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公共服务”模式下政府责任分析——以江苏省共享单车为例

近期,许多城市街头陆续出现了时尚的共享单车,切实解决了市民出行的最后一公里问题。然而据江苏省消费者协会发布的单车报告,当前江苏各地共享单车发挥了良好公共服务效用的同时,还存在着缺乏必要的管理规范、民意程序、教育引导以及日常监管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有必要采取尽快出台具体管理规范、广泛征求民众意见、加强单车使用教育引导以及强化单车使用日常监管等方面的对策措施,不断提高共享单车服务水平。     

基于PSR模型的共享单车政府治理研究

共享单车是一种准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有限排他性。基于PSR模型分析共享单车发展面临政府治理措施缺乏长效性、单车投放过多、骑行价格上涨、废弃单车无人回收和公众无序停放的压力,共享单车发展环境存在规章制度不完善、共享单车性质不明确、多主体利益博弈、企业运营维修机制不完善和公众非理性行为的状态。为此,政府应完善规章制度、转变工作理念、建立沟通协商机制、统一单车质量标准和建立健全征信体系反应措施,为共享单车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准公共产品理论下的国企公益性解读——以电力行业为例

近期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2011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首度提出“公益型国企”概念,他称未来会逐渐形成两种不同类型国企：公益型国企和竞争型国企。据他介绍,前者“在中央层面包括如石油石化、电网、通信服务等领域的企业,而在地方包括供水、供气、公共交通等方面的企业”。因为涉及近年来颇受责难的石油、石化、电网和通信类央企,不少人士对此提出质疑,包括“公益性国企是否不需要强调经济效益？     

共享经济的发展现状及发展困境研究——以共享单车为例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共享经济作为互联网时代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不断颠覆传统产业的经济模式。共享单车是一种“互联网+”与传统自行车相结合的新型交通工具,不仅有利于提高大众出行的便利程度,同时也可以更好地发挥资源配置的优势作用,“帮助”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借助SPSS建立回归模型,通过数据分析共享单车的使用现状,进而总结出共享经济监管缺失、信用体系不完善、资源浪费等问题,提出相应的几点思考,共同探索共享经济的未来可持续发展。     

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责任缺位的原因分析及路径选择——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

“三鹿奶粉”事件是一个值得相关责任主体反思的事件，但反思的重点更应当集中在政府在此次公共危机治理中的责任承担上。因为政府责任缺位是导致“三鹿奶粉”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从根本上说，政府责任缺位主要是由于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能力软弱以及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官员问责制和政府绩效评价制度等存在缺陷造成的。为了规避公共危机的发生，应选择恰当的路径来强化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府责任。     

从经济增长型政府到生态型政府——以公共治理为路径的探讨

随着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面临的生态危机达到了"环境库茨涅茨曲线"的顶端。反思生态危机,经济增长冲动是主要原因,经济增长型冲动鼓励并助长了"GDP崇拜"。生态治理和生态改善的希望在于变经济增长型政府为生态型政府,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在这个过程中,公共治理可以成为生态型政府的有效治理模式,其中特别应注重公共治理的制度设计,挖掘公民社会的生态治理潜力。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政府责任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种变化主要发生在城市和沿海地区,农村和内地则是另一番景象。但是,我国有着八亿多农民,“三农”状况不仅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也直接决定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改造的成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已经是制约和阻碍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瓶颈”。农村经济的发展有赖于农村的公共财政、公共交通、通讯网络、农田水利主干网络、基础教育、公共安全、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建构和完善,然而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在公共产品供给上实行两套政策,即城市的公共产品基本由国…     

刚柔相济的治理工具及其治理优势 ——以行政约谈为例

良好的治理有赖于适宜的治理工具。作为一种新的治理工具,行政约谈具有"刚性"与"柔性"两个不同方面的技术禀赋,在不同治理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发挥了特殊的治理功能。本文以80份约谈案例的文本为研究对象,运用ROST NAT和Nvivo软件,从多个维度呈现行政约谈在不同治理领域中的应用状况,分析行政约谈实践中的刚性与柔性话语,进而从主体、过程以及结果等维度剖析行政约谈的刚性和柔性及其体现,具体涉及主体的权威性和过程的协商性等,最后深入揭示了行政约谈所具有的治理优势及其效能转化逻辑,其中的核心是约谈刚柔相济的技术特性具有灵活应变的治理优势。这不仅有利于深入理解行政约谈的属性及其优劣利弊,也有利于根据具体的场景选择恰当的治理工具,还可以更好地反思和谋划行政约谈的未来发展。     

影响民族地区公共冲突治理的主要因素及政府有效治理

公共冲突是事关公共利益的冲突。随着社会变迁与利益格局变化,我国公共冲突问题日益凸显。基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多民族、多宗教的文化背景,民族地区的冲突治理问题更为复杂。有效治理冲突是民族地区各族群众的期望,也是推动全国冲突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义。目前,国际地缘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宗教文化以及传统管理体制是影响民族地区冲突治理的主要因素,需要治理主体创新理念、严厉打击"三股势力"、探索长效机制、构建开放式治理格局来因地制宜地有效治理公共冲突,实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新时期如何实现有效的风险沟通 ——以地方政府大型公共项目为例

"多元主体参与"是新时期地方政府大型公共项目风险沟通的最新探索。基于扎根理论质性分析方法和结构方程模型(SEM)对陕西省地方政府大型公共项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项目性质、主体合作特征、主体间关系质量是新时期显著影响风险沟通有效性的核心要素;项目性质依次通过主体合作特征、关系质量影响风险沟通效果,影响路径存在链式、多重中介效应。"以关系为本"发挥关系质量"黏合剂"作用、培育合作主体、强化项目社会舆论治理是新时期实现大型公共项目风险沟通有效性的主要路径。     

论中央与地方政府责任的分配及其监督机制——以公共住房保障为例

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公共住房保障问题上,存在着责任的分配问题。这些责任包括财政责任、制度建设责任和监督责任。无论何种责任的履行,都需要通过对政府问责、司法监督和舆论监督来达成社会的公共目标。     

政府人本管理模式创新——以合肥市为例

当前在政府管理活动中推行人本管理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合肥市政府管理在践行政府人本管理的理论中取得了很大成效,可以归纳出合肥特色的"八大创新模式",这"八大创新模式"有其各自的创新之处。在与其他城市政府管理的对比中,合肥市政府管理模式在政府各部门软科学建设、政府目标管理模式绩效、城市规划模式策划落实、行政服务中心模式建设、社区管理模式建设、生态环境模式建设及文化模式建设上仍需创新发展。     

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以浙江省慈溪市的调研为例

本文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分析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以目前农村积极探索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和公共产品的决策机制的实践为基础,提出改进的创新思路。     

水环境治理下政府生态责任探究——以温州实施的“河长制”为例

水环境治理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然由于当前政府生态责任主体模糊、水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建设滞后、唯GDP论下政府生态责任意识缺乏以及非政府组织力量没有很好发挥等因素,影响了政府水环境治理生态责任的发挥。要使政府的生态责任有效发挥作用,还需科学界定政府在水环境治理中的责任、建立健全政府生态责任相关法律制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生态经济、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培育公民生态文明意识。     

共享发展视阈下农村基础教育建设中政府责任研究——以甘肃省z乡为例

为公民提供高质量的基础教育服务不仅仅是共享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当前城乡基础教育服务严重不均衡,主要表现在农村基础教育服务严重匮乏,这不仅影响精准脱贫与小康社会的实现,更关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以甘肃省Z乡为例,阐述农村基础教育面临的不足及产生这一困境的原因,深入研究了在农村基础教育建设中政府责任,从培育共享发展理念出发,打破城乡二元教育体制,构建公平共享的城乡教育制度体系;完善多渠道筹措教育资金途径,提升农村基础教育投入水平;加大对地方师范类院校扶持力度,培养服务农村教育的师资队伍等方面推进,以促进农村基础教育水平的提升。     

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地方政府治理创新路径研究——以青岛市政府为例

本文以青岛市政府治理过程作为研究对象,选取了“多样化民考官机制”、“李沧区社区协调理事会”、“莱西市政府为民服务代理制”、“董家口港建设模式”四个案例,从经济、政治、社会整合、文化构建四个方面分析了青岛市政府治理创新的成功经验及存在问题,并提出实现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路径:强化政府责任,积极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提高政府效能,增强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培育公民社会,调动多方面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依托先进信息技术,积极倡导新型行政文化.     

公共服务市场中的治理工具——以广州市购买服务为例

在公共服务市场化转型过程中,为规避市场机制的潜在风险,政府应运用不同于传统管理工具的治理工具。现有研究虽关涉新政策工具,却未能论及公共服务市场之治理工具,甚或社工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市场之治理工具。本文基于对广州市管理政府购买服务的研究,发现广州政府综合运用了经济工具、行政工具和法律工具三大类治理工具。这三大类治理工具共分为十四项,包括:资源支持、方向指引、行为监管和市场营造等内容。这套治理工具组合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在推动广州市社工组织发展的同时,也提升了广州市公共服务的效果。这是一套直接间接兼备、软硬并施、合作式、多样功能的复合式治理工具,保证其在实践运用中能有效契合公共服务市场化之情境,即立足于市场机制,发挥宏观调控之效用。而之所以广州市会选择这些政策工具,是基于其特殊的政策目标、政府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等几项因素。随着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转型不断深入推进,政府在治理公共服务市场时,应综合考虑自身情况,有效选择政策工具的组合。     

试论政府治理模式机制创新与构建和谐社会——以陕西宝鸡为例

政府治理模式机制创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途径,和谐社会是政府治理创新的基本目标。建设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公平正义,人际关系融洽,生态环境优美,人民安居乐业的新宝鸡,亟需推动政府治理机制、模式创新,建设服务型政府。只有科学地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坚持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重视制度建设,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才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中的政府工具创新——以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调整为分析对象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调整一直是我国社会治理实践中的重要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三共治理格局对政社关系在权、责、利关系方面的调整提出了新的方向和要求。关于政社关系的研究大多隐匿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宏观性研究中,在微观工具层面尚有缺失。我国政府管理社会组织使用的工具大体可分为主管型工具与指导型工具,政府工具运用的偏差是造成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程度不足的重要因素。实现宏观价值目标必须对微观工具进行调整,坚持并完善主管型工具,强化指导型工具,协调并组合运用两种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