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农民生育意愿的特征及其对策研究——基于对全国2313个青年农户的调查

生育意愿是研究我国"全面二孩"政策目标达成与否的重要议题。生育意愿,包括生育数量、性别偏好、生育目的、再生育意愿。通过对全国2313个青年农户面访调查,分析青年农民生育意愿的特征,进而为落实"全面二孩"政策提出具有针对性的配套措施。分析表明:(1)当前农民生育潜力巨大:65%的农村青年期望生育两孩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中低至中等收入家庭生育二孩意愿较低;(2)二孩政策下性别偏好趋于优化:与长期一胎政策影响下强烈的男孩偏好相比,政策允许下"儿女双全"观念占主流,男孩偏好降低,尤其是倾向生育两孩的青年人。多种因素构成的性别社会不平等导致女性养老功能弱化,是当前性别偏好的深层原因;(3)再生育意愿差异大:六成农村青年选择再生育,已经生育一孩的家庭生育意愿弱化。基于此,我们提出转变农民性别观念、改善计生工作方式、规划系统性保障措施、完善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等对策,以引导增强更多青年的生育意愿、达成"全面二孩"政策目标。     

三孩政策下的低生育意愿：现实束缚与文化观念制约

人口问题是影响我国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大政策举措。本研究对全国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7150名已婚育龄青年进行问卷调查,考察适龄生育的青年群体对三孩政策的态度反应及生育意愿,发现对三孩政策表示支持及表示激发生育意愿的总体比例偏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影响青年群体生育意愿的现实因素和文化观念因素,发现在现实因素上,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过高使得“养不起”问题突出,尤其是生育旺盛期遭遇压力峰值导致生育意愿低迷,男性育儿参与度低使得女性养育过程压力过大;在文化观念因素上,养儿防老观念淡化、传统家庭主义生育动机让位于个体主义生育动机、生育无性别偏好及女性主义生育观普遍化等特点拉低了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积极提升三孩政策实施效果及全面深层次服务青年发展的政策建议。     

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青年生育意愿缺失研究

近年来,中国人口增长缓慢及伴随的青年生育率低现象引起了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青年生育率不仅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还直接取决于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文章借鉴自我决定理论的内涵和形成逻辑,探讨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问题,研究结果表明,青年的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和自主性生育动机对青年生育意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青年的控制性生育动机对青年生育意愿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这一分析结果不仅拓宽了学术界关于青年生育问题研究的视野,也对开展生育政策推广工作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高校女研究生意愿生育性别研究--基于福州市高校的调查

通过对福州市高校研究生意愿生育性别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高校女研究生存在一定的性别偏好，低龄组、研二、文史类专业、独生子女、未婚群体女研究生的意愿生育性别比相对较低，来自城市的女研究生的意愿生育性别比比较正常，不存在性别偏好，而研三的和独生子女女研究生存在较强的女孩偏好。     

三孩新政下城市已婚女青年的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三个理论假说的中国检验

通过问卷调查考察三孩新政实施后城市已婚女青年的生育意愿,在社会经济假说、价值意识假说及家庭内性别分工假说的框架下,探讨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影响机制以及三个理论假说的中国适用性。分析发现:城市已婚女青年的生育意愿并没有因政策放开而显著提升,仍然比较低迷。其中,劳动市场进出、价值意识、家庭内性别分工、生育成本、生育选择、工作与生育平衡性对生育意愿均有显著影响。生育意愿的弱化起因于劳动市场进入增大了生育成本、个人主义价值意识促进了生育的自主选择以及家庭内性别分工导致了工作与生育难以兼顾,因此国外三个理论假说同样适用于中国社会。     

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及相关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成都、上海、义乌三个城市较大规模抽样调查结果,对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及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正处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中,收入、福利保险的享有及婚姻状况等因素与其生育意愿较为密切,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是否独生子女等因素与其生育意愿的关系不大。     

影响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社会福利因素之考察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文章深入探讨了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影响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社会福利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当前社会福利政策的"去商品化"能力较弱,不足以缓解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导致再生育意愿减低;老人和儿童照顾中的家庭化倾向对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具有双向影响,并且出现了生育女孩的性别偏好;基于性别平等视角的社会性规制缺失使得城市女性陷入就业和生育选择的两难境地,从而影响其二孩生育意愿。为贯彻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应提升社会福利政策"去商品化"能力,确立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价值理念和政策方向。     

职业女性的二孩生育焦虑研究

"全面两孩"政策的出台是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延长人口红利,推迟老龄社会进程的重大决策。但是有关生育政策调整的研究,却常常忽略作为生育主体的适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和面临的生育焦虑。工作家庭冲突理论认为,生育是影响职业女性职业进程的重要事件。本文以高校青年女教师群体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在开放二孩政策下,这个特殊的高知群体所面临的生育焦虑。探讨了在社会性别标签下,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对高校青年女教师的不同角色期望,以及工作与家庭之间的边界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模糊性对高校女教师群体的双重挤压。与此同时,社会福利制度的变革和母职标准化更加剧了职业女性生育的压力。因此,生育政策的调整要连接其他社会政策,建立以家庭为主的多中心儿童福利供给机制,全面降低生育给职业女性个人带来的性别代价。     

家庭政策与青年群体的结婚、生育意愿：日本经验及其启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近期，国家明确提出实行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但政策仍属于探索期，政策细节仍需补充完善。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特色的家庭政策体系、解决晚婚和低生育问题，从而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我国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保障。与西方国家相比，日本在人口结构、社会性别分工文化等方面与中国更加相似，日本经验或为我国家庭政策体系的建设提供一些借鉴意义。文章基于日本的结婚和生育调查数据，分析了日本家庭政策对青年群体结婚和生育意愿的影响，并重点关注了日本家庭政策对中产阶层青年结婚、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生育成本较高，日本家庭政策只能提高青年群体的结婚意愿，却无法提高生育意愿。其次，在“男主外、女主内”传统社会性别分工文化的背景下，日本中产阶层女性的结婚意愿更容易受到家庭政策的影响而提高。这证明了中产阶层女性是家庭政策的重点关注人群。本文对我国家庭政策体系建设构建具有一定的应用对策价值。     

农村妇女分年龄段生育意愿比较研究——以四川省会理县黎村为例

本研究用生育目的、理想子女数、理想性别构成、生育时间四维指标测量农村妇女的生育意愿,通过比较四川省会理县黎村妇女分年龄段的生育意愿,笔者发现当代农村妇女分年龄段的生育意愿存在差异,年龄越大,生育意愿的传统性越明显,反之则现代性越明显.文章从妇女的描述中总结出这种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它们是生育政策、现实生育需求、经济因素.     

日本年轻人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日本生育率自1974年起始终处在更替水平之下,至今没有明显的回升迹象。这意味着日本人口在未来将持续减少。当下,应对超低生育率问题已成为日本等东亚国家的重要政策主题。这些国家具有相似的人口变化和文化背景。相关国家年轻世代婚姻、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对未来东亚国家的家庭政策制定有重要的意义。对日本代际与性别项目调查(JGGPS)历年的数据,应用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后发现:在日本已婚和未婚成年人中,生育意愿越强的个体,其在随后约10年的时间里生育孩子的可能性也越大;在已婚的调查对象中,更年轻的个体以及子女数更少的个体具有更强的生育意愿;教育水平越高,则生育意愿越强;在已婚和未婚的女性中,持有更强的性别平等意识的个体,其生育意愿更弱。因此,在探索有效应对低生育率的新政策时,亦应立足于上述的研究发现。     

从安全规范到抚养体验：住房对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

既有关于住房与生育意愿的讨论较少关注住房产权社会规范与安全意义。本文使用七期合并的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聚焦住房产权的安全规范机制，讨论住房对已婚青年群体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是家庭住房数和住房产权正向影响已婚青年生育意愿；二是消除住房财富效应后，“有房住无房产”青年相对于社会租房群体生育意愿更强；三是住房产权通过抚养体验影响已婚已育青年的再生育意愿。本文为住房与已婚青年生育意愿的讨论补充了安全规范与抚养体验机制，为住房保障政策完善提供了知识支撑。     

低生育水平下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经济约束与政策突破

面对长期持续低生育、低惯性增长以及过快人口老化形势,加大对青年生育意愿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低生育水平下的城市青年为研究对象,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从机会成本、边际收益和经济补偿三个角度探讨了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具体体现.研究表明,当前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存在与经济发展相悖的现象,与传统生育政策下的青年生育意愿相比,带有很大的差异性和不确定性.究其原因,生育机会成本的加大以及利益补偿机制的缺失是造成城市青年生育意愿不稳定的最主要因素.本文认为,要增强计划生育工作的针对性,保持健康稳定的低生育水平,必须加大对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研究,着重分析青年生育意愿的地域、年龄、收入等差异性因素的影响,这应当成为我国今后人口政策的执行重点.     

已育一孩职业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研究——基于生育效用感和再生育成本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福建厦门市已育一孩职业女性的抽样调查,文章以微观人口经济学的成本-效用学说为分析框架,考察职业女性的生育效用感和再生育成本预估对其再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已育一孩职业女性对待二孩生育的总体意愿并不强;除了个人年龄、一孩年龄和一孩性别对其再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外,对孩子工具效用和二孩优势效用的认同有助于提升职业女性的再生育热情,但是随着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这些可以促进生育的影响并不能真正得以发挥,而对再生育后的职业发展成本和人际关系成本的预估则会显著抑制职业女性的再生育积极性,可以说,生育观念的转变和再生育成本加大是导致职场女性在二孩问题上呈现低生育热情的双重根源。     

推拉模型视角下的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我国人口预测数据与实际增长数据差异较大表明,已有研究尚未完全揭开影响群众生育意愿的"黑箱"。本文运用"推拉模型",对新浪微博用户生育意愿相关评论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较多人受到负面因素影响,推动其束缚个人生育意愿,主要包括预算约束下的"养不起"、精神负担下的"不敢生"、婚育惩罚下的"不婚不育保平安"、保障缺位下的"养娃是家事";少部分人追求为自己而活,浪漫想象无孩生活,拉动其主动形成低生育意愿。低生育意愿背后反映了社会不平等加剧引发民众焦虑、家庭制度向心力遭遇挑战、表达型个人主义理念兴起。     

中国人性别观念的变迁趋势、来源和异质性——以“男主外,女主内”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两个指标为例

文章使用2000年和2010年两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以"男主外,女主内"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两个指标为例研究了10年间中国人的性别观念的变化。研究发现,从这两个维度看,中国人的性别观念出现了明显的向传统回归的趋势。而且,如果将世代更替对性别平等的积极作用排除在外,实际上同一批中国人的性别观念在10年间的倒退要比表面上看来更加严重。传统性别观念的回潮并不是局限于某一群体的特殊现象,而是适用于所有人群的普遍现象。相比而言,年轻世代、女性、居住在农村以及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的性别观念向传统回归的速度较快;而年长世代、男性、居住在城市以及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向传统回归的速度较慢。结婚生育是导致年轻世代的性别观念快速转向传统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年轻人的性别观念向传统的快速回归非常值得我们重视。     

中国放开现行计生政策的可行性——基于江苏省不同政策群体生育理想、生育意愿的调查

借助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和江苏省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在江苏省联合实施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跟踪调查数据,运用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不同政策人群生育理想、生育意愿问题进行分析,当纳入代际、教育程度和收入等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后发现,不同政策人群在理想生育子女数上,无政策人群更有可能多生,但在意愿子女数上并无显著差异。据此提出可适当进一步放开现行计生政策的建议。     

“生育时间荒”视角下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探析——基于23884份青年群体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北大核心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3,跌破1.5的国际人口警戒线,低生育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人口生育意愿降低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生育时间荒”的理论视角探讨人们生育意愿降低的内在机制发现,物化的时间、被加速的社会、被低估的生育价值和商品化的养育是形成生育时间荒的重要机制。通过对23884份青年群体调查问卷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学历越高,青年求学时间拉长,生育意愿相应降低,会加剧生育时间荒。时间的转移支付对青年生育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能够有效缓解生育时间荒。因此,要提振青年生育意愿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青年生育权利;二是精准设立激励措施,提高青年生育时间期待;三是构建社会市场照顾体系,腾挪更多生育时间;四是倡导新型生育文化,转变对生育的时间评价。     

回应人民群众呼声和期待三中全会民生改革十大看点

<正>人口计生政策重大调整:启动"单独二胎"百姓视角:媒体工作者小王看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向妻子"报喜":"我们可以生二胎了!"一项网络调查显示,受访者大都支持这一政策调整。《决定》看点: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解读:"这是中国人口和生育政策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所作出的重大调整。"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说,"完善生育政策既要考虑维持低生育水平,又要考虑民众意愿,还有经济社会发展等因素。启动‘单独二胎’是应对人口红利下降、劳动力短缺等问题的积极措施。"     

“一孩半”生育政策的社会性别与社会政策视角分析

文章从社会性别和社会政策视角分析了"一孩半"生育政策出台的背景、目的、带来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途径。该政策在中国一半以上的人群中推行,对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政策与生俱来的性别"短视",也由于该政策与其他相关社会政策的不协调、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误以及配套措施的不完善等缘故,"一孩半"生育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和间接地与出生性别比的失衡相关。在传统的性别观念依旧强烈的广大农村地区,在人们尚不能平等对待男性和女性胎儿的情况下,在社会政策之间的协调性并不充分的前提下,推行"一孩半"生育政策姑息、纵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们的性别偏好。解决这一问题应该从梳理、协调、配套相关政策出发,通过对生育政策的改革以及社会性别的宣传教育,进一步完善政策,从而真正达到推行生育政策增进性别平等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