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致还是冲突:城乡社区治理的政策理性与价值选择

城乡社区治理政策反映政府价值和公众价值互动衍生的结果，以文本的形式体现最终的价值选择，通过精确计算尽量平衡政策理性。通过对32份国家和省级“十四五”规划以及131份政府工作报告和相关部门专项政策文本的历时性变迁的质性研究，发现城乡社区治理政策的政策理性与价值选择在国家和省级“十四五”规划中保持高度一致，在省级政策文本中却表现为区域内外之间的冲突。如何建立政策理性和价值选择之间的公共空间，以解决政策理性的瞄准偏差是未来城乡社区治理政策需要着力弥补的。事实上，不仅可以从“智库之智”赋能纠偏、突显主导目标、运用技术赋权等路径解决政策理性与价值选择之间的冲突问题，还可以通过合理的价值选择、平衡的政策理性等分类分层调节二者之间的张力，进而实现城乡社区的有效治理和高质量目标。     

公共政策评估中的非理性因素

理性作为现代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之一,在政策评估中也应该得到贯彻。然而事实是非理性的因素却对评估起着一定影响,这也正是理性评估的缺陷。作为对政策的价值判断和政策效果量化的公共政策评估活动,其评估主体容易受到个人偏好、情感、经验、直觉、灵感等非理性因素的制约。特别是政策评估方法中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是相当理性和规范的,但在对成本和收益的量化评估中也难免存在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在明确非理性的不足和优点之后,我们应合理利用非理性因素,改进政策评估,确保政策评估的公正性和客观性。     

公共政策中的不和谐因素探析

在现实中,公共政策在制定、实施等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诸多不和谐因素,程度不同地影响了其实施效果.主要表现为:公共政策价值的不和谐,即效率与公平两种价值之间的冲突;公共政策过程的不和谐,即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两个环节的断裂;公共政策理性的不和谐,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两种理性之间的对立;公共政策信息的不和谐,即公共政策信息的政府垄断、单向传播及流通不畅.     

“价值—组织—方法”框架下的城市区域发展评价体系探析

科学的城市区域发展评价体系应建立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兼济平衡之上,立足于事实评价与价值评价的有机结合。地方政府自主性扩张带来地方政府自利倾向的显性化,而在城市区域发展评价过程中,地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兼具作为评价主体和评价对象的双重身份,在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围绕城市区域发展评价体系展开了一系列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权衡博弈,并对城市区域发展评价体系产生深远影响,未来更应该注重城市区域发展政策评价的应然性价值对于现实的城市区域发展政策评价体系设计及其运用实践的引导、规范和促进作用,对缺失的理性成分与价值构成进行弥补。     

公共理性在公共政策中的运用及其实现

公共理性是民主多元社会条件下,公民处理公共政治问题的共有价值观念。公共理性可以适用于公共政策领域,因为公共政策是政治活动的结果,它具有公共性并以正义为其根本价值取向。公共理性建构了公共政策合法性的基础,有利于政策问题的解决,提高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公共理性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实现取决于公民公共理性的培育、协商民主基础上重叠共识的达成以及公民知情权和话语权的保障。     

公民参与与"政策悖论"及其解决途径

公民参与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容忽视。从理性经济人理论出发,公民在理性地追求最大利益的过程中,也可能出现政策远离公共利益的情形,即“政策悖论”。分析了“政策悖论”出现的原因,并试图提出避免“政策悖论”的方法和途径。     

论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政策工具选择

政策工具是将政策科学落实到政策执行层面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地方政府治理的工具载体,与地方政府治理是三维向度的互动关系。我国的政策工具实践并未实现现代化诉求下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制度理性的动态均衡,鉴于此,须从优化政策工具时代应用背景、建设地方政府特色新型智库、强化非强制性政策工具功能、完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等方面转向。这一研究既拓展了理解视角,又为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理性的缺憾及对理性主义政策分析的反思

理性主义政策分析由于大量运用科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而成为现代社会人类决策的主流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它过于强调工具理性、忽视价值理性,因而在逻辑推理、程序操作和模式运用等方面暴露出严重的弊端,它说明:绝对理性化的人是不存在的,因而也不存在绝对理性化的公共政策,理性决策就是科学决策只具有相对意义,对理性的作用不能盲目夸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理性主义政策分析披着"科学万能"的外衣,其基本理念仍然是"西方化"的文化传承。对此,我们在发挥其正效应的同时,应尽量避免其负面影响。     

非理性因素对公共政策执行的影响

在公共政策执行中,非理性因素对理性因素起着重要的补充作用,政策执行主体应该全面认识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在坚持理性因素的支配和定向作用的前提下,准确把握政策环境,正确分析政策问题,适度运用非理性因素,科学地发挥其认知作用、选择作用、推动作用、调控作用和创新作用。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内驱力激励：理论阐释、机制构建与实现工具

在中国政治生态中,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通过公共选择理论经济人的假设、理性行动理论成本—收益的分析以及委托-代理理论权衡博弈的阐释,可以发现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上存在行为偏好有限、行为意愿不高以及行为自觉性缺乏等内驱力不足的问题,想要改变这种情况,实现地方政府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合意,需要构建利益契合、政治预期与价值认同的复合激励机制。同时,还需要凭借税收制度、财政制度、考核评价机制以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这些政策工具的组合来推动激励机制的实现,最终达到激发地方政府生态创新实践内驱力的预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