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的意义探究

财政部2011年10月20日印发《2011年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办法》的通知，批准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深圳市开展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赋予地方政府完整、合法的举债权，可以迅速地解决债务问题，但其衍生意义远远不限於此。如果说赋予地方政府举债权仅仅是为了防止地方政府债务危机，那麽问题未免被简单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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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首次发文全面规范地方政府性债务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这是国务院首次发文全面规范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也标志着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完整制度框架基本建成。此次出台的意见明确＂地方政府对其债务负有偿还责任,中央政府实行不救助原则。＂此次国务院全面规范地方债务管理的一大亮点,是跳出了以往出台的有关地方债管理政策法规＂更侧重于如何堵后门＂的局限性,新规更强调＂疏堵结合＂。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

(财库〔2015〕64号2015年3月12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委):为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规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发行等行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预算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我们制定了《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就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2015年3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下达了1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额度。近日,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就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有关问题接受了记者采访。问:请问为什么要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答:新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举借债务应通过发行政府债券的方式。《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     

2015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预算管理办法

(财预〔2015〕32号2015年3月18日)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规范2015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预算管理,根据《预算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制定本办法。第二条本办法所称2015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包括为2015年1月1日起新增专项债务发行的新增专项债券、为置换截至2014年12月31日     

新《预算法》：疏堵结合规范地方债

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修改决定，新的《预算法》将从2015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备受关注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在新《预算法》中取得了重大的突破。10月2日，国务院办公厅也对外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胜债务管理的意见》。     

财政部国库司有关负责人就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发行管理工作答记者问

2015年3月16日为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规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发行等行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财政部印发了《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近日,财政部国库司有关负责人就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发行管理有关问题接受了记者采访。问:《办法》制定的背景是什么?答:新《预算法》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     

武汉市政府隐性担保债务法律问题研究

政府隐性担保债务是武汉市在清偿和处置政府性债务中面临的一大瓶颈。存量巨大、集中到期、新增债务刚性需求等特点使这一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由财政分权引起的城市建设投资问题、法律法规对地方融资政策要求严格问题和武汉市武汉城投集团本身的一系列问题造成了武汉政府隐性担保债务。贯彻新《预算法》的要求，借鉴《试行办法》的发债经验，在相关政策的指导下，武汉政府债务仍有乐观的前景。     

城镇化建设中城投债融资若干法律问题研究简

随着“新型城镇化”备受各方关注,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来源问题,已成为各级地方政府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而由于《预算法》的约束及中央政府对平台贷的监管,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选择通过城投债融资解决城镇化建设资金难题。然而,城投债融资中,表面的发行人和背后的地方政府,究竞谁是真正的融资主体？融资规模和资金使用如何控制？偿付义务如何分配？诸多法律问题需要厘清,尤其是地方政府和城投公司的关系及边界,必须依照公司法理及“借、用、还相统一”的公司举债原则和法制予以划清,以严格规范地方政府的城投债融资,防止过度融资加剧地方债务风险．稳健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     

建立我国地方政府发债制度的法律思考

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在地方债问题上实现了重要突破,但其与完整意义上的自主发债仍存在不少差距。本文探寻了地方政府自主发债权的理论依据,分析了我国建立地方发债制度的现实障碍,并就地方发债制度建设中的几点关键性要素略作阐述。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法律监管研究

我国长期以来对地方政府债务采取行政控制,但效果不佳.自分税制改革以来,虽有预算法明令禁止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绩效考核决定官员升迁,但因地方人大弱化,举债无风险、高效益的潜规则等促使地方政府官员肆意规避预算法等法律,滋生巨大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因行政控制惯性和国务院地位及其影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控制仍由国务院主导、实行行政控制,但实践经验表明行政控制效果差,需要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控制转轨,从行政控制转向规则控制路径,实施法律监管,完善债务信息公开、风险预警、责任追究等方面法律制度.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法律风险分析

由于地方债务规模的剧烈膨胀,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存在的法律风险较大。地方政府面临的债务法律风险主要体现在短期内的流动风险、违约和信用风险以及财政风险等等。防范地方政府债务法律风险应当赋予地方政府发债权,健全和完善地方政府债务预算管理,建立风险预警机制以及债务信息披露制度。     

我国地方财政投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分析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导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迅速增加,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迅速减少的情况下还要承担大量的事权。在这种财力与事权不匹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只有通过举借债务来完成基本公共产品的提供和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金融危机之后,地方融资平台数量骤增,地方债务数额短期内迅速膨胀,加大了银行信贷风险。因此,防范并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便成为当务之急。     

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困境解决的法治机制

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的急剧膨胀,有分税制改革不彻底、举债及担保禁令刚性约束以及地方政府缺乏硬预算约束等法治环境原因。国外地方政府性债务应对的法治机制警示我们:有效管控次级政府及地方政府债务是中央政府的职责;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机制与国家结构形式、分税制完善程度及资本市场成熟度有关;地方政府性债务管控应当以满足地方正当公共投资为目标。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的长效机制为构建以《地方财政责任法》为核心的财政分权法律制度体系;在此之前,应当加强对地方政府的多元行政法律规制。     

地方政府融资中人民代表大会与政府的角色配置与合法性探讨

地方人大针对地方政府融资中的还贷承诺进行审议和批准是否是一种符合现行法律制度的程序步骤,伴随着地方债务风险一同引起公众热议。实际上,地方人大对地方政府还贷承诺的批准并非是产生地方财政债务风险的主因。应当因势利导加强地方人大的监督作用借以约束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从合法性角度分析,地方人大对地方政府还贷承诺批准的产生过程和具体操作履行需要符合国家法律的规定。如能完善地方融资中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的角色配置,对加强和完善地方人大对地方政府政治激励与行政权力的制衡监督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也会尽量地减少甚至避免潜在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券商发债的两难抉择

在我国银行业利率市场化进程尚没有完全到位,资金定价机制还有赖于国务院和央行确定的历史时期,券商发债的成本、风险和相应的监管手段都成为制约券商发债健康运行的关键因素     

巴西化解和防控地方债务危机的启示

再民主化后的巴西曾先后爆发三次地方债务危机,制度根源在于1988年宪法在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的不当分权。在2000年之前,巴西联邦政府多次试图通过中央救助化解地方债务危机,均告失败。2000年以后,卡多佐政府以《财政责任法》防控地方债务风险,以审计法院作为监督机构,取得成功。巴西经验为我国防控地方债务风险提供了若干重要启示。     

论加强地方政府法制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政府法制工作的逐步加强,特别是地方政府法制工作普遍开展,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使政府各部门的经济管理、城市管理、行政管理等工作逐步纳入法制轨道,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1949年到1984年,国务院发布了3000多项行政法规,国务院各部门发布了2万多项规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和人民政府发布了2万多项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及各种技术规程等。1979年以来,全国     

法制文摘报

按中央的规定,地方政府是不能自行借债的。但不少地方政府借债已是普遍现象。财政部部长项怀诚曾指出,一些地区的债务风险已经开始显现,正逐渐成为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并已对个别省的财政分配格局造成严重影响。南方某城市的一个县级市为创建全国卫生城市,两年来共动用资金80亿元。然而,查阅这个市1995年至今年上半年的统计资料,     

基层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项目制的视角与四川省的实证

财政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不仅仅是一个公共财政或金融信贷问题,更是一个与我国基本治理结构紧密相关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论文以项目制治理为理论导向对此问题展开了实证研究。研究认为,在此治理模式下,基层地方政府可以将省以下的转移支付作为项目运作的资源配置杠杆,申请更多的信贷资金支持,从而推高其地方政府债务。利用对四川省2016-2019年县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论文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联：基层转移支付收入在整体上会扩张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并加重其债务成本;这一扩张效应更多是由专项转移支付带来的,而一般转移支付则与债务付息支出更为相关。该发现说明,我国基层转移支付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已经深深嵌入到更为宏观的政治激励与经济建设模式之中,从而也需要从完善官员治理、优化政府间财政关系以及加强各种财政资源有效配置等方面加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