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永明体”与“沈宋体”论析汉语格律诗的发展

中国格律诗的发展,是从消极摸索向积极规律演进。本文通过考察永明体与沈宋体的代表作家作品,发现在篇制和用韵上,永明体为防止八病而进行的创作实践有限,沈宋体时期诗学声律的运用趋于完备。齐梁以来诗歌与音乐分离,永明体无可供吟唱之说,沈宋体则能合乐而歌。这是唐朝兴礼乐的效应,也与沈期作为协律郎职事有关。由此,从永明体到沈宋体,划出一个完满的圆,得之环中,超乎象外。     

茅于轼与赵燕玲的风雨人生路

1953年春，24岁的茅于轼走进苏州一条巷子的63号门。一位姑娘缓步迎来，眼含情，眉带笑，素雅灵动。茅于轼被眼前的绝色镇住了。这姑娘名叫赵燕玲，出身富商之家，19岁，是助产学校的学生。自幼饱读诗书的茅于轼文质彬彬，和整天围着赵燕玲转的老师同学不一样，那沉稳和淡定是令她欢喜的。     

阅读，与经典同行

何为经典：需要具备影响力、历史性和广泛性三个因素。 起阅读经典，首先就会碰到哪些作品可以成为经典这个问题。其实，所谓“经典”并没有定论。     

病变、中兴和衰毁:《汉书》展示的帝国历程与其基本维度

一《汉书》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和最凝聚的史著之一。它伟大,至少在于它以系统的多篇"纪"、"传"和"志",在近两个世纪以后决定性地巩固了司马迁《史记》开创的纪传体撰史方式。它凝聚,指的是它不似《史记》那般纵贯数千年地"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即前104至101年武帝太初年间"至雍获白麟"),或者说主要从公元前11世纪西周初年开始,直至伴随汉武帝去世告终的汉帝国初期。与之相反,《汉书》集中于西汉这单独一个大朝代,甚至——就作     

一个军妓引发的国难

公元785年,唐德宗准备封大臣张延赏为宰相,在拜相诏令即将下发之时,当时的“天下第一名将”李晟跳出来反对,言辞激烈,德宗只得作罢。     

创新，中国人的软肋

中国历史上最具创新精神的时代有三：一是春秋战国，一是魏晋南北朝，一是民国。春秋时代百家争鸣自不消说，魏晋时期出现过最好的书法《兰亭序》、最好的文论《文心雕龙》、最好的文选《昭明太子文选》、最好的数学家祖冲之，民国年间则是贯通中西的大师辈出。细细琢磨这三个时代，我们会发现一个微妙的特点，它们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一统”格局，     

一个人与一座城市——《哈尔滨市老领导传略》总序

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历史是人物的历史,人物是历史的人物。同样,一座城市的历史就是由众多的人物构成的。一部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之所以能够流传     

现实社会主义应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

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是与资本主义“历时态”的理想社会主义,它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经济文化落后国家首先实现的社会主义是与资本主义“共时态”的现实社会主义,它不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而是前共产主义形态的社会主义,它应当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当其超过资本主义时,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把现实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独立社会形态有助于警惕右倾、防止“左”倾,加深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解。有助于克服信仰危机,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历史的因果性与历史学的因果性

历史哲学的两大思潮———历史决定论和历史进化论分别因非自洽性和违背历史事实而成为过眼烟云。历史与历史学具有截然不同的因果性。历史总是由时间顺序在后的大数量级的事件把以前的互不相干的事件联系起来 ,这是一种反向因果性。历史学则按认识论原则和物理时间排序确定因果性。因此 ,历史学在本质上与历史分道扬镳。历史学的多元化是打破历史统治的有效方法。当前 ,以物质为动力的史学、以精神为动力的史学和以社会结构特征为动力的史学皆非终极真理。历史和史学文本之间的张力将引起史学的一场新的革命。     

刘封，一个“赝品儿子”的悲剧

《三国演义》以描写战争著称,在争夺汉中战斗中,刘备让刘封出阵。曹操大怒,泼妇骂街道：“卖履小儿,常使假子拒敌!吾若唤黄须儿来,汝假子为肉泥矣!”刘封大怒,挺枪骤马,冲向曹操。曹操所谓黄须儿,即曹操的儿子——历史上著名将军曹彰,凭战胜攻取之功,被封为任城王。多年后,唐朝李渊之侄李道宗骁勇善战,李渊也非常高兴,道：“此我李...     

安东尼奥尼，一个纪录片导演的中国式颤栗

洋人永远搞不懂的中国政治 事情必须从我们的主流报章上的文章谈起。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评论员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随即,全周掀起批判浪潮——其实,对这部近4小时的长篇纪录片,国内99％以上的工人、农民、士兵几乎不可能看得到,更不知道安东尼奥尼是何方“牛鬼蛇神”。     

论社会主义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运用马克思的三大理论为社会主义定位

社会主义是一个劳动力的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的历史性的世界性的协调发展的二重性的社会.是既区别于资本主义(二者都是私有制),又区别于共产主义(二者都是公有制)的特殊的过渡的形态.用马克思的社会"五形态"论来衡量,它就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承上(私)启下(公)的社会形态.我们要从一个完整的社会形态的总体考虑中来设计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战略.     

百年历史，百年传承——记孙中山与中国大学

孙中山一生重视教育,认为“教育为立国之本,振兴之道,不可少缓”,主张“立学校以育人才”。北京是孙中山的一个重要纪念地。中山公园、铁狮子胡同、湖广会馆与孙中山之间的关系为世人所知。     

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思考--兼论党建研究方法论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始终是党的建设的总题目.这个总题目的含义有两层党的根本性质,党的历史特点.这两层含义是密切联系的.邓小平在1965年的一次谈话中就指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这不仅是我们这一代的问题,也是下一代、再下一代的问题.一个国家的革命,核心的问题是党.有了一个好党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否则,胜利就靠不住."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这个问题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而是要随着实践的发展,特别是革命和建设阶段的推移,不断探索.我们应当用发展的眼光和辩证的方法,结合党的建设的实际来研究这个问题.     

价值的内在矛盾:理解历史的规律性和目的性的一个新视角

如何理解历史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产生、统一及其相互关系,这是近二十年来学术界探讨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探索我国现代化道路过程中,必须作出正确回答的问题。以价值为视角,揭示价值的内在矛盾及其外在表现,为我们正确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和中介。     

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大问题——党对新中国基本国情判断的历史经验

正确判断现阶段我国基本国情是关乎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建国以来,我们党在拨乱反正中对新中国基本国情再认识,创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改革开放以来,善于运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观察和分析变化着的经济社会全局,不断深化和拓展社会主义中国基本国情的认识。加强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研究和教育,是一项带根本性的思想理论建设。     

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历史与逻辑北大核心

习近平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重要论断,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结合”思想的全新认识,是推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的指导方针。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有着积累演进的历史过程。“一个结合”是“两个结合”的前提基础,“两个结合”是“一个结合”的拓展深化,两次结合共同致力于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两个结合”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要以认清和把握中国发展具体实际为立足点,以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切入点,以坚定不移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落脚点,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一个人的存在就要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人类

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周建人同志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周建人同志1888年11月12日出生于浙江绍兴．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他于194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高教部副部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浙江省省长、民进中央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科学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第一个50年

无论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国际工人运动史,还是从人物编年史上看,从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是科学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极其重要的时期。本文分析了这一时期四个阶段中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代表作及其理论贡献,总结了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和启示。从中得出两点重要的结论:科学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第一个50年是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50年;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中国语境下社会权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共荣共存

社会权保障与经济发展具有内在的辩证关系,二者体现出一种相互制约且相互促进的互动逻辑。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社会权保障的相对疏漏,导致我国社会权短缺现象较为严重,由此阻碍了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此,坚持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观,并以此为基础来完善我国的社会权保障体制,是实现中国语境下社会权保障与经济发展共荣共存的思路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