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可以干预资产价格波动吗——基于中国股票市场的研究

本文借鉴了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与结论,对中国股票市场与货币政策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认为,中国股票市场的投资效应和财富效应均不显著,股票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还未得到有效发挥;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在现有的条件下,央行不能有效地干预股票市场以调控资产价格波动。所以,中国央行当前不应该将资产价格波动纳入货币政策的调控范围,而是要逐步完善股票市场和货币政策体系,建立两者良性互动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寻求货币政策调控股票价格波动的有效方式。     

耐用品、部门通胀与货币政策

耐用品消费份额不断增长是我国居民消费呈现的现实特征。考虑这一特征,构建包含耐用品与非耐用品的异质性部门动态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以考察货币政策的动态效应。研究发现,相对非耐用品部门而言,扩张性货币政策引起耐用品部门名义工资、耐用品消费以及耐用品部门通胀更大幅度地上升,即扩张性货币政策引致了耐用品部门更快的规模扩张。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货币政策以稳定增长为目标的现实特征考察了这一目标下最优货币政策盯住目标选择。研究结果表明,如果耐用品寿命足够长,货币政策当局以稳定增长为目标,那么无论是基于产出波动性、通胀波动性还是社会福利损失的角度,货币政策均应该盯住耐用品部门通胀。     

关于目前我国货币政策的若干问题

从政策目标的角度而言 ,我国相对积极的货币政策在防范金融风险 ,提高金融资产质量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 ;从货币政策作用的时滞性的角度看 ,我国目前实施的相对积极的货币政策和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正在逐渐凸现 ,中国经济已陷入凯恩斯流动性陷阱的认识是极为片面的。为确保我国宏观经济的持续增长 ,3% - 6%的温和的通货膨胀政策 ,应是我国中长期宏观经济操作的主要目标和基本归宿。当前 ,进一步健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已成为我国金融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     

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互动作用机制研究

近年来,资产价格波动明显地偏离实体经济的涨跌趋势,对传统货币政策提出了诸多挑战,理论界和货币当局都十分关注资产价格波动和货币政策之间的互动作用机制的研究。文章从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目标、资产价格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地位、资产价格波动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等方面分析了货币政策和资产价格互动作用机制,并针对我国货币政策实践提出政策建议。     

要把握好扩大内需各项政策着力点

我国目前经济困境的实质是粗放式增长基础上的产能过剩.随着全球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我国经济结构性缺陷暴露无遗.为避免经济增速大幅回落,关键要发挥好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而扩大内需、拉动消费,要始终围绕就业这个"轴心",着力点放在民生上,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处理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等各项政策之间的关系,发挥协同作用,形成推动合力.完善经济增长内在动力机制,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实现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     

试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运用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货币政策重在调节总量 ,以间接调节为主 ;财政政策重在调节结构 ,以直接调节为主。财政政策时滞短而实效性强 ,货币政策时滞长但比较灵活。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经历了多次调整 ,但从政策实践的结果来看并不理想。为此 ,笔者提出应从深层次和高水平上加强二者之间的配合 ,改变调控中主要依赖货币政策而弱化财政政策的做法 ,进一步深化分税制改革 ,实现以直接的行政调控为主转变为间接的经济调控为主 ,变被动为主动。     

宏观经济政策在启动经济中的作用

在国家调控经济的宏观政策中,最有效的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必须综合运用二者,使之相互协调,共同担当起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重任。与灵活的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更为直接,因此,要加大财政政策启动经济的力度,同时,也要继续运用好货币政策。当前的货币政策应该以消除通货紧缩现象和刺激国内投资以及消费需求为具体目标。     

浅谈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的走向

在资本市场发展已经使货币政策的作用基础发生了很大变化的金融环境下,要发挥货币政策的全部作用,央行应尽快建立起与资本市场发展相适应的新的货币政策框架,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促进金融与经济稳步、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和趋势。     

家乐福等超市价格欺诈的法律思考

前不久，家乐福等大型国际性超市涉嫌价格欺诈诱骗消费者，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引发了进一步加强我国相关法制建设的思考。家乐福等大型超市实施价格欺诈行为有法制不健全、政府有关部门监管力度不足、消费者不能形成有效的消费维权合力等诸多原因。治理家乐福等大型超市价格欺诈需要依靠但又不能仅仅依靠健全法制予以保障，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对相关行业或领域的监督管理力度、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守法意识、提高消费者的消费维权意识以及加强舆论监督等方面内容。     

政策性计划：加速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手段

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财政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取得重大进展。但中国经济也面临从未有过的消费不足等困难,所有这些要求我们再次审视财政货币政策操作中的经验与不足,参照国外运用政策性计划的成功经验,探索市场经济中宏观调控的规律和新的有效手段。     

国际金融动荡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

始于2011年夏季的国际金融动荡,持续发酵,世界经济随之进入了多事之秋。国际金融动荡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是打断了世界经济复苏的进程;二是使中国经济增速趋缓、通胀压力增大。应对国际金融动荡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需要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以＂以民为本＂的财政政策为突破口,以更新货币政策和恢复发展资本市场为两翼,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我国新能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的金融与政策支持

面对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人类面临了前所未有的能源压力,这在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对此,除了"节流(降低能耗)",就是"开源",进行新能源的开发利用.然而,新能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离不开相应的金融与政策支持.必须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财税体制改革,充分"开拓"金融政策、产业政策、价格政策和财税政策的潜力,充分发挥其政策的调节和引导作用,在不断提高(单位)能效的基础上,改善现有能源结构,提高新能源开发利用的效率.     

中国货币政策扼制通货膨胀的效果——基于2005．7—2008．9样本的实证分析

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2005年7月以后,中国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在调控方向上是正确的,有利于扼制通货膨胀.但由于前期通货膨胀的惯性和外汇占款的增加,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效果被严重削弱,甚至出现了"紧缩性货币政策下的通货膨胀".只有各种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本身有所改进,而且在方向、时间和力度上能够相互配合,才能提高中国货币政策扼制通货膨胀的有效性.     

中国实行扩大内需政策的国际经济背景与影响

中国之所以实行扩大内需政策并使其长期化 ,与中国经济发展外需依存度高 ,而国际经济环境趋于严峻又导致外需大幅波动直接相关。近年导致中国外需大幅波动的国际经济背景包括东亚金融危机、美国经济减速和日本经济衰退等方面。为化解外需波动的消极影响 ,中国从 1998年起实行了以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为核心的扩大内需政策并取得了显著效果 ,不仅对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产生了重要作用 ,而且也对全球尤其是区域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包括缓解东亚金融危机、加速东亚经济回升和减缓全球经济衰退。     

论税收政策的扩张性调整

我国现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偏重于扩大政府的投资支出,而税收政策则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增长.在当前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应在增值税、消费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印花税、出口退税等方面对现有税收政策做出适当调整,以实现我国整体经济的良好运行和稳定增长.     

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研究

货币流通速度理论是货币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货币政策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流通速度长期表现出有规律逐年递减的时序特征,总结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有经济货币化、金融不良债权的增加、金融资产单一、地下经济规模增加等。因此,应通过大力进行金融创新的活动、实行利率市场化、缩减超额准备金率激活闲置资金、对金融企业和机构进行改革等措施改变我国货币流通速度递减的趋势,并将其维持在合适的水平。     

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特点是较高经济增长伴随着价格水平偏低和失业率升高，经济运行出现复杂局面。中央政府几年采坚持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保持了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由于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缓慢，劳动力供大于求，价格走低和失业升高还难以改变，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短期内还难以“淡出”，她仍然是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政策选择。     

全球化下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独立性与FDI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中央银行独立的浪潮。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独立性对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具有促进的作用，这主要基于一种信号机制。从信号机制的整个过程来看，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的独立是一种提高可信度的制度安排；从信号内容的实际效果来看，中央银行独立将带来相对的低通胀预期、货币政策稳定预期与一定的经济可预测性；从信号的传递效果来看，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信用评级机构起到了信号强化的作用。     

浅论我国金融安全问题

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保持金融稳定,是顺利推进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基础,是贯彻执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必要条件,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保证。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加入WTO使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来自外部的风险与日俱增,如何在获得开放利益的同时确保民族金融安全,已成为我国现在必须着手解决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