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体的包容性——亚里士多德政体思想新探

亚里士多德的政体概念在内涵上相当于当代"国体和政体"这两个概念的总和。亚里士多德的政体思想对柏拉图的政体思想既有吸取,又有推进。立基于柏拉图的政体思想,亚里士多德从政体及其亚种的具体类型、政体亚种之间的变更,以及政体的自我保全能力这三方面阐述和展现了他的"政体包容性"思想。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包容性"思想对于我们有效应对当代国体/政体安全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和现实参照价值。     

论西塞罗的共和思想——共和国的基石：混合均衡政体、公民和法

西塞罗的政治思想主要是基于罗马共和国自身的历史对混合政体的解释和对自然法的坚持,通过对他政体理论和自然法理论的解读,考察西塞罗论证如何来保持共和国的稳定。     

极端与中庸的摩擦理想与现实的取舍——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政体观之比较

作为古希腊历史上两位著名的思想家，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均对古希腊的政体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体观。两者在政体的分类、政体治理的模式及混合政体的具体实施上都有不同的见解。相比而言，柏拉图比较理想，而亚里士多德则更为务实。两者的政体观奠定了后世政治思想的基础，且均对后世的政治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柏拉图政体理论的影响史简述

政体理论是西方政治和法律思想的华彩乐章，给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制度和理想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其中，柏拉图的政体理论在西方政体理论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可谓西方政体理论的奠基人，并对后世西方的政体理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通过分析亚里士多德以降至卢梭的重要政体理论家们与柏拉图“显白”和“隐微”的对话，本文力图对这一影响史进行简要的勾勒，从而澄清柏拉图政体理论的思想史意义。     

从君主专制到民主共和制--霍布斯、孟德斯鸠、卢梭政体思想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 ,各个时代的政治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 ,根据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对政体作了探讨。霍布斯作为近代的第一个政治思想家 ,其政治理论包括他的政体学说完全摆脱了伦理、道德和宗教的束缚 ,并且从主权的意义上阐述了政体思想 ,深化了亚里士多德等古代政治思想家的政体思想。作为启蒙思想家的杰出代表 ,孟德斯鸠又详细论述了政体学说 ,提出了各种政体的原则 ,规定了各种政体的性质 ,并且探讨了各种政体和法律的关系 ,指出 :“政体的原则对法律有最大的影响”。认为政体的优劣决定一个国家法律的性质 ,极大地丰富了政体学说…     

柏拉图:法治政体类型学的始创

柏拉图在《国家篇》中提出并论证了"哲人政体",并在《政治家篇》里延续了对"真正的政制"的思考。但是,正是《政治家篇》将法治视为划分政体类型的一个基本标准,形成了关于法治政体的思想,从而开创了西方法政思想史上的法治政体类型学。而在《法篇》、《米诺斯》以及第七、八封书信中,柏拉图一方面进一步提升了法治的地位和意义,另一方面阐释了"混合政体"的主张与设想。柏拉图始创的法治政体类型学和"混合政体"思想,奠定了西方法治政体思想的基础。     

探寻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

“法的精神”是孟德斯鸩对法律可以与之相关的各种要素的一个分析，是一个关系的概念，它对政体建构、政治自由和社会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孟德斯鸠“法的精神”中的法治思想、自由观、权力的分立与制衡等理念对我国当下仍具有重大的启蒙与指导意义。     

关于柏拉图论理想政体与军队逻辑关系的评析

柏拉图认为政体和军队的基本逻辑关系是军政一体,军队隶属于政体并为政体服务,政治和军事都是为了维护政体的长期稳定和发展而存在的实践活动。柏拉图的论述凸显了军队在实践层面无法抹去的阶级属性和政治色彩,军队必须突出独立性,军队成员及其精神的培养要深入到国民教育中去,并建立完整的培养体系。     

从《论法的精神》看孟德斯鸠对中国法律的认识

孟德斯鸠最有影响著作自是《论法的精神》,其中大量文字是对中国法律的评述 ,在很大程度上把握了中国传统法律的一些基本特征。孟德斯鸠论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原因 ,在于中外交流的频繁 ,对外来文化的借鉴 ,更出于其自身理论架构的需要。其对中国法律的阐述不仅影响外国人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看法 ,也影响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观感     

论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共和国”思想发展的四个阶段

以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国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采取何种政体,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人类既有理论成果并总结当时工人运动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对该问题作了科学说明,形成他们关于“社会共和国”的思想。本文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历经四个阶段的发展,从而使无产阶级建立“社会共和国”的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明晰起来。     

以执政方式的转变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一个世纪以前 ,中国问题的政治解决乃是出于对西方侵略的回应。与这种外源式变革不同的是 ,当前中国政治体制的变革则主要是出于中国社会自身。转型时期中国政治生态的变化以及既有体制供给的不足 ,是继续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合理性所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遵循民主、法治、效能之基本政体原则。而执政方式的转变是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关键。在执政改革中逐步深化各项改革 ,俾使良好政体在中国最终得到实现     

政体建设优先于社会建设——论政治社会学视阈中的和谐社会建设路径

和谐社会是人类对正义的良序社会的理想追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社会学理论对此作出了深刻的阐释，认为社会不和谐源于社会利益分化和政体的变质或制度安排不当，但关键在于后者；因此解决社会不和谐问题，建设和谐社会，就要从社会建设和政体建设着手，但后者必须优先于前者。据此，中国现在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就要优先进行以强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政体建设，而后才能顺利开展必要的社会建设。     

略论孙中山的政体设计方案及其失败之源

孙中山的政体设计是其民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一生致力于民主共和的追求,在革命的两个阶段,提出了两套国家政体设计方案,但是都被历史残酷地否定了。他的悲剧之源不在于其政体设计本身,而在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政党没有成长为成熟有力的政党,以建立强大的政府,来扼制住中国的政治衰败,从而推动这些方案的实施。     

现代转型中的礼法新说与治体论传统北大核心CSSCI

严复的西学译介透露出治体论语言和思维的系统性影响,以"治制"对接西学中的政体,同时显示出政制化、法治化作为主导逻辑成为现代政治思维的重心。这导致了治体论的概念重塑和理论重组,治道与治人的比重大为降低,制度和组织维度得以强化。礼作为治理模式被吸纳到君主政体之中且居于次要地位。政体论经由严复和梁启超的启蒙学术奠定了现代地位,而治体论则在他们的晚期立国思维中生机再现,《先秦政治思想史》的礼法重估蕴涵了共和谏言的丰富启示。钱穆顺其遗绪将礼法新说和治体论推至新境,始于以法治为中心的政体论阐发,归于推重礼治而反思法治,并确立了以礼治涵括法治的立国主导取向。治体论传统在现代转型以来为先贤阐发礼法新说提供了思想脉络和资源,有助于再思国家治理传统及其秩序机理,从而形成兼具传统智慧和现代活力的中国政治学话语。     

试论我国政体的本土资源

政体作为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其形成和建设受到地域资源的影响。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形成,受着本土资源的影响,它包括从古到今的有关政体设计和建设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中所实行的政治制度。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政治建设

本文认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政体方面尚未形成一套充分体现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形式，政体的具体制度同国体还有不相适应的一面，这是我国民主政治自身存在的矛盾。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逐步解决这一矛盾，是我国十几年来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重大进展。民主政治建设具有紧迫性和长期性，是我们面临的特殊矛盾。这一矛盾，决定了既要坚持不懈地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又必须有领导、有步骤地从办得到的事情做起。改变“以党代政”的方式，以发展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     

中共四代领导人关于国体和政体运行的基本理论

毛泽东创造性地将国家的实质和国家的形式分别概述为国体和政体 ,对其一般含义与我国国体和政体的特殊含义、运行的辩证关系与根本要求等作了开拓性阐发 ,这些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的基本理论与基本主张 ,被采纳到我国现行宪法之中 ,形成了对我国国体和政体比较稳定和完备的表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不同历史时期 ,对我国国体和政体运行的基本理论作了同毛泽东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深入阐发与理论升华。     

法国式半总统制政体与其政治文化的溯源分析

法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路径依赖和特点,其之所以形成迄今较为稳定的半总统制政体,根本上是由于法兰西特有的政治文化作用的结果。法兰西政治文化具有多元、对抗、激进的特征。文章试图阐释法国式半总统制政体、政治文化与法兰西民族精神之间的内在关联,即正是基于法兰西的民族精神,才产生了法兰西特有的政治文化,从而形成了法国式半总统制政体。本文认为,由法国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国民思想根源以及法兰西民族的性格三方面力量综合作用所形成的法兰西的民族精神是法国式半总统制政体政治文化的根源。     

从政治文化看民初政体的失败

任何一种政治结构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政治文化的支撑,民国初年的政体也受到这一规律的制约.民初民主政体失败的教训证明了民主的实现决非仅凭民主政体的简单移植,它还需要广大民众的民主意识的支撑.只有实现了民主的政治文化与民主政体互相支持,民主制度才能稳定发展.     

西方现代自由民主制的困境与出路——施特劳斯基于古典“最佳政体”观超越自由主义视野的反思

现代自由民主制一直推动着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但它由于“道德中立”原则的困境与“公共之善”的缺失而在人性观与道德观上暴露出一种“现实主义”的危机。对此，列奥·施特劳斯指出，对现代自由民主制的批判必须要找到一个“超越自由主义的视野”，即古典政治哲学中的“最佳政体”观念。古典意义上的“最佳政体”观具有一种宏大的“整全”意涵，它立足于一种高贵的人类生活方式，并试图在实现人类优异性、完满性与德性的目的指引下提供一种良善的制度安排，培育出理想的公民和杰出的政治家。因而，它能帮助我们重新审视现代自由民主制以庸俗的人类平等和个人权利为前提的理论基础、以抽象的个人自由与异质的个体幸福为归宿的政体目的、以私人利益为主导的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以搁置人的个性发展而单靠制度建设来推进政治成功的政体理念，从而为我们解决由公共精神的陨落和道德基础的覆陷而引发的自由民主制的困境与危机提供一个可能性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