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视域下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

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作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既肯定社会对国家的决定作用,又承认国家对社会的反作用,并认为维系国家与社会发展及二者关系的基础在于人民群众。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可以为构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与方法指导,启示我们在构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时必须坚持社会力量参与、县乡政府负责和以农民群众为本。     

当代服务型政府社会治理模式的实践转向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社会治理模式的不适应性凸显,需要构建新型社会治理模式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针对后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实践,西方国家借鉴企业治理模式并延展出社会网络治理模式,但却因拘囿于旧的思维框架而缺乏实效性。中国基于自身国情考量,提出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改革目标。然而由于缺乏充足的理论支撑,致使目标与实践脱节。因此,完善面向未来社会治理实践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已成为当前理论研究的重大议题。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生成逻辑与推进路径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我国社会治理领域最新的政策议题,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制度安排。市域处于国家治理的中观层面,具备县域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从现实生成逻辑上看,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现实需要;从理论生成逻辑上看,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必然结果;从制度生成逻辑上看,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市域层面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的客观要求。未来,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可以从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这七个方面入手。     

公共治理对地方立法的启示

胡锦涛总书记在7.23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首次使用了"国家和社会治理"这一提法,赋予了"治理"一词更加丰富的理论意涵和实践色彩。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明确提出"国家和社会治理"这一概念,契合了世界范围内公共     

善治模式的创建与群体性事件的化解

当前关于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存在着一定缺陷和不足,而治理和善治理论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思维与研究范式。治理与善治理论表明,群体性事件的根源在于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与新的社会环境之间的种种不适应而产生的社会张力。防范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药方在于创建社会善治模式,主要策略有:培养公民价值与公共利益至高的价值理念;制定一套共同认可的善治制度规则;推进政府改革,提升善政能力;壮大公民组织,夯实自治能力。     

社会治理的概念辨析及界定: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比较分析

社会治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需要在国家、政府与社会的现实关系中来理解,在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生动实践中来解释。学界现有的融合论、包含论、交差论、独立论等观点为更为准确界定社会治理的概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社会治理包含"自治"和"他治"两个维度,社会治理要通过有效的"他治"来培育"自治",核心社会治理是政府对社会的治理。     

治理理论分析路径的差异与比较

治理在不同的国家社会政治环境有着不同的形态。本文分析了世界银行针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善治;欧洲大陆国家普遍采用的“社会-政治”治理;以美丽为代表的解制型治理,治理的三种形态表明并没有天然可以借鉴的治理模式,中国的治道改革必须从中国的问题出发,在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寻找适合于可以对中国问题具有解释力、可以解决中国问题的政府管理理论。     

主体间性:社会管理持续变迁的一种分析框架

作为对主体性反思与超越的主体间性在社会管理中主要体现为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国外相关社会管理理论中福利国家理论表达了一种国家对市场的控制;新公共管理理论重构了一种市场神话主义,建构起"企业家政府";"第三条道路"理论寻求国家与市场间的综合;治理理论明确提出国家、市场与社会是治理公共事物的合作伙伴。我国社会管理体制中单位制与人民公社体制建构起国家一元化管理;体制转型时期,国家创造出市场这个合作伙伴,社会开始获得一定程度的发育,社会管理开始出现多元主体;社区制中,国家将市场与社会看成合作伙伴,建构起党委、政府、社会与大众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国外社会管理理论与中国社会管理事实都遵循着从国家中心主义向国家、市场与社会多主体治理转变的轨迹。作为一种分析框架的主体间性不仅有助于解释国外社会管理理论演化与国内社会管理体制变迁,而且可将其勾连起来研究,以指导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再建构。     

以治理能力的提升促进社会公正——治理理论视域中的社会公正问题

从公正的角度来看,当前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影响社会公正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的落后,因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升,是实现社会公正的一个重要途径;从治理理论本身来看,治理的一个目标就是公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构建,必然要以公正的价值和公正的制度为基础。在治理视域中观察社会公正,通过治理能力的提升促进社会公正,不失为一种新视角。     

国家治理视阈中的社会权力研究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被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出后,一时成为理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然而,多数研究难逃窠臼,仍然是以俯视的姿态把国家对社会的管理从过多依赖行政命令改变成依靠制度而已,缺乏对社会自身力量培育的关注,忽视了社会作为国家治理视阈中独立权力主体的长期缺席。只有从社会是独立权力主体出发,尊重社会权力的研究,而不是仅仅多了点同情和怜悯的情感,才能正确地界定国家和社会的行为边界,真正形成科学合理有效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     

刍论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

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制是治理中重要的概念和形式,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社会治理的主体、社会领域的问题以及社会治理的价值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我们应以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作为突破口,通过理顺政社关系、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进基层自治和底层参与、创新社会矛盾体制、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构建多中心的治理模式等途径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重要的社会基础。     

政府治理社会模式的转型与创新探析

政府治理模式的成熟和先进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市场的国际竞争力的强弱,影响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而困扰着中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最攸关的难题就是政府治理国家的理念、方式与制度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当前,中国治理社会模式仍面临着许多挑战,主要涉及到政府分别与市场、公司、公民、社会组织及中介机构的关系问题。政府治理社会模式的创新,可以让政府更有效地治理社会,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发挥市场、企业、公民和社会组织及中介组织的作用共同治理社会。这种多维度、多中心、高参与度的治理模式能够缓解政府减弱市场控制以后出现的权力空白,而高参与度意味着政府、市场、公民和社会能够通力合作,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从碎片化到整体性:我国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之路

特大城市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议题。目前,特大城市的社会治理普遍面临治理理念、权力结构、供给方式等多方面的治理"碎片化"问题。面对我国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的"碎片化"困境,可以尝试引入整体性治理理论,重新梳理与整合特大城市社会治理体系的各要素,借助理念与工具的统一来整合社会治理能力;加快组织结构、权力结构与制度结构的转变来优化社会治理结构;完善运行主体、供给方式、服务流程的运作来重构社会治理过程,以有效弥补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碎片化"缺陷,构建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阈下的“治理社会”与“社会治理”——兼论国家治理的最终归宿

社会存在决定治理,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治理。中国社会治理的目的不在于对社会管理技术名词上的革新,即"统治""管理"向"治理"的飞跃,而在于努力实现中国社会稳健发展,维护人民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利益。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和全球化情境下,谋求做到国家、政府"治理社会"向国家、政府和社会共同治理、相互治理转变,将社会治理社会成为国家治理的最终归宿。     

转变政府行政理念构建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

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对我国政府行政理念提出了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由管制向服务转变、敢于承担道德责任、注重与民合作四个方面的要求。顺应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型之要求,我国政府行政理念转变有四条路径：一是坚持以民为本的服务理念;二是坚持公开透明的服务体制;三是坚持科学民主的服务决策方式;四是坚持从严执政的道德责任机制。     

社会性别主流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社会性别主流化于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被联合国确定为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全球战略,要求各国将社会性别观点纳入社会发展各领域的主流。本文在对社会性别主流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探讨的基础上,对新形势下中国协调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战略,促进社会性别平等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行了战略思考。     

突发性公共事件治理模式分化及现代化转型

随着我国“国家-社会”关系的变迁，政府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方式实现了由管理到治理的飞跃。目前，我国形成了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和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目前，我国突发性公共事件治理三大模式的实践表现都未能满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因此明确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强化政府主导下“一核多维”的治理框架、推动多属性治理的法治化，能够推动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明确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加强公私协同关系的制度化建设、实现公私主体在协同关系上的情感嵌入是实现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现代化转型的路径。明确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强化社会主体的自治能力、促进与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的衔接，能够实现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     

实现社会治理模式转换的现实路径

当前,以政府作为唯一主体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陷入了明显的治理困境,因而迫切需要实现社会治理的模式转换,即从政府行政管控走向多元合作治理,以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然而目前实现这一模式转换尚存在诸多障碍:政府管控思维难以转变,公众诉求表达渠道不畅,社会组织发育不良,公民参与水平较低等。因此,必须尽快转变政府治理思维方式,畅通公众诉求表达渠道,拓宽社会组织自治空间,加快公民社会建设步伐。     

人治与法治——构建和谐社会的抉择

人治与法治，这是人类为克服自身缺陷而采取的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就二者本身而言，并无优劣好坏之分，是对立统一的关系，问题在于通过什么样的治理模式能达到善治。人治伴随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并与人类社会共始终。而法治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与国家共存亡。人治（低级）——法治——人治（高级）这是人类文明演进的一般规律。但是，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第三部门与治理理论

治理理论的特征是国家权力向社会回归,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治理理论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着制约与依赖关系,而第三部门不但可以促进社会资本重建,也能成为政府治理与社会资本的中介,因此,要不断发展第三部门,丰富社会资本,达到政府治理的最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