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塔什干讲话＂到＂海参崴讲话＂——中苏关系正常化历程（上）

众所周知．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是1989年5月16日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和到访的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共同宣布的．然而．回顾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历程．还要从勃列日涅夫说起．他于1982年发表了著名的呼吁改善中苏关系的“塔什干讲话”．开启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大门。让我们来还原这段历史——     

邓小平“回暖”中苏关系始末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对世界范围内的战与和问题作出了新的判断，决定改变总体外交战略。在大体上理顺了中关关系之后．提出要缓和并改善中苏关系。但是如何才能使相互对抗已20年的两个国家重修旧好呢？邓小平运筹帷幄，经过10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实现了中苏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邓小平：妙手走活中苏关系这盘棋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对世界范围内的战与和问题作出了新的判断，决定改变总体外交战略，在大体上理顺了中美关系之后，提出要缓和并改善中苏关系。但是如何才能使两个相互对抗已20年的国家重修旧好呢？邓小平以一代伟人的聪明和才智运筹帷幄，经过10年的努力，终于实现了中苏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邓小平与中苏关系正常化

中国改革开放的头十年，正好是中苏关系正常化经历酝酿——实施——实现的十年。我作为外交部主管司——苏欧司的副处长、副司级参赞，亲历了这一正常化的全过程。“中苏关系正常化”七个字，与“邓小平”这三个字是紧密相连的，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密不可分的。     

美国的对中对苏战略与20世纪70年代的三国关系

20世纪70年代,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几次调整其对中对苏战略,形成了由"一压一和"到"双和"再到"和中抗苏"的变化轨迹。受其影响,中苏关系呈持续对抗状态但避免了大战,且两国在严峻的武力对峙态势下也酝酿、积蓄着改善关系的积极因素。美国制定外交政策的战略基点在于如何从中苏关系的现状中渔利,这就决定了美中关系的正常化在20世纪70年代迟迟得不到实现,既使在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后也仍是在低谷中徘徊。     

1989年戈氏访华留下的外交遗憾

前苏联最高领导人访华，有两次最引人注目：一次是1959年赫鲁晓夫访华；另一次则是30年后的戈尔巴乔夫访华。赫鲁晓夫的访问标志着中苏关系由“蜜月”期逐步走向破裂，而戈尔巴乔夫的访问则是中苏经历了10年沦战、10年武装对抗、10年谈判之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因此，戈氏的访问在当时显得尤为重要。     

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侧记

前苏联最高领导人访华，有两次最引人注目：一次是1959年赫鲁晓夫访华；另一次则是30年后的戈尔巴乔夫访华。赫鲁晓夫的访问标志着中苏关系由“蜜月”期逐步走向破裂，而戈尔巴乔大的访问则是中苏经历了10年论战、10年武装对抗、10年谈判之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因此，戈氏的访问在当时显得尤为重要。     

中越关系的困境与重构:一个方法论的思考

越南是我国的重要邻国,两国关系有深厚的文化历史渊源和现实发展需要。两国关系自1991年正常化以来发展迅速,这得益于两国领导人将两国关系不断提升。至2008年,两国关系已有"十六字方针""四好关系"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支柱。然而,过去几年来,两国关系也出现了下滑和波动。借助建构主义、不对称理论以及正在形成中的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深入分析中越关系的深刻内涵和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时代因素和现代科技,构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型中越关系,是值得中越两国学者共同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由航母舰载机解析中国对俄军购

近来俄罗斯出于战略考虑和经济危机冲击,又提出对华战机销售问题,两国谈判据称已取得新进展。中国在航空工业有重大突破时,外购还会做哪些选择呢？俄罗斯对华的军机贸易是中苏关系正常化后两国最大的武器交易,     

中俄高层交往秘闻

打上"历史性"印记的邓、戈会见1989年5月中旬,戈尔巴乔夫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双重身份,对我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中苏关系恶化了一二十年后,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作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标志,被媒体称为"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此前,中苏两国外长进行了互访,为这次访问进行准备。1988年12月2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戈尔巴     

“二五”时期苏联援华成套设备项目谈判及执行情况

二五时期,继一五时期的156项工程后,苏联又向中国援助了132个成套设备项目。这些项目,主要是通过中苏两国政府代表团谈判并签署协定确定的。由于受中苏关系恶化等因素的影响,它们的执行情况并不好,完成或基本完成的项目很少,保留下的项目不多,个别项目作了调整,大部分项目被撤销。这些项目因签订于中国大跃进期间,其规模结构明显带有大跃进的痕迹。它们与一五时期苏联援华项目一起,为中国工业化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周恩来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中巴关系根本改善的奠基性贡献

在冷战的世界格局下,整个20世纪50年代,中巴关系一直处于不冷不热的境况。60年代初期,两国关系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善。周恩来反对巴基斯坦加入西方阵营,同时主张和巴基斯坦进行友好交往;在印巴之间存在争议的克什米尔问题上,他坚持公正立场;在中巴边界谈判问题上,他采取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方法,妥善解决了两国之间的边界问题。周恩来的这些做法赢得了巴基斯坦的信任和友谊,为60年代初期中巴关系的根本改善奠定了基础。     

美国对华核战略与一九六九年中苏边界冲突

美国总统尼克松上台伊始,虽说有改善与中国关系的意愿,但其对华核战略与前任约翰逊并无本质区别,仍然在强调中国核威胁的情况下继续对华进行遏制。不过随着中苏矛盾的激化,特别是有关苏联打算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流言逐渐增多,甚至在官方渠道苏联外交官员开始对美国进行试探,这时美国政府才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美苏中三角关系初露端倪。因此中苏边界冲突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一个机遇,但是核因素却是加速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催化剂。     

中缅边界谈判的历程及其基本经验

中缅2186公里长的边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睦邻政策为基础,通过"互谅互让"的友好协商和外交谈判,正式划定、勘定的第一条明晰的陆地边界线。长期悬而未决的中缅边界问题一朝得解,不仅彻底清除了两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历史性和现实性障碍,而且为新中国政府循此路径,全面、彻底地解决与邻国之间历史遗留下来的一系列双边陆地边界问题,树立了一个"率先垂范"的成功样板,遗留给我们丰富而深刻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     

在维护个人利益中实现社会发展——基于共和主义公民观与自由主义公民观的对比分析

共和主义公民观强调积极参与政治，公利优先于私利；自由主义公民观以个人主义为基本出发点，坚持个人利益至上。共和主义公民观和自由主义公民观表明，个人权利和社会、国家利益同等重要，应在二者共生与张力中寻求平衡以实现社会和谐。当前，在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时应着重突出“以人为本”，在维护个人利益中实现社会发展。     

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中苏和解的尝试与失败探析

在中苏两党论战如火如荼的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取代了赫鲁晓夫成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完成了苏共领导人的更替。苏联政局的变化,为中苏双方寻求改善两党、两国关系提供了机遇。双方以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为契机,在莫斯科举行会谈,但由于双方的观点差异太大,最终没有能实现中苏和解的初衷,相反两党走向了对抗。这主要是因为中苏双方在此机遇面前都没有能够放弃各自所坚持的原则等而重新走上论战的征途。     

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

全球化是伴随着发现新大陆和开辟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而启动的。社会主义发展史表明:在全球化条件下,一国或几国建设社会主义不仅不能排斥全球化,而且必须积极参与到全球化中去。我们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妥善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借鉴人类一切社会的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成果,这样才能赢得与资本主义发展相比较的优势,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浅谈县域经济发展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关系

县城经济发展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关系极为密切。一方面,县域经济快速、健康、全面发展需要农村基层组织的有力支持和社会保证;另一方面,农村基层组织要建设好、完善好必须依靠县域经济的大发展,为其提供物质力量和发展思路,在县域经济发展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问题上,必须重视研究各自的个性,特点及其发展规律,探索两者有序、健康、协调发展的正确方式、方法和道路.     

略论广西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构建过程中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继中越关系正常化后广西所面临的又一次开放发展机遇,这为广西加快融入国际结构大循环提供了机遇,但也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广西必须制定正确的战略,实现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预期目标。     

从隔阂到建交: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四年的中法关系

196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法国建立外交关系。中法建交对冷战格局有重要影响,它代表了中法两国联手挑战美苏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为什么法国在1949年就表示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中法建交拖到1964年才实现?导致1964年中法建交的因素是什么?本文利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新近解密的文件,梳理1949年至1964年间中法关系演变的脉络,考察中国领导人对法国态度的变化,分析他们最终决定与法国建交的战略动机和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