调公平分配;强调依法治国。然而,一些执法人员滥用公权力,粗暴侵害公民私权利的事情时有发生。所以,对政治文明的构建而言,对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合理定位显得尤为重要,合理定位公权力与私权利是推进法治化,构建政治文明的重要环节,这不仅能防止权力的滥用和异化,而且能有效保障公民权利。     

行政程序法的构建、运作与行政诉讼外的救济机制——第十届海峡两岸与第八届东亚行政法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08年5月23日至25日,第十届海峡两岸行政法学学术研讨会与第八届东亚行政法学会学术研讨会在台湾相继召开。海峡两岸行政法学学术研讨会,是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行政法学界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每年举办一次;东亚行政法学会学术研讨会由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日本和韩国共同发起,每两年举办一次。     

第七届海峡两岸知识产权学术研讨会在深圳召开

“第七届海峡两岸知识产权学术研讨会”于2008年10月13日-14日在深圳举行。本次会议是深圳市第十届“高新技术产品交易会”的重点内容，由深圳市知识产权研究会和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主办，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台湾政治大学智慧财产研究所、国际技术授权主管总会中华台北分会等单位协办。     

行政组织法与行政复议法的新发展——东亚行政法学会第十一届国际学术大会综述

<正>2014年11月9至10日,东亚行政法学会第十一届国际学术大会在广州市举行。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应松年教授、会长马怀德教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教授、台湾行政法学会理事长刘宗德教授、韩国行政法学会理事长朴正勋教授等来自东亚各国(地区)的行政法专家、学者共160余人参加了大会。会议设置了行政组织法制的完善和行政复议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两个主题,来自东亚各国(地区)的八位学者作了主题报告,数十位专家学者参与了自由讨论。     

行政合同的基础理论与行政程序法的最新发展——第十五届海峡两岸行政法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3年9月14日至15日,第十五届海峡两岸行政法学学术研讨会在历史文化名城宁波市召开。本次研讨会由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主办,由宁波大学法学院、宁波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和奉化市人民政府承办,共有包括来自我国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的110余位行政法学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在开幕式上,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应松年首先回顾了海峡两岸行政法学学术研讨会的成立初衷,并肯定了该研讨会成立16年来对海峡两岸行政法学理论及实务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最后,应松年教授对本次会议的两个选题做了详细解释,并期望本次研讨会能够     

第七届海峡两岸知识产权学术研讨会在深圳隆重召开

由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和深圳市知识产权研究会共同主办的“第七届海峡两岸知识产权学术研讨会”,于2008年10月13日～14日在深圳举行。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张勤、中国知识研究会理事长杨正午、深圳市副市长吕锐锋、广东省知识产权局副局长朱万昌、台湾政治大学智慧财产研究所所     

海峡两岸法学交流新动态——“第七届海峡两岸法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２００1年５月１４日至１５日，由财团法人东吴大学章孝慈先生学术基金会、财团法人薇阁文教公益基金会和东吴大学法学院暨法律学系联合主办的“第七届海峡两岸法学学术研讨会”在台北召开，来自海峡两岸的许多知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此次研讨会涉及内容非常广泛，共分为七个专题，海峡两岸学者就目前存在的许多法律问题共同进行了探讨。现将此次学术研讨会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基础法学之研究 东吴大学法学院成勇裕副教授作了“新世纪法律专业教育兴革之探──从法律专业人才供需之观点谈起”的专题报告，成勇裕副教授在此文…     

宪政、普遍主义与民主——第五届世界宪法大会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国际宪法协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举办的第五届世界宪法大会于 1999年 7月 12日至 16日在荷兰鹿特丹市爱拉摩斯大学举行。来自世界近 40个国家或地区的近 3 0 0名代表出席了此次大会。现将此次大会所讨论的主要问题的有关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一　宪法审判的合法性与民主宪法审判的意义 ,尤其是宪法审判机构在审查议会立法是否合宪中的重要作用已经在实施宪法的实践中得到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认同。但是 ,由特殊法律程序产生的宪法审判机构和宪法法官是否有权来否…     

权利保障与权力制衡——我国刑事审前程序改革的基本思路

在我国,刑事审前程序尚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其含义上也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学界通常采用"大审前程序"的概念,系指人民法院开庭审判前的立案、侦查和审查起诉三大阶段。由于审前程序担负着揭露犯罪、证实犯罪以及为法庭审判提供裁判对象和依据等重要的诉讼功能,从而刑事审前程序的改革成为当前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最重要内容之一。一、问题意识:刑事审前程序改革的动因改革审前程序,首先要搞清楚审前程序究竟存在哪些问题,这就是当前流行的"问题意识"。换句话说,只有先搞清楚审前程序存在的问题,才能明确其改革的方向和     

公权与私权的博弈:行政许可设定的法哲学思考

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博弈现象贯穿于行政许可设定和运行的始终。本文从法哲学的角度 ,分析行政许可设定中公权力与私权利间的博弈现象 ,将这种博弈现象界分为 :行政权与公民权利的博弈 ;立法权与公民权利的博弈 ;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博弈三种 ,并从法哲学的层面透视这一博弈现象的本质 ,提出只有协调好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博弈关系 ,才能早日实现法治政府。     

公物上的权利(力)构成——公法与私法的双重视点

公物是指由政府提供的直接用于公用目的之物,包括公务用公物和公众用公物.公物上的权利(力)关系纵横交错,既包括公法性质上的公物管理权和使用权及其下属权能,也包括私法性质上的物权及其下属权能.两类不同性质的各种权利(力)相互区分,相互交融和作用,共同组成了公物上的权利(力)约束.     

论行政公权的软化与私权的硬化

传统行政法的“管理模式”与“控权模式”已无法面对当今行政权宽泛的自由裁量和自我扩权.政府行政权的正当行使和程序上合法化往往需要通过平衡格局加以实现,即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互动的参与机制形成和谐、合作的行政关系格局.行政许可法与行政强制法所蕴涵的法益焦点表现是在其行政执行制度中所体现政府公权力的软化与私权精神的扩张,从而反映出实现政府公权力与个体私权利的良性监督、制约、互动、衡平、保障其创新发展.     

论私权保护和公共责任观念的建立

在私权保护中,最为重要的是对公民(包括私营企业主)的人格权和财产权的保护.私权保护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重视对公民的精神损伤的修补,将人格权纳入"私权保护"的范围内.在立法上和司法实践中,对于私权的保护应当包括对不同主体的财产权,以及对精神性权利和物质性权利的一视同仁.关注、尊重、平等对待和保护社会中一切成员的人格安全和财产安全,既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国际社会人权理论的重要内容.私权(主要是人格权和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并不意味着个人在享有这项权利时可以舍弃他所应当承担的社会公共责任.在现代社会中,社会或法律对个人所应承担的公共责任提出了新的要求.保护私权的过程也就是建立公共责任观念的过程.目前有必要通过法的形式将公共责任的观念转为公共责任制.一个良好的法治社会一定是私权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同时大多数人也都建立了良好的公共责任观念的社会.     

引言公共利益与私人权益的权衡

我国现代社会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城乡二元结构正在迅速改变,城市化发展加快,住宅私有化基本完成,私有住宅总量增速迅猛;其二是人民生活日益现代化,城乡整体生活社会化进程极快.与城市化和社会化发展同步的,是公路、铁路、机场、码头、公园和公共娱乐场所、体育场馆等公共设施需求日益加大,各类大中型企业应运而生.     

私权平等与身份限制——再审视“公众人物”的人格权

人格权是私人享有的权利,而私人权利又可分为公权利和私权利两个方面。"公众人物"的人格权主要涉及私法与其私权利的一面。"公众人物"的人格权与一般人的人格权并无不同,现有的限制理论均有缺憾。故我们仅需界定人格权本身而无需对其主体进行分类。不必建立"公众人物"法律概念,在人格平等的私法理念下各类主体不应被区别对待。     

Human Rights and Unfair Dismissal: Private Acts in Public Spaces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 termination of employment because of the conduct of the employee in her leisure time, in the light of the right to private life. It explores the impact on the retention of employment of activities taking place outside the workplace and outside working hours, and argues that the approach of UK courts and tribunals, which is based on a primarily spatial conceptualisation of privacy, is flawed. A fresh approach to privacy, resting on the idea of domination, is proposed, which is sensitive to the particularities of th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Considering the fairness enquiry in dismissal, it argues that off‐duty conduct may lead to lawful termination of employment only if there is a clear and present impact or a high likelihood of such impact on business interests; a speculative and marginal danger does not suffice. It further proposes that a particularly meticulous test is appropriate when certain suspect categories, such as the employees' sexual preferences, are at stake.     

Powers and Accountability of Private Police

Substantial growth in private policing has been documented in countr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the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ies for policing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authoriti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blurred and contested during the last three decades. Because private policing is so frequently assessed on the basis of criteria established with respect to the public police, substantial myths have developed about the powers and accountability of private police; specifically, it is commonly asserted that private police have no significant power(s), and are essentially not accountable, in comparison with the public polic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such assertions misrepresent the very substantial coercive power of private police as well as the variety of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they may be held accountable, and also commonly exaggerate the effective accountability of the public police.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a greater appreciation of the actual power and accountability of private police will provide an improved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und public policy with respect to both private and public policing, and with respect to appropriat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rivate and public policing organisations.     

反不正当竞争中知识产权私法与公法保护的协调

反不正当竞争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涉及到权利人的利益、竞争对手的利益及社会公众的利益等诸多利益形式,其法律手段无外乎两种:公法上的手段--国家制裁和私法上的手段--请求权制度.虽然这两种法律保护手段均统一在维护正当之竞争秩序的价值目标之下,但二者毕竟是以不同的利益关系作为保护的首要目标,因此知识产权的私法保护与国家制裁不可偏废,它们共同构成了市场竞争中知识产权的完整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