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浅井敦的“装饰品”论

<正> 日本浅井敦教授在《法律广场》一九八三年第三期上,以《国家权力机关的理论和形式》①为题发表了评我国一九八二年宪法的文章。读后有些不同的看法,提出来,以便与读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合法性问题初探

2014年以来，解禁集体自卫权成为日本在安全领域最值得关注的动向。《日本国宪法》第9条虽然确定了以“和平主义”为基础的“专守防卫”政策，但多年来，日本政府通过解释修宪、加强日美安保体系并辅以制定国内安保法案的路径，不断蚕食“和平宪法”的内核。从法律角度看，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不仅违背了日本宪法和平主义的根本原理，也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颠覆。同时，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具有明显遏制中国的倾向，我国必须采取多种举措积极应对。     

战后日本刑事诉讼改革简述

<正> 二次大战后,日本法在美国法的影响下,发生了显著变化。1946年制定的新宪法,增加了许多有关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为了与新宪法的内容保持一致,1947年施行《关于随着日本国宪法的施行而制定的刑事诉讼法的紧急措施的法律》,1948年制定了新的《刑事诉讼法》,1947年至1950年制定了《法院法》、《检察厅法》、《检察审查会法》、《律师法》、《刑事诉讼规则》、《刑事补偿法》、《少年法》、《少年院法》等,从而使宪法对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进一步具体化。下面就战后日本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和效果作一简要介绍。     

日本宪法文化的发展与特性

日本的宪法文化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明治时期的宪法文化;战后日本的宪法文化;当代日本的宪法文化。日本作为一个宪政国家,在其宪法文化发展的过程形成了具有自己的鲜明特性:宪法文化中的移植性;宪法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宪法文化中的多种文化冲突与矛盾。     

日本国宪法的60年与宪法修改问题

二战之后制定的日本国宪法一直存在着被强加宪法论与自主制定宪法论的争论。保守派政治家出于现实政治需要，一直围绕宪法第9条主张修改宪法，并促成了国民投票法案的通过和教育基本法的修改。宪法修改应该使宪法的基本原理与现实发展相契合并有利于宪法的发展，而绝不能悖逆于宪法原理，弱化宪法的存在意义。战后的日本政治史可以说是“宪法固定化”的过程。要不要修改宪法，对于哪些条款进行怎样的修改，应该由国民来做决定。     

论日本政府架空、废弃和平宪法的法理缺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作为战胜国对日本国主权限制的结果,《日本国宪法》第9条明确规定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旧金山和约"签订后,宪法第9条被日本政府解释成为其宗旨并不否定独立国家固有的自卫权。然而这样的解释既偏离了宪法第9条的宗旨,也不能满足日本右翼势力的军事强国的愿望。此后,日本右翼势力曾先后掀起过数次改宪浪潮,意欲废弃宪法第9条。2014年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修改宪法解释以解禁集体自卫权。本文以《日本国宪法》和国际法为视角,就日本政府和修宪阵营歪曲和平宪法的理论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就限制日本主权的期限和修改、废弃和平宪法的条件等问题进行了论证,阐述了修改日本和平宪法不属于日本国排他性的主权事项。     

论作为日本宪法概括权利的"幸福追求权"

战后日本宪法的人权序言中包含了所有现代人权宣言所应具有的要素,并将自由权、社会权均一同视为基于"人之尊严"的、具有自然权性质的权利而加以保障.其宪法第13条后半段所规定的"国民对于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之权利"即为"幸福追求权".它是日本宪法"概括性人权"的总称,是推导宪法未列举权利的根据.在宪法学理上,它可容纳所有对人格的生存不可欠缺的概括的权利;而在宪法实践中,法院则借助个案通过宪法解释从而实现对于"幸福追求权"所包含的具体新权利的确认与保障.     

关于修改日本国宪法问题

小林直树教授是日本宪法学界的著名学者,1984年12月11日率领日本宪法学者代表团对我国进行了友好访问和广泛的学术交流。本文为12月14日小林直树教授在北京大学法律系举行的学术报告会上发表的演讲稿。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合宪性推定

全国人大曾作出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符合宪法的决定,但未释明合宪性理由,而学界则于学理上形成了特别行政区宪法论、基本法律论和宪法特别法论三种合宪性推定理论.三种理论均存在表现不一的误解和困境,并完全忽视了1982年后我国宪法根本规范的变迁.现行宪法以共和制为根本规范,建立了一般行政区、民族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的地方制度,其中特别行政区实行资本主义共和制,其他地区实行社会主义共和制.全国人大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制定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将《宪法》第31条具体化,符合现行宪法的规定.与其他地方制度相比,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宪法规定十分欠缺,全国人大应当修改宪法,明确规定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宪法地位和内容,从根本上化解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抵触宪法的疑虑.     

论宪法权利体系理论的完善

一、宪法权利体系理论的历史担当宪法改变中国,此言或许不虚。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行于社会转型的特定时刻。在改革仍然处于试水期、人民对改革前景尚不可期之时,宪法以国家根本法之形式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掀开了改革开放的新篇章。如果说现行宪法序言和总纲部分引领了改革开放时代的基本精神,那么宪法     

川岛武宜与日本当代法律文化研究

<正> 一在日本,对法律文化的内涵有多种理解,其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将法律文化的核心归之于法律意识。这种以法律意识为核心的法律文化研究,勃兴于60年代。1967年出版了川岛武宜的《日本人的法律意识》(岩波书店),1968年和1970年,出版了小林直树的《日本人的宪法意识》(东京大学出版社)和上野裕久的《国民的宪法意识》(劲草书房),1971年,发表了千叶正士的《法律意识的比较研究》(载《法律时报》)。进入80年代后,又先后推出了村上淳一的"读[耶林的]〈为权利而斗争〉》(岩波书店1983年)、大木     

宪法适用如何走出"司法化"的歧路

对于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援引宪法应根据不同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人民法院对宪法做遵守性援用或说理式援引能促进宪法实施,维护宪法的权威.宜循宪定或法定程序矫正"宪法司法化"现象显露的偏颇.须提升法官宪法素养以消除形成"宪法司法化"现象的主观隐患.可考虑从改善细成人员专业结构入手增强国家机关的宪法辨识能力."发展是硬道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应当进一步强化宪法立法适用,适时启动或激活宪法监督适用机制,解释宪法.只要宪法监督适用机制日益行之有效,"宪法司法化"一定会逐渐消解于无形.     

改革、修宪与宪法理论论争——现行宪法颁布30周年之际的一个学术史回溯

从宪法修改问题在学界的最初提出、学界对频繁修宪现象的反思以及在宪法修改内容方面的一些理论焦点等问题出发,梳理了现行宪法颁布以来学界对于宪法修改的一些争议性论题,旨在以宪法修改的相关理论论争为线索,探究现行宪法30年来的变迁轨迹,并对现行宪法的实施、变迁等问题进行一个客观的评价。     

新时代中国宪法发展的内在规律及其课题——习近平“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重要文章的解读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重要文章全面回顾和系统总结了我国宪法制度发展历史进程和实践规律，指明了宪法实践发展进路，进一步丰富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宪法观。在新中国宪法发展史中，社会变迁与宪法演变相互影响，形成了许多规律性认识，并在新时代得到了深化。文章的核心要义是，要继续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更好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宪法基础。宪法学研究要回应新时代的新课题，将这些从实践中提炼的规律性认识进一步学术化、体系化和精细化，推动形成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切实提高我国宪法理论的解释力、说服力与国际影响力。     

日本学生的宪法意识与宪法教育的任务

<正> 前言我在1972年5月召开的全国宪法研究会上,从"一个年轻研究者"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关于宪法教育的问题,并且在1974年的日本教育法学会上,我围绕着宪法教育存在的问题,作了《宪法研究者与宪法教育》的报告。在那个报告中,一言以蔽之,就是宪法研究者对于"国民科学性的宪法意识的形成",如果说是一个宪法研究者必须承担的责任,那么不可缺少的则是致力于宪法教育,而且,这     

论宪法发展与刑法进步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的依据。但宪法发展与刑法进步之间存在互动关系。1982年至今,我国现行《宪法》历经30年的发展,在理念、制度和规范等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进步,指引、带动了刑法的进步。未来,我国应在宪法发展的指引下,提升刑法理念,促进刑法的宪法化、宪法的刑法化和刑法的法典化。     

充分发挥宪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法制保障作用——纪念我国1982年《宪法》颁布30周年

2012年12月4日,是我国现行《宪法》颁布实施30周年的纪念日。现行宪法被公认为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制定的最好的宪法,其全面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主要任务和基本内容,对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法制保障作用。     

中国现行宪法修改方式之评析

中国现行宪法颁行于改革开放之初的1982年,即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1982年宪法),之后分别于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以修正案的方式进行了四次修改,共计通过31条修正案。对宪法的修改所采用的方式体现了一个社会对宪法所秉持的基本态度、对是否真正选择宪法生活的基本态度,特别是对宪法作为调整社会基本关系的法规范的基本态度,     

宪法司法化浅论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它也再次唤起了全民的宪法意识。学习和贯彻实施宪法成为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知道，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是一切法律法规赖以存在和适用的基础。而宪法司法化作为一个理论和实践都面临的现实问题，有必要对其加以认真研究和把握。     

"得依法律限制之":《临时约法》基本权利条款源流考

《临时约法》与晚清的《钦定宪法大纲》不同,将基本权利一章置于国家机构之前,以宣示人民对于政府的前提性与根本性。但《临时约法》第十五条　“得依法律限制之”的规定,却为政府立法侵蚀宪法基本权利提供了借口。《临时约法》第十五条　的规定,在法例上,可追溯到日本明治宪法第二十九条　“在法律范围内”和普鲁士宪法第二十七条　“非依法律不得设之”的规定;在思想上,源于清末民初国情论下的自由观。经过民国三十多年的立宪论争,《临时约法》第十五条　“得依法律限制之”被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第二十三条　“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取代。这对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一条　等条款的修改与完善,不无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