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契约观的公司财务治理研究

在现代企业中,公司治理的核心在于财务治理.从契约角度来看,财务治理主要是通过一系列财务契约工具来解决公司治理中的代理问题.财务治理本质上是一种契约治理.无论是债务融资契约还是股权融资契约都具有一定的财务治理效应.在债务和股权两种契约工具并存时,财务治理模式具有相机治理特征.     

精准扶贫中造假行为的成因及治理

在精准扶贫中少数地方政府存在造假行为。从博弈论视角分析这些地方政府造假成功的原因,首先是由于中央政府许诺贫困地区脱贫后,原来扶贫政策措施不改变,导致这些地区地方政府造假时能取得当地贫困农户的配合;其次是因为第三方评估机构作为中央政府委托代理人,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出现了逆向选择,接受了地方政府的收买,容忍和接受了地方政府的造假行为。治理建议主要有:从有利于反腐败的角度看,贫困地区脱贫时中央政府应取消这些地区原来的扶贫政策和措施;对贫困户实行权利和机会的扶贫;实行低保和贫困标准"两线"统一,以免给地方政府造假留下制度空间,同时,建立系统全面、分类的救助制度;要采用市场、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对一些贫困地区地方政府和第三方评估机构之间的交易行为进行治理;要加大力度建设透明政府。     

“另类造假”需警惕

当前,产品造假存在假厂家、假地址、假商标等行为,这些“造假”在严厉的打假之风下,收敛不少。然而,另一种造假也需警惕。 假选举:名义上是民主选举、公开选举,实际上却用各种手段拉选票; 假处分:因为决策失误造成了重大损失,上面     

基于公司治理的企业财务核心能力影响因素分析

财务核心能力的形成依赖于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性。影响企业财务核心能力的因素很多，财务战略是配置财务资源、实施整合财务能力的基本纲领，财务资源是形成财务能力的物质基础。而财务能力是在利用财务资源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时财务能力也在不断地合理化地配置财务资源。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不但可以加速企业财务核心能力的形成，而且可以提升财务资源转化为财务能力及企业整合基本财务能力的效率。     

对政府治理假冒伪劣商品问题的博弈分析

从混合策略纳什均衡的角度来看,我国假冒伪劣商品泛滥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对各级失职打假人员的治理不力。当然,对造假者惩罚过轻,以及行政体制改革滞后等都会影响治理假冒伪劣商品问题的效果。打击造假活动,根除假冒伪劣商品是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效运转的关键。为此,必须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立科学的行政评价体系,加大对造假音的惩处力度,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打假中的作用。     

“数字造假”的根源及治理

近段时间,关于"数字造假"的报道和评论屡见媒体,起因一是源于国家统计局马建堂局长先后四次公开强调预防和严惩统计数据造假行为,并表示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是统计领域最大的腐败;二是源于国家统计局先后对重庆市永川区、山西省河津市、甘肃省玉门市涉嫌违反统计法,干预企业独立真实上报统计数据案例进行公开曝光. "数字造假"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屡禁不止的顽症.应该说,目前在某些地方和部门"数字造假"仍普遍存在,甚至相当严重,致使统计的目的在一些干部那里被扭曲,数字统计成了某些入获得好处的工具,统计数据成了一些地方和领导干部显耀政绩的标签.     

公共治理评价指标:国际组织的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

公共治理评价是公共治理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和考量善治实现程度的有效手段,评价指标体系是否科学、有效,是治理评价能否达到预期目的的关键.     

中国概念股危机带给我们的启示

面对中国概念股这一场危机,最迫切的追问当然是要问:这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一问题也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综合起来,大概有五种说法,第一种最直观的,即部分中国公司财务造假,"空麻袋背米",以反向收购为手段上市圈钱,蓄意欺诈,事情暴露,遂酿成诚信危机。这一情况作为事实,已经无可否认,但是这一分析对资本市场的运作逻辑并未涉及,需要与其他因素结合起来分析。第二种分析视角     

和谐治理的道德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出现和积累了各种不和谐的社会矛盾与冲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容回避的就是要解决这些社会矛盾和冲突.不同社会治理模式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方式存在着很大差异.当前我国应当选择"和谐治理"这一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型社会治理方式.以德治国与和谐治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是通过治理理念和治理手段等方面来实现的.和谐治理能否得到落实,起关键作用的是行政人员.只有行政人员以德行政,才能实现和谐治理的目标.和谐治理对行政人员提出了如下基本的道德要求:公正、仁爱、宽容、求实、节制.     

对财务控制的重新认识和定位

财务控制是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需要对财务控制重新认识和定位。在现代企业中 ,财务控制的主体应是公司董事会 ,财务控制的目标应是企业价值最大化 ,财务控制的实现方式应是一系列激励措施与约束手段的统一 ,财务控制的实施内容需要创新。财务控制在财务管理体系中应处于核心地位。     

论整体性治理的本土化制度创新——一个基于行政生态的框架性考量

整体性治理是一种新型的行政观和行政方法论的统一,其实质是为应对外部行政生态的新发展,并基于对传统官僚制治理模式和新公共管理模武的深刻反思,对政府内部治理资源配置优化的制度性再调整.要实现整体性治理的本土化制度创新,必须对我国的现实行政生态有清晰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可以遵循"外部行政生态--理念--权力--职能机构--手段"的改革路径,逐步推进整体性治理的本土化制度创新.     

社会冲突治理手段及其提升

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存在着大量的社会冲突。社会冲突的治理手段可分为信息沟通、权力整合及利益协调三种类型,其提升的主要趋势呈现为从简单到复杂、从封闭到开放、从一元迈向多元、从局内转向局外。社会冲突治理手段提升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承担着解决社会冲突的责任,因此存在着寻找并利用更有效率治理手段的内在动力;治理手段的提升是社会问题倒逼的结果;信息技术是一柄双刃剑,是影响治理手段提升以及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变量;治理手段的提升也是社会价值演进的结果。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吸纳功能与机制研究

政治吸纳是实现有效政治统治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种基本策略,在促进民族国家建构、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维护政治稳定的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政治吸纳是与政治排斥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统治者为了获致和维系政治统治合法性而通过建立制度机制,采取各种方法和手段把特定的社会群体及其成员纳入到主流政治生活之中的活动.研究政治吸纳的功能和机制,对强化国家政治认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探索——基于作为新解释范式的社会资本视角

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过程中,理性选择范武和新制度主义范式等都未能完全地诠释城市社区治理绩效.而社会资本的解释范武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探索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作为社会资本核心要义的信任、规范和网络与城市社区治理存在密切的内在逻辑关系.因此,培育城市社区中的信任和互惠规范、建立公民参与网络成为生产我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重要目标和手段.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以广西为例

经过系统调研,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广西的社会治理创新在群众利益维护创新机制、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创新机制、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创新机制、公共安全创新机制、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创新机制、公共服务创新机制和群众团体、社会组织和行业协会参与社会治理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从治理理念创新、治理主体创新、治理机制创新和治理手段创新四个方面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公司治理视角下的内部控制问题研究——基于内部会计控制的探索

内部控制系统的运行效果与公司治理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表象看.各大公司信息失真及其财务丑闻的迭出无不与内部控制弱化有关.但更深的研究发现.内部控制系统的局限性不仅要依靠内部控制系统本身的完善.更要依赖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内部控制系统局限性的克服,不能仅仅依靠内部控制机制本身的完善,还必须依赖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运行.     

日本政府在发展循环经济中的作用

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循环经济的推广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支持,同时也对政府治理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即由行政主导向法治主导转换,由单一管制手段向多种手段并用转换,由一元治理结构向多元治理结构转换,而在这些方面邻国日本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将在阐述日本循环经济的法律体系、政策体系以及社会各部门间伙伴关系的基础之上,探讨政府在推动循环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基于平衡记分卡的生态环境治理评价

平衡计分卡是一种先进的绩效评估工具,它从财务、顾客、内部流程和学习与成长四个维度,将企业的战略目标转化为一套系统的绩效评估指标。在生态环境治理中引入平衡计分卡,结合生态环境治理的战略愿景与特征,进行适当的修正和重构,可从生态环境治理的意识维度、客户维度、管理流程以及学习与发展等四个维度,建构合理、有效的生态环境治理评价框架和指标体系,促进生态系统的良性动态平衡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     

基层社会乡情治理的问题与路径——基于公共领域视角

情感治理逐渐被纳入中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的视野之中,成为治愈情感或者用情感治愈的手段和方式。乡情治理在县域基层中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借助"老乡"的情感文化黏性,扩充了技术治理形态的有机体,是现代治理形态的调和剂。乡情治理在公共领域中通过机制构建能够达到理想形态,网络技术手段充分扩展了作用机制的运作方式。乡村社会面临的空心化、情感差异化和虚拟化呼唤乡情治理,是情感治理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一种可实践治理形态。     

邓小平国家治理思想简论

邓小平国家治理思想内涵丰富,重点回答了由谁治理和怎样治理两大基本问题,有力地推进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国家治理的主体向度上,他强调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实行党政职能分开,调动地方、企业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国家治理的方式向度上,他强调不搞运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靠制度治理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的国家治理思想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仍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启示:党的领导是实施有效国家治理的根本保证;发挥各治理主体的作用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标志;克服"运动式治理"是建立现代国家治理的前提;民主和法制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主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