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二孩”：生育政策调整的社会影响前瞻

“单独二孩”生育政策是一种使所有独生子女在生育方面都受益的政策,同时它还承担着开始调整我国人口的生育率、改变我国人口总体结构的任务。提前开展对新生育政策社会后果的研究,可以为实践中避免和减少政策带来的副作用提供理论的和经验的支持。除了人口学方面的内容外,政策调整对城乡家庭和年轻夫妇生命历程的冲击、可能形成的“人口同期群”的影响、以及为走向“全面二孩”提供政策准备等都是值得提前关注的内容。     

“单独二孩”与生育政策的继续调整完善

顺应人口形势转变的需要,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较之于立即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单独二孩”政策更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更有利于实现人口规模均衡与人口结构均衡的有机统一。由于“单独二孩”政策不足以充分改善年龄结构、增加劳动力数量,在此基础上全面放开二孩是继续推进生育政策调整完善的未来方向。但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决不能过度放大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作用,仅仅依靠生育政策调整完善无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需要配套实施其他人口政策。     

谁愿生“三孩”：已育两孩青年的“三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

研究通过对江苏青年发展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当前三孩生育意愿不甚乐观,且存在城乡趋同、男女分化的特征。综合比较可知,已育两孩的青年应是促进三孩生育最为重要的目标群体。研究对2260名已育两孩城乡青年的三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展开了进一步的探讨,发现成本—收益是他们考虑是否生育三孩的重要判别条件,同时生命历程中的生育体验尤其是既有两孩的性别构成以及家庭互动中的压力和教育冲突也有可能影响三孩生育意愿。因此,在后续生育政策的制定和完善中,应优先化解已育两孩家庭特别是其中女性的实际生育困境,从而最大程度地激发其生育潜力并培育引导新的生育文化和生育样态。     

全面两孩生育政策对女性的影响及其对策

全面两孩生育政策在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将会给女性健康、就业、家庭经济、家庭关系、扶幼等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政府和社会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给生育二孩的妇女和家庭提供必要的帮助。     

试论单独二胎政策评估的作用

公共政策评估是指特定的评估主体根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通过考察政策过程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对政策的效果、效能及价值所进行的检测、评价和判断。对政策实施的方案,执行,结果进行评估,从而指导政策的实施,消除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梗阻因素,具有深层次的意义。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外发布,其中提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标志着"单独二孩"政策将正式实施。对这一从无到有的政策的科学评估将对执行过程中明确政策执行主体,完善执行方案方法,以及对执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梗阻因素及解决方法的构思起到重要作用。     

“全面二孩”政策下成都市构建家庭支持体系的思考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和家庭结构的转变,家庭福利政策体系的不完备与家庭日益增多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文章论述了家庭支持体系的理论背景及国内外的探索实践,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与完善成都市家庭公共服务制度的政策建议。     

全面二孩政策下女性就业歧视问题辨析

社会分工影响了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和地位,孕育子女是女性不可规避的责任和义务.全面二孩政策在给予女性再生育权利的同时,现今没有充分证据表明其因此遭受更多的就业歧视,女性就业中性别歧视与性别优待并存.辩证地看待全面二孩政策与女性的工作,积极营造平衡女性工作与生活的家庭发展政策尤为重要.     

儿童照顾模式对全面二孩政策效果的制约及其应对——基于广东省城镇家庭数据的分析

2016年起国家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全国及广东相继出台了配套措施,可是对提高生育率的作用十分有限,制约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效果。基于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广东省城镇家庭样本数据,以及2015—2017年对广州市家庭深度访谈,发现广东儿童照顾主要依靠家庭解决,社会照顾体系缺失,导致在二孩政策下,家庭的照顾资源压力增加,直接影响着女性的生育意愿。由此,结合其他国家儿童照顾政策改革思路及中国地方探索实践,有必要为有0—3岁儿童的普通家庭建立福利混合型儿童照顾政策体系,支持家庭的照顾功能,帮助女性平衡工作与育儿,以切实提高育龄夫妻的生育意愿,实现国家人口均衡发展。     

"二孩"还是"三孩","允许"还是"提倡"?——国家生育政策调整的目标解读与认识转变

两项二孩生育政策在育龄人口生育子女数量上的具体目标并不明确.面对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以及近年来全国人口出生状况的客观现实,应及时厘清"全面两孩"政策在育龄人口生育子女数量上的具体目标,并将政策的提法和态度由目前的"允许"生两个转变为"提倡"生两个.在思想认识上,要正确看待目前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现状,改变以往控制人口政策下形成的思维定势,特别是要认识到现在不仅"物不是",而且"人已非".同时,在放开三孩政策开始实施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提升人口出生率,应将重点放在支持和鼓励育龄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上.     

二孩政策下女性就业权的法律保护

随着我国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我国适龄女性面临的就业压力将越来越大.在影响女性就业的因素中,立法不完善、法治不健全仍是一大根本原因.目前,我国女性就业还面临诸多法律障碍,必须予以克服.国外在以法律手段保障女性就业方面有一些有益的做法,值得关注.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女性就业现状,从法律角度加强对女性就业权的保护势在必行.     

“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下女性基本权利的保障——基于性别公正的视角

计划生育政策一胎化产生的负面效应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多地关注经济因素而忽视性别公正造成的。为了扭转计划生育强制的一胎化造成的人口结构以及超低生育率问题,我国继双独二孩和单独二孩政策后又实行了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但全面二孩政策需要从性别公正的视角来认识,为了确保女性基本权利与生育政策积极效应的正向相关性,应该加大陪产假制度供给、健全全面二孩政策公共服务体系以及完善全面二孩的相关法律救济制度。     

全面二孩政策下陕西城镇居民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2016年国家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与其他省份类似的是陕西城镇居民二孩生育率没有达到预期水平。由于各省级区划具体情况不同,对陕西省城镇居民响应二孩政策不积极的原因须做实证性分析研究。为此,笔者对陕西省汉中市、铜川市、神木市城镇居民进行抽样问卷调查并走访了政府计生部门,发现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包括年龄、性别、精力、经济以及生育观念变化等。针对这些影响因素,可通过降低生育成本、提高医疗水平、完善产假制度、增加教育投入、减少育龄夫妇家庭顾虑等对策,提高陕西省城镇二孩生育率。     

高职单独招生政策执行情况的调查报告

高职单独招生是在国家宏观政策框架下,由招生院校自主组织的一种入学考试制度.为了解当前高职单独招生政策执行情况,评估政策目标达到程度,课题组对全国39所试点院校进行调研,认为当前我国高职单独招生政策的影响不断扩大,分层选拔的政策目标初步达成,系统化选拔录取模式基本形成;但是仍然存在考试成本高,考试方式和培养方式的“职业性和应用性”不强,行政部门监管力度不大的问题,建议完善招生考试的内容和方法,建立适合单独招生学生人才特点的培养模式和健全考试保障机制.     

单独二胎政策对劳动参与率影响研究──不同家庭结构下的对比

不同家庭结构下子女个数对育龄群体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是不同的,这在性别和户籍两个方面表现尤为明显。因此要重视不同育龄群体的差异,制定出符合本地区特征的单独二胎政策,以提高育龄群体的劳动参与率。     

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实行单独招生政策建议

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 改革开放以来,高等职业教育实现了全面快速发展,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然而,目前,高等职业教育的地位还没有真正确立,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现行的招生考试制度制约与阻碍着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文中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现状出发,力求以高等职业院校实行单独招生考试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推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为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制订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宏观政策提供参考.     

“宽严相济”视野下对少数民族“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反思

民族问题在全球化进程中已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重大问题。历史上形成的“少捕、少杀,处理上一般从宽”的少数民族刑事政策有其相当的合理性,是正确处理国家内部民族问题的重要政策,体现了对少数民族的人文关怀和司法宽容,在实践中得到了各族人民的认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这项刑事政策也有其历史局限性,新形势下,应当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基石,关注“两少一宽”政策的刑事法律化,丰富少数民族刑事政策的内涵,充分发挥各少数民族固有资源在控制犯罪中的作用。     

生不生二孩?城市一孩育龄人群生育抉择及影响因素

论文基于对全国12城市1487名符合二孩生育条件者的调查数据,描述了一孩育龄人群提出二孩生育申请的状况,并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符合条件者中,只有14%的人提出了二孩生育申请。与未申请者相比,申请者中女性年龄主体相对年轻,其现有一孩的年龄相对较小,其中女孩的比例相对较高。未提出申请者中,不想生二孩的比例只有55%左右;想生育二孩是符合条件者提出二孩生育申请的最主要原因。而对现有子女数不满意、妻子年龄相对年轻、第一孩为女孩、生活在非中心大城市、双方祖辈对其生二孩的愿望强、丈夫的文化程度高等因素,都会增加符合条件人群提出二孩生育申请的可能性。研究的结论对于分析和预测全面二孩政策下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抉择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青年通婚圈与“二孩生育”相关吗?

论文针对现有研究关于通婚圈与“二孩生育”政策间关系的结论,从论证逻辑和经验证据两方面进行了质疑.作者指出,原文论证的大前提并不可靠、小前提也不成立,因而无法推断出研究结论.同时,作者还指出了原文在文献引用和统计表格方面所存在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