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的运行及反思

我国现行法律解释体系下,立法解释本应居主导地位。现实运行中,立法解释的缺位和司法解释的越位,使得二者的角色与功能严重倒置,也引发了对立法解释存废的争议以及司法解释"立法化"的诟病。要调整二者在制度设计与现实运作上的偏差,可能的出路是,转变二者的定位与功能,突出司法解释的主导地位,立法解释转向对法律适用的监督,司法解释在具体与抽象解释暂时并存的进路上逐步向具体司法解释转变。     

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分析

在法定犯即将到来的时代,食品安全犯罪应适时地调整为刑法典与附属刑法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当前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调控范围过于狭窄,应拓宽食品安全犯罪的犯罪对象和行为方式。食品安全犯罪在法定刑设置上存在法定刑过于宽泛、非监禁刑与资格刑的阙失等诸多问题;在当前不能完全取消经济性、非暴力性犯罪死刑的情势下,将食品安全犯罪的死刑适用主体限定于"产品的生产者"较为妥当,以彰显严格限制、减少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     

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控制

我国的食品安全犯罪正变得日益猖獗,尽管通过《食品安全法》、《刑法修正案（八）》等新法的实施,已经起到了明显的扭转作用,但是由于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控制体系仍不完善,对于全面遏制食品安全犯罪仍有很大难度。只有重新梳理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控制体系并加以协调、完善,才能更好地实现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控制。     

食品安全问题的道德反思

食品安全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完善法律、加强监管和提升技术,也需要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深刻的道德反思,加强食品安全问题的道德约束。当前我国食品安全领域存在的对生命尊严缺少敬畏、机会主义泛起、行为失范等道德问题,是由于食品安全的道德教育缺失、诚信体系建设滞后及道德考评机制缺乏等因素造成的。因此,从道德层面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治理,需要从以下方面努力:加强道德教育,树立普遍的食品安全道德观念;建立健全食品安全诚信体系,完善食品生产经营者管理制度;开展食品安全道德考评,为食品安全道德约束提供价值导向;依靠政府、消费者和媒体的多方力量,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加强食品文化建设,构筑食品安全道德约束的文化环境。     

中国食品安全犯罪的社会控制研究

食品安全问题是困扰人类社会的永恒话题,尤其是在当前,其以越来越严重的食品安全犯罪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严重了威胁了人们的饮食环境与人身健康。本文从社会学及犯罪学中的社会控制理论出发,对中国食品安全犯罪的现状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反思中国食品安全犯罪在社会控制方面的不足之处,以期提出有效的应对方式。本文以有效的治理食品安全犯罪为目标,以保护国民饮食安全为宗旨。     

商业贿赂犯罪控制机制的反思与重构

商业贿赂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经济腐败最为重要的形式之一.我国治理商业贿赂的专项斗争虽产生了积极效果,但构建于传统的、以"二元论"企业角色观为基础,以作为受贿主体的国家工作人员为规制重点的商业贿赂犯罪控制模式,并未切中商业贿赂犯罪"上游犯罪"之根本,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以"一元论"企业角色观为基础,以企业社会责任为视角,以作为行贿主体的企业及其工作人员为规制重点,提出商业贿赂治理新思路,并以此构建中国反商业贿赂长效机制,可以弥补传统治理商业贿赂思路的局限性.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立法缺陷及对策

食品安全的极大社会危害性相比其对经济的危害性,更适宜归入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范畴。我国刑法中没有规制持有不安全食品的相关规定,虽然持有不安全食品暂时不会发生危害后果,但一旦这种食品进行社会流通,为人食用,必然产生不可逆转的危害后果,故持有不安全食品的行为应在刑法中加以规制。我国刑法和《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完全有可能导致刑事处罚的罚金远低于行政处罚的罚款。建议对食品安全犯罪应以"货值金额"为标准,设定较高的罚金刑限额。     

行政公布食品安全消费警示制度的检视与反思

一方面,行政公布食品安全消费警示业已成为规制食品安全的重要手段,为社会群体自我防范风险提供保障;另一方面,由于执法不当,这种规制手段又可能侵害到具体第三方的合法权益。透过"典型事件"寻找消费警示在食品安全法规范中的定位,分析现有法律制度存在的不足之处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主张将消费警示法律关系类型化,并通过借鉴国外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提出公布食品安全消费警示法律控制的一点思考。     

反思与重构: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范围的新视界——以相关司法解释为视角

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应负刑事责任的范围,存在限制论、罪名说与扩张论、罪行说的对立,而限制论和罪名说应该得到提倡;现行刑法关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应负刑事责任的范围,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并存;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范围,应该突出未成年人特殊权益之保障。     

对我国毒品犯罪刑罚适用问题的反思

毒品犯罪刑罚适用的重刑化趋势,与毒品犯罪高涨不下的现状形成了鲜明对比。寄希望通过"以刑抗罪"的传统模式来防范毒品犯罪的实践路径,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反而导致了重刑适用的诸多弊端,也与刑罚的整体发展趋势不相合拍。应当改变当前过于倚重刑罚防控毒品犯罪的窘境,重构毒品犯罪的刑罚结构及其内容,从禁毒策略体系入手进行一体化构建,这理当成为法治化语境下理论界与实务界为之不懈共同努力的前行路标。     

犯罪情报与犯罪情报分析

情报是警务人员侦破案件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办案人员确定追踪方向的重要依据,而在收集的情报中,如何确定情报的种类、确定目前以及今后的工作任务也是警务人员应掌握的技能,对其工作有着指导作用。分析了犯罪情报定义、所包含的内容;犯罪情报分析对于警务人员的作用。     

对环境犯罪生态法益的追问及反思

环境犯罪法益定位泛秩序化、公共政策化倾向将导致立法走向象征主义、司法走向工具主义的歧途。非人类中心主义下的生态法益论自带虚无主义特质,维护环保秩序的公共政策不宜作为环境刑法构造的外在参数。生态法益界限不明将消融公民和国家的界限,构建社会上公共的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法律上的公共利益—刑法上的环境公共法益之递进关系,有助于在环境刑法的开放性与安定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     

论消费者食品安全监督评价机制的建立

近年来,我国频频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暴露出我国食品安全信息传导机制的欠缺。在食品安全问题上,要真正实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赋予消费者的监督评价权,需要建立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的评价信息反馈机制。     

浅析犯罪的基本特征——什么是犯罪与犯罪是什么

在刑法理论界对于何为犯罪的基本特征存在很大的争论,目前存在着二特征说、三特征说及四特征说。通过对不同学说的考察主体、视角与方法的研究可以揭示几种学说的关系,并且能从另外一个新的角度来考察犯罪的基本特征问题。     

中国式“监管国家”的问题与反思:以食品安全为例

监管国家的兴起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在中国,有限准入的市场理念使监管者将发证看作是监管的主要途径,同时,以大企业标准设立的过高准入标准下,监管者将大量精力投放于围堵无证生产经营活动,获得许可进入市场的厂商缺乏有效监管,再加上低端市场的广泛存在诱发厂商的机会主义行为,监管者陷入管不胜管、防不胜防的困局。破解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的困局,不只是监管机构撤并的问题,更承载着政府与市场关系建构的重要使命。     

非本地居民犯罪强制措施高羁押率之反思

侦查机关对非本地居民犯罪采取强制措施时,羁押率明显高于本地人犯罪已成为普遍的潜规则。这主要系非本地人居所的不固定性、工作的不稳定性及担保的困难、容易脱保等因素所致。但这些均不能成为违背刑诉法规定的法定理由,实践中的做法正在制造非本地人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待遇。为此,立法机关应当根据流动社会的特点及时修法完善,侦查机关也应与时俱进,应当改变图省事一刀切的做法,改变重控制轻保障的思维,确保非本地居民与本地居民在强制措施面前的平等性。     

关于盗窃罪司法解释的思考

新近公布的盗窃罪司法解释全面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盗窃是否意味着"秘密窃取",旧司法解释将其定义为秘密窃取,而新司法解释则适应犯罪形势变化的需求取消了该规定。在盗窃罪牵连犯的处罚原则上,新司法解释确定为从一重从重处罚,更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单位相关人员犯非法定单位犯罪是否构成盗窃罪应以自然人的盗窃罪犯罪构成要件为判断标准,符合盗窃罪构成要件的应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正当性分析

最高人民司法解释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解释存在了五十多年,现有法律制度的需求是其长期存在的原因。从正当性层面看,司法解释的存在是一种宪政秩序下司法权的正当配置要求,也符合传统民主政治下的权力结构,但司法解释本身体现的专业性并非总是符合民主的要求。司法解释本身并不是造成统一法律体系与稳定规范性秩序难以形成的原因,相反法治秩序的形成需要司法解释的进一步规范化,通过司法专业化和实践相结合发挥对法治的构建性作用。     

回顾与反思:政府公共服务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进展

指标体系设计是政府公共服务评价的前提和基础.西方公共服务评价指标体系的演进表明,指标设计的首要问题是理解政府服务绩效的内涵,明确政府职能的合理定位.国内的指标体系研究应从指标体系设计方法论、公共行政价值和政府职能定位、评价维度及工具选择、指标遵选及权重确定等领域,拓展公共服务评价指标的研究思路,从而使中国公共服务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更臻合理完善.     

年龄与犯罪

犯罪与年龄有着密切关系。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犯罪统一报告》的统计表明,在大部分犯罪中,50%左右的被逮捕人年龄不足三十岁。这种现象可以从年轻人的社会关系、认知水平和身体发育等多方面寻找原因,而年龄—犯罪曲线的变化也跟犯罪类型和时代原因有关。年龄—犯罪曲线在青少年之后呈下降并趋于平缓趋势,但仍有较多人的犯罪曲线直到老年后才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