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庐山会议上周恩来的两难处境

1959年的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大跃进”带来的诸多问题,以“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调整指标”为方针的庐山会议召开了。处于政治漩涡中心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既要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反右,又要遵循客观规律务实;既要纠正“大跃进”带来的负面影响,又要维护好毛泽东的威望,在“左”与“右”之间的钢丝上艰难地行进着;原本的“神仙会”因为彭德怀的一封信使形势陡转,周恩来更加左右为难,他甚至违心地批判了彭德怀;庐山会议上的周恩来就这样在两难中转换着角色。     

也谈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会议前期的纠“左”问题——与任全才同志商榷

任全才同志的《1959年庐山会议纠“左”问题刍议》(刊于《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以下简称《刍议》)提出3个主要论点,一是自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毛泽东从未讲过纠“左”的话,却多次强调反右和批判反冒进;二是从庐山会议通过的党的决议和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看,都不是反“左”,而是反右;三是由于庐山会议的出发点是反右,因此才把主张彻底纠“左”的彭德怀等同志打成右倾反党集团。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特提出几点不同看法,以与任全才同志商榷。 一、《刍议》指出,“自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毛泽东从没讲过纠‘左’的话,却多次强调反右和批评反冒进。”笔者认为,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是否曾经提出过纠“左”的概念,而应着重考察是否在实际上纠正了工作中的“左”的错误。事实上,毛泽东也在多个场合下表达了批判“左”倾错误的思想。     

1959年庐山会议纠“左”问题刍议

党史学界普遍认为,1959年7、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前期本来是反“左”的,后来因为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提意见,会议转向反右。本文对此提出一点不同看法。 1959年夏召开的庐山会议的目的是统一全党对形势的认识,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总结经验教训,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的“大跃进”任务。会议期间,由于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对1958年以来产生的“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会议便错误     

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会议前期纠“左”的思想历程——读这一时段的《毛泽东年谱》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问题后,毛泽东多次召开会议纠“左”.面对一些地方刮起的“穷过渡”风,他强调要弄清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强调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重要性,并着手调整一些过高的生产指标.面对市场紧张和农民瞒产私分等情况,他强调要从所有制上解决问题,在人民公社内部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并继续调整过高的生产指标.1959年4月八届七中全会后,毛泽东继续努力纠“左”,同时力图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以统一全党认识.毛泽东纠“左”的努力是在肯定“大跃进”的前提下进行的,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上的一些言论超出了他的认识范围,由此纠“左”戛然而止.尽管如此,我们对他纠“左”的努力,是应该给以积极评价的.     

胡耀邦在庐山会议前后

1959年盛夏。在庐山举行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彭德怀心忧黎民。挺身而出，于7月14日向毛泽东上“万言书”。对“大跃进”等错误做法提出了批评。“万言书”引起毛泽东的极大不满。他下决心和彭德怀——这位从井冈山时期就和他并肩厮杀的战友分手了。毛泽东严厉地批判彭德怀上书言事是向他挑战。是攻击社会主义。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发言严厉批判彭德怀，扭转了庐山会议方向。随后。他召集全体中央委员到庐山开会，解决彭德怀的问题。胡耀邦因此上了庐山。     

朱德在庐山会议前后

中共中央于1959年七八月间召开的庐山会议，从前期继续纠“左”到后期错误地转为反右，批判彭德怀及所谓以他为首的“反党集团”，并扩展为全党范围的“反对行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种方向性的逆转。     

老实人、书呆子、政治家与为官之道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一书中提到这样一件事：1959年庐山会议时,胡乔木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秘书.面对“大跃进”带来的种种问题,当时已担任国家主席、并且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曾说起要搞一个反左的决议,但刘未曾在正式会议上提出,也未向党中央主席毛泽东汇报.     

黄克诚在山西的非常岁月

新中国成立后，黄克诚曾受命担任山西省副省长。在山西短期内的意外驻足，是其人生两个低谷阶段（1959年庐山会议挨批和“文革”中再次遭灾）的缓冲期。1959年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上书毛泽东，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被称为万言书）。毛泽东将信印发与会人员后，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表示支持彭德怀的看法。对此持不同意见的毛泽东主持庐山会议对彭德怀和黄克诚等人进行批判斗争。     

毛泽东与两次郑州会议

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他想通过“大跃进”走出一条在中国迅速发展国民经济的道路，通过人民公社探索一种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形式。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使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毛泽东一察觉到运动出现偏差，率先提出并带头纠正，以求运动健康发展。1958年11月2日至10日，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毛泽东在河南召开两次“郑州会议”，即是他发现并开始着手纠正错误的努力。     

对《1959年庐山会议是纠“左”的吗?》一文的商榷

《天府新论》1994年第5期发表了任全才同志的《1959年庐山会议是纠“左”的吗?》一文(以下简称任文),对庐山会议前期是纠“左”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从四个方面说明庐山会议前期不是反‘左’,而是反右”。任先生在《1959年庐山会议纠‘左’问题刍议》一文中提出了同样的观点。笔者拜读后受益非浅,但觉得有几个问题值得商榷。 一、任文的标题缺乏针对性,并与他所要论证的问题不符。 庐山会议是对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的统称。学术界一般把它分为前期(7月2日至15日)、中期(7月16日至8月1日)、后期     

第二次庐山会议期间的邓小平

1961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中国经济面临严重困难。为了纠正“左”倾错误，使国民经济走出低谷，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庐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即后来史家所称的“第二次庐山会议”。会议开幕时，邓小平还留在北京主持审查和修改将在会议上通过的重要文件。月底，他接到通知，赶到庐山。若干年来，社会上一直流传有“毛泽东、周恩来三顾茅庐请诸葛”之说，即毛泽东、周恩来“三顾茅庐”，请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组织起草、修改有关恢复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方针政策。     

1959年庐山会议从纠正“左”到反右的原因

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从纠正“左”到反右的原因王世谊１９５９年夏召开的庐山会议，是我们党在纠正＂大跃进＂＂左＂倾错误过程中发生的一次重大挫折。这次会议从开始纠＂左＂到后来的反右，来了个１８０度的转折，使原来的＂左＂倾错误延续发展到更严重的程度，教训极为深...     

彭德怀出访东欧“里通外国”事件的真相

“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诬蔑彭德怀的第五大罪状是“结党营私，里通外国，多次阴谋搞军事活动”，诬称他到欧洲访问时与赫鲁晓夫有勾结。彭德怀对这条莫须有的罪状最为愤怒。从庐山会议开始，他一直戴着“里通外国”的“帽子”，饱受冤屈。那么，!与年彭德怀出访东欧，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对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评述

邓小平会见外宾时说,从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 “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从1953年开始到1978年长达二十年的“左”倾错误,有一个形成、发展、升级的过程,而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其中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次会议使从反右派肇     

邓小平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上

1961年,由于自然灾害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造成的恶劣后果,使我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为了纠正我党在实际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使国民经济走出低谷,尽快改善人民生活,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于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庐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史称“第二次庐山会议”。住进267号别墅     

张闻天的政治品格与悲剧人生——对“新跃进”到调整时期的观察与思考

随着庐山会议后期反右倾斗争而来的是“新跃进”狂潮,这是经济工作中“左”倾蛮干最厉害的时期。从“新跃进”到调整时期,“大跃进”难以为继与继续“大跃进”的冲突,反映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艰难曲折的探索。身处逆境的张闻天,以冷静思考应对莫测变局,用自己的政治生命维护党内民主的尊严,演绎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人生。     

庐山会议上的毛泽东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统称庐山会议。毛泽东认为，经过八九个月的紧张努力，“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等错误得到了初步的遏止，形势已经好转。     

1959年庐山会议反倾向问题之我见

关于1959年夏季召开的庐山会议的反倾向问题,党史学界大多数认为,以7月23日毛泽东讲话批彭德怀为界,前期是纠“左”,后期是“反右倾”。《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所刊的《1959年庐山会议纠“左”问题刍议》一文,则提出了庐山会议“始终是以反右为主”的观点,即认为庐山会议不仅后期是以“反右倾”为主,前期也是以“反右倾”为主的。对上述两种观点笔者均持异议,现提出自己有别于上述二者的看法,不妥之处,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白银经验”探析

中共中央曾连续转发有关白银公司“四清”运动的4个报告，其中第一个报告——“白银经验”，成为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第一个夺权样板，对全国运动急速向“左”的方向发展，影响很大。这4个报告的系列转发，表明白银公司“四清”运动始终契合了中央有关“阶级斗争”形势的判断和认识，因此有必要弄清它的来龙去脉。在查阅相关档案文献，并走访部分重要亲历者，取得一手口述访谈资料的基础上，尽可能还原这段历史。     

浅析庐山会议从纠“左”到反右的原因

1959年夏召开的庐山会议.是我党在纠正大跃进“左”倾错误过程中发生的一次重大挫折.这次会议,从开始纠“左”到后来的反右,来了个180度的转折,使原来的左倾错误延续发展到更严重的程度,教训极为深刻.庐山会议转向的原因何在?对此问题的研究虽有文章论及,但迄今仍很薄弱,这与它对党的历史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很不相称.笔者认为,探索庐山会议转向的原因,应该按照事物运动的一般规律和一果多因、合力作用的原理,对当时的历史进行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