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和巴西现代化

1930年开启的巴西现代化进程是巴西崛起的关键,而中产阶级则是其中的重要推动力量.本文首先分析了巴西中产阶级形成的四种动力,即技术革新和工业化、城市化、官僚机构的扩张,以及公共教育的扩大.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巴西的现代化进程中,中产阶级虽有其政治态度不稳定的一面,但并非完全是一种破坏和阻碍性的力量.相反,中产阶级在推动和扩大巴西的政治和社会参与、促进公共教育改革,以及实现国家的公共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的结论是,中产阶级既是巴西现代化的产物,也是巴西现代化的推动者.     

中产阶级与市民社会和民主化──东南亚中产阶级兴起及其影响探析

本文通过社会学的角度对东南亚中产阶级存在现状进行分析考察，认为伴随着东南亚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些国家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中产阶级力量的发展壮大，这一变化促进了东南亚国家市民社会的发展。他们逐渐在政治上具有了一定的表现要求和能力，要求社会更加民主化。现阶段主要表现为各种非政府组织（ＮＧＯ）崛起，这推动了社会民主化进程向更高层次发展，但是由于东南亚中产阶级力量弱小和自身局限以及政府、传统政治文化影响，决定了东南亚国家民主化发展进程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的发展历程。     

东南亚地区穆斯林中产阶级群体的崛起及影响

在东南亚地区,伊斯兰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宗教,该地区每个国家境内都存在大量的穆斯林人口,穆斯林占整个地区人口近40%。以穆斯林为主体民族的国家有3个:印度尼西亚(2.1亿人口中90%以上为穆斯林人口)、马来西亚、文莱;其他则是穆斯林为少数民族的国家:菲律宾有500万穆斯林,泰国300~400万,缅甸300万,新加坡60万,柬埔寨至少50万。过去数十年,东南亚各国经历着巨大的政治、经济、社会变革,穆斯林中产阶级崛起,成为各国一支重要的政治、社会力量,并对这些国家的社会、政治现实带来深远的影响。一、穆斯林中产阶级在东南亚崛起20世纪初到中叶,随着…     

马来中产阶级与马来西亚非政府组织关系探讨

在马来西亚，中产阶级作为一支有影响力的力量主要形成于二战后，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实施后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马来中产阶级参与到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本文在分析现代马来中产阶级产生原因和过程的基础上，选取巴生流域（Klang Valley），省城哥打吝鲁（Kota Bharu）和瓜拉丁加奴（Kuala Terengganu）3地的马来中产阶级对消费、环保、职业、居民和宗教这5类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情况为重点分析对象。研究发现，马来中产阶级参与宗教、居民和职业组织的比例高于其他组织。几乎有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参与宗教和居民组织；五分之一参与了职业组织；参与其他组织，如消费者组织和环保组织的比例比较低。在大城市和省城，马来中产阶级对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也有差别。     

印度中产阶级面面观

印度社会中存在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它对印度的社会稳定、经济持续的健康的发展、精神文明保持和建设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拟就印度中产阶级的状况、地位和作用及作者访印期间对中产阶级的所见所闻谈些看法。一、印度存在一个中产阶级国际上研究印度的学者中,指出印度社会经济生活中已出现一个中产阶级的不乏其人。比如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在轰动世界论坛的《变化了的世界经济》论文中就曾描绘过印度的中产阶级。本人在《九十年代印度经济前景》一文中也曾论及过印度中产阶级。陈     

俄罗斯中产阶级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2011年年底抗议运动爆发以后，中产阶级正式登上俄罗斯历史舞台，但现有文献侧重考察其社会政治影响，对于中产阶级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及其途径缺乏实证分析。本文利用俄罗斯纵向调查数据（RLMS），采用全球绝对标准测算出俄罗斯1994～2012年八个区域的中产阶级规模，在此基础上实证考察了俄罗斯中产阶级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俄罗斯中产阶级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正向联系，并且，中产阶级比重的上升对于扩大消费以及增加投资均有显著促进作用。研究还发现，尽管中产阶级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截至目前尚难被看成是推动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富人因其强大的经济能力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在投资分析中得到了证实。     

泰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定位

对许多观察家来说,1992年激烈的“五月”事件象征着中产阶级在泰国政治中拥有越来越大的势力(见Anek的著作,日期不详)。随着泰国市民社会的最终出现,泰国政治似乎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见格林的著作,1988年)。尽管有许多抗议者在这次事件中死去,但观察家对于泰国政治变得更为自由的可能性仍抱着乐观的态度。 同样,对于许多研究泰国工人阶级政治的人来说,1992年的事件进一步证实了泰国工人阶级政治意识的缺乏和力量的薄弱。尽管泰国工会已合法存在了近20年,尽管它有一些有限的权利,尽管20世纪80年代工会人数迅速增加,但是人们注意到在1992年五月街头抗议中,“工会因没有参与此事而引人注目”(见Sungsidh和Pasukd的著作,1993年a第35页)。这     

非政府国际组织发展现状

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简称NGO)主要是相对于政府组织而言,在国际社会,非政府组织相对于政府间国际组织(Intergovernment Organization,简称IGO)而言。非政府组织的兴起是20世纪后期重要的政治和社会现象之一,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兴起则是20世纪后期国际社会的重要现象之一。NGO在国际舞台上正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NGO在许多国际组织和     

俄罗斯中产阶级概述

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随着社会结构重组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中产阶级。他们的收入介于俄罗斯新贵和贫穷的俄罗斯人之间，与西方的中产阶级既有相似之处，又存在着差异。他们的独特品质反映了今日俄罗斯的社会、政治、心理面貌。为了建立真正的公民社会，俄罗斯国家和社会应该采取相应措施，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巩固和促进中产阶级的发展。     

人民安全视角下政府供给范式的服务转型

人民安全是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尺。从人的安全视角来看,人民安全是政治市场中的公共产品。就需求侧而言,呈现为生存、生活与自由三个基本需求维度;就供给侧而言,包括作为一种政府范式的制度供给和作为公共产品的具体服务供给两个层次,且制度范式的变化为产品供给的变化提供方向、保障与路径。根据安全供给框架中政策支持与资源汲取程度的不同排列组合,可将其分为主导型、无为型、掠夺型和服务型四种政府供给范式,并呈现出各自的供给效率与序列偏好。其中,掠夺型与主导型政府基于对政治安全的价值考虑,对治理能力、安全状态与公众感知三者关系的理解存在特定偏好,在安全治理体系中倾向于构建“能力＞状态＞感受”的供给秩序。在此情境下,人民安全供给的前置条件是政治安全的保障。在服务型政府的行动逻辑下,人民安全不再内嵌于政治安全之中,而是成为政治安全的逻辑起点与本体内容。人民安全需求的有效满足有赖于政府行为偏好“由掠夺向主导再至服务”的范式转变。这一历史进程意味着人民安全的供给主体、供给策略与供给方式的结构化转型。     

新普京时代:危机征候与治理选择

两次选举后的俄罗斯呈现出四类危机的诸多征候.民众信任危机的背后是中产阶级的危机,而这与国家发展危机具有密切的关联性.追根溯源,在民众信任危机、中产阶级危机和国家发展危机诸多征候的背后,是普京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出现危机的征兆.原有的刚性威权主义政体适用于后苏联社会和能源经济,即普京所言的“发展的后苏联阶段”,但无法托举俄罗斯如井喷般的公民社会诉求和国家经济向更高层次的拔升,即国家“发展的新阶段”.依据普京总统竞选纲领中的诸多主张,结合其履新以来的政策运作,参照政治发展的一般性逻辑和普京每每在遭遇危机时主动求变的现实,新普京时代或将在稳定的前提下寻求新的治理选择.     

论转型时期俄罗斯公民社会：兴起、现状与展望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进入转型时期。转型时期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社会思潮的多元化,成为俄罗斯公民社会兴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非政府组织作用有限、中产阶级不成熟、公民政治参与意识淡漠。推进俄罗斯公民社会的对策有：大力培育中产阶级、培育公民文化、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发展市场经济同时重视解决社会问题。俄罗斯公民社会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对其培育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     

美国学者奇尔科特谈全球化

中国学术界熟知的美国政治经济学家罗纳德·奇尔科特(Ronald H．Chicote)教授最近完成的两部新作——《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批判的范式: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日前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中译本.3月21日,在这……     

解析印度尼西亚的中产阶级

一、印尼中产阶级的概念界定1992年印尼学术界对本国社会阶级的定义和功能的探讨成为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学者和政策分析家都承认印尼存在着社会层次分明的事实,讨论了社会阶级可以按照种族、经济、宗教或者政治术语来进行区分,但是很难确定一个上     

严肃看待“特朗普现象”的正面意义

在2016年这个大选年当中,美国政治、社会风起云涌.特朗普、桑德斯等非传统候选人异军突起;民粹主义、反精英、反智情绪大行其道;长期被认为是“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的全球化受到质疑;族裔矛盾与警民冲突叠加引发多起枪支暴力事件.当前的美国呈现出一种“高能”状态. 一、美国面临“真问题”.对于此次大选折射出的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学术界及舆论媒体已有较为全面的分析与描述.粗略说来,美国社会面临着贫富差距拉大、中产阶级缩水、白人中下阶层“被剥夺感”强烈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一些美国选民认为国家的政治层面无所作为,因而产生了强烈的“愤怒”感.对美国面临的问题,看几个数字即可有一个更直观、具体的理解.     

大国竞争、政治极化与拜登政府“服务中产阶级”政策进展

“服务中产阶级”政策是拜登政府的执政重点,其政策框架包括社会政策议程、国内经济政策议程以及国际经济政策议程。“服务中产阶级”政策的进展,反映了美国未来的政策走向,影响深远。当前,大国竞争与政治极化是美国政治生态的最重要特征,影响并塑造着美国的内外政策。一般而言,一项政策的大国竞争属性越强,面临的政治极化影响就越小,两党在该项政策上就越可能达成共识;一项政策大国竞争属性越弱,面临的政治极化影响就越大,两党在该项政策上就越不可能达成共识。社会政策议程大国竞争属性弱,面临的政治极化影响大,进展寥寥;国内经济政策议程大国竞争属性中等,面临的政治极化影响中等,推进艰难,但有一定进展;国际经济政策议程大国竞争属性强,面临的政治极化影响小,进展顺利。     

1987－1996年泰国的政治和经济大致相同？

一些分析家认为,1987-1996年间泰国由于政治势力转变为新的政治参与者阶级而出现了新的政治思想和行动方式。据说这些新的政治参与者的性质与早期的政治参与者不同。与过去普遍的惟利是图(这使选民们对选举漠不关心和使政治精英受到鄙视)形成对照,新的一代据说更加献身于民主政体、法治和国家人民的长期需要。被视为最能代表这个变化的是,以中产阶级为核心的绝大多数公众反对1992年5月非选举产生的总理,Suchinda     

拉美中产阶级政党的困境:以墨西哥国家行动党为例

中产阶级政党的发展与其阶级基础和政治立场等因素有关。拉美中产阶级政党在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中崭露头角,但在近年来普遍面临发展困境。本文以墨西哥国家行动党为案例探讨这种困境的成因,对该党内部派系斗争、社会基础等因素进行历史分析。作为持中右立场的中产阶级政党,墨西哥国家行动党长期面临两大制约。一是来自右翼势力的渗透,导致该党政治定位出现摇摆,从中间立场向右翼摆动,党内长期分裂,党政不和。二是狭隘的阶级基础所造成的地域局限性。国家行动党的主要力量集中在中小企业发达的北部地区,难以成长为全国性大党和国会中的多数党。在这两种制约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国家行动党选举竞争力不强、执政能力低下,始终无法建立广泛而稳定的群众基础,陷入发展困境。结合阿根廷激进公民联盟和哥斯达黎加民族解放党的类似情况,本文认为拉美国家中产阶级政党普遍面临相似的困境。能否突破这些结构性制约,是拉美中产阶级政党发展面临的挑战。     

拉美中产阶级的贫困化(1982～2002年):表现与动因

20世纪80年代初,拉关债务危机爆发。这不仅终结了该地区经济长期增长的局面,也逆转了中产阶级稳定扩张的势头。随后为解决危机而采取的一系列结构性调整政策,导致公共部门萎缩、失业率增加、收入减少和生活水平下降。中产阶级亦未能避免危机的冲击,经济和社会地位大幅下滑,甚至因此陷入了"新贫困"。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不仅没有改变经济颓势,反而加剧了贫困和不平等,中产阶级也进一步受到挤压。由于工薪收入是中产阶级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中产阶级的贫困化主要源于失业、就业不足和就业质量下降。这种情势给拉美国家的社会政策提出了严重挑战,即如何在继续保持针对传统穷人的减贫政策的同时,注重满足中产阶级的新需求,建立一种包容中产阶级的新政策。     

中产阶级：和谐社会的中坚力量

中产阶级的典型生活 李强自己都不清楚从什么时候知道“中产阶级”这个说法的，只是这种说法盛行后，他就被身边的人划分到了中产阶级里面，而且，他觉得自己够得上中产阶级的标准。工作15年，刚满38岁，在跨国公司做中高层，税后年薪35万，妻子在大学教书，收入稳定，一个在夫妻俩自己眼中无比聪明伶俐的6岁孩子，一辆帕萨特轿车，还有一套150平方米的三居室房子。每月还房贷6000元后，其他都是净收入。这是各种社会调查和报刊生活方式版面最常举出的中产阶级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