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犯罪地理画像在系列案件侦查中的作用

犯罪地理画像是一种通过对系列案件犯罪地点的分析,来推测犯罪人最有可能的居住地或再次作案地的辅助系列案件侦破的调查方法。在系列案件侦查中运用犯罪地理画像,不仅有利于帮助侦查人员及时、准确地划定侦查范围,从而节约侦查成本、提高侦查效益,而且有利于安民心、树警威、保稳定。     

职务犯罪案件指定侦查研究——以山东省为样本

职务犯罪案件指定侦查是指上级机关通过指定程序进而改变原定侦查管辖的制度,它对于满足侦查需要,提升侦查效率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前职务犯罪案件指定侦查制度存在效力层次较低、程序内容较为模糊、权力缺乏有效制约等问题,对于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产生重大威胁。对此,应当坚持程序法定原则,明确职务犯罪案件指定侦查的基本原则,细化适用的范围和程序,完善相关救济机制,确保该制度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洛卡德原理在杀人案件性质认定中的应用——以L市“10·30”案件为例

大数据时代传统洛卡德原理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对侦查工作尤其是刑事案件性质的认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该原理在正确的侦查逻辑指引下,对于发现提取传统的痕迹物证和数据证据、认定犯罪现场、锁定犯罪嫌疑人和证实犯罪动机等方面具有积极指导意义。侦查工作应秉持“以证据为中心”的办案理念,对案件的性质进行准确认定,才能真正做到“为审判服务”,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     

深入推进铁路公安视频侦查工作的思考——以济南铁路公安局为例

近年来,随着视侦技术的广泛应用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视频侦查已成为新的破案增长点。尤其是随着铁路的飞速发展,车站、动车、线路的视频监控探头数量日益增多,铁路、公安、社会的视频监控系统相互交织,形成了从车站到列车、从铁路到地方覆盖面极广的多角度、立体化监控网络,视频监控系统在发现犯罪、打击犯罪、固定证据等方面的作用愈发彰显。如何抢抓科技信息化战略机遇,用足用好视频侦查应用技能,形成"视频+"侦查工作模式,建立更为符合实战需求的视频侦查应用机制,已经成为各级公安机关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寻找组织建构过程中的行动者——以Y市组建R局为例的研究

组织是行动者构成的组织,行动者的集体行动构成了组织本身。有别于"将组织看成既定存在"的传统主流组织理论,组织行动学派认为人是具有自主性的行动者,而组织是由行动者参与的一种"人为建构"。通过对Y市R局的设立及初步运行的考察发现,中国政府组织虽有官僚制的典型结构形式,但其真正的生命力来自于组织内外的行动者。以建构组织观分析考察当代中国政府组织,有利于我们深化对当前政府改革的理解,并为建构适应复杂性治理要求的政府组织提供启示。     

从社会角色理论看大学生村官的现状——以X市和Y市为例

选聘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工作,对于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大学生自身来说,他们将从大学校园走向农村,面临着学生向农村干部角色的转变。通过对X市和Y市大学生村官的调查,试图用社会角色理论的相关内容对大学生村官的现状进行解读,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性的措施。     

大城市的大都市区化现象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大都市区是城市化发展到较高阶段时的城市空间组织形式。近年来成都市人口、产业和城市空间布局变化的情况表明,大城市向大都市区发展,能够对一个特定区域的产业、人口和基础设施进行有效配置,防止产业和人口向中心城区过度集中,促进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全面发展。     

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困境的制度根源分析——以Y区为例

制度安排与教育的关联性使制度分析成为探讨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一个重要的视角。在转型期制度的滞后与缺位是当前民工子女教育困境制度方面的主要根源。走出这一困境,需要制度上的破旧,更需要制度上的立新。     

论民事争议案件的法律适用——以“泸州遗赠案”为例

"泸州遗赠案"在社会上影响很大,该案不仅涉及婚姻法中关于夫妻相互忠诚原则、夫妻财产制度问题以及继承法中关于遗嘱成立、遗赠行为成立要件的相关问题,而且还涉及民法中公序良俗原则与意思自治原则相冲突以及道德评价、群众意见对司法裁判的影响等问题。法官、公民都应当树立非道德的民事权益也应得到法律原则的尊重和保护的观念。     

刑民交叉案件中民事合同的效力及影响——以帅某骗保案为例

刑民交叉案件法律关系的复杂性、交叉性导致了其司法实践的争议不断。在该类案件中,民事合同效力判断对于法律适用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刑法和民法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应对民事合同效力性判断和民事行为违法性判断进行二分,同时融入刑民二法的价值判断,民事合同的效力应由民法部门进行评价判断,民事行为违法性程度应由刑法部门进行评价判断,从而做出最优法律适用选择。     

论危险驾驶案件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冲突——以孙伟铭案为例

妥善处理危险驾驶类疑难案件,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长期以来都是司法实务界关注的问题.孙伟铭醉驾案显示出了当前在处理危险驾驶刑事案件时所面临的坚守罪刑法定与满足民众法感情的困境,以及这一困境的突出体现,即判决结果引起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激烈冲突.     

德国难民治理中的协商参与研究——以莱比锡市为例

难民治理问题作为欧洲难民危机所产生的次生社会问题,给欧洲国家的社会治理带来了极大的挑战。随着德国难民数量的快速增长,难民治理困扰也日益突出。本文选取的样本莱比锡市政府为避免在难民治理问题上进一步出现德国民众与政治精英疏离的情况,通过推广协商民主,扩大社会团体及公民的参与,构建了一种政府+社会团体的协商参与治理模式。这一运行模式可以很好地补充代议制,满足公众深度参与需求,增强民众和政治精英的互信,同时能提高公共政策的效率、效果。协同治理还应在法定化、制度化、系统化等方面继续探索,避免形式化,无效参与,挫败参与公众的积极性。     

行政诉讼中寻衅滋事案件规范化探析——以温岭幼师虐童案为切入点

行政法领域的寻衅滋事界定的难点,一方面具有与刑法的共性,即主观动机是否要求流氓动机在学理上争议较大;客观上与故意伤害、侮辱、抢劫、故意毁坏财物、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等具有一定重合性。另一方面其外延上具有不周延性,规定了可以对"其他寻衅滋事行为"予以处罚这一"兜底条款"。从行政法领域对寻衅滋事的具体规定出发,结合刑法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对其进行规范化探讨。     

刑事技术在侦破旅客列车系列麻醉抢劫案中的应用

刑事技术作为刑侦工作的三大支柱之一,在案件的侦破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一起铁路旅客列车卧铺车厢麻醉抢劫案件侦破过程中,技术人员利用技术手段确定了案件性质和犯罪嫌疑人,并且利用文件检验技术直接侦破上海和南宁两起特大旅客列车卧铺车厢麻醉抢劫案件。     

农村城镇化问题研究——以L市为例

积极稳妥地加快我国农村城镇化进程,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选择,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根本出路。因此,采取有效措施来解决农村城镇化问题是我国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结合L市市情,综合分析其发展概况,指出L市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存在诸如经济结构不合理、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等问题。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并根据L市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提出解决对策。如优化产业结构,强化动力机制;创新管理制度,优化整合配置;增加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流动性;多措并举,维护群众利益等,以此来促进L市农村城镇化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从而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欠发达地区政府主导下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路径——以C市H区“X实践”为例

社区治理是政府和其他主体共同完成和实现社区内公共服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的过程。从社区治理视角认为,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居民都可以在社区共同治理空间内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其中的社会组织,在集中社区资源、发动社区居民等方面更具优势。但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财政不足,更多是由于长期保守的观念,社区的社会组织没有自主产生的先天条件。本文旨在通过对C市H区的"X实践"对社区社会组织的积极扶持和发展为例,梳理现阶段C市H区社会组织发展的诸多成功经验,进而为其他欠发达地区提出可供参考的建议。     

秘密侦查应用现状的调查与思考——以湘中某基层公安机关为例

秘密侦查在我国目前对于适用的刑事案件类型没有法律限制,大有"逢案必用"的趋势,随时有侵犯人权的可能。因此,将秘密侦查权纳入法制轨道,明确实施主体、适用条件,重视正当法律程序,赋予公民救济权利势在必行。     

城市供水业改革中的政府管制研究——以T市为例

城市供水业改革要求政府职能由直接干预生产经营转向监督管理,建立有效的政府管制机制。T市的城市供水业在改革后仍然存在政企不分、缺乏竞争、价格管制失当等问题。因此仍然需要更加深入的改革,包括进一步限定政府管制职责,引入竞争,建立合理的水价体系。     

铁路公安民警专升本面授教学效果最大化之我见——以“经济犯罪案件侦查”的教学为视角

专升本函授教育是铁路公安民警提升学历层次的主要方式和途径。目前,在专升本函授教育中存在诸多影响面授教学效果最大化的问题：面授时间短与授课内容多存在矛盾,民警提高学历与提升业务技能的双重需求较难得到满足,铁路公安机关函授站的管理存在瑕疵等。提升专升本函授教育的面授教学效果须从多方面进行改革和完善：合理安排面授教学内容;运用多种教学方法进行面授;建立教师与学员间的课堂互动和课后联系制度;充分借助电子通讯手段,拓展面授教学平台;结合铁路公安民警工作和学习特点,改革现有函授教育的考核方式。     

本科生导师制在法学实践教学中的应用——以河北工业大学为例

法学教育应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为此,在法学教学课程体系中不断地提高法学实践教学课程的比重。但是,在法学实践教学的开展中遇到很多问题,使法学实践教学的效果不尽如人意。本科生导师制在指导老师和学生之间建立了稳定的、确定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能够有效地解决法学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因此,应当将本科生导师制与法学实践教学结合起来,由指导老师主要承担被指导学生实践课程的指导,从而有效提高实习效果,确保法学实践教学的顺利开展,切实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