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购买中的“政社互动陷阱”:发生机理与治理路径——基于四川省C市W区的实证分析

创新社会治理模式、转变政府职能、创建服务型政府都离不开对"政社互动"关系的探讨,"政社互动"已经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命题,而政府购买服务的兴起恰为"政社互动"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以"政社互动"为切入视角,对C市W区政府购买服务过程进行解构发现,"政社"在互动过程中暗藏陷阱,即存在"异化合作""组织趋同""合作内卷""行政依附"等问题,究其根源在于"政社互动失灵"。由此,政社互动陷阱的生成逻辑根源在于购买服务实践的双向形塑,理想形态是实现双方的良性互动,形成一种合作治理的格局。     

政社分开的基础:领导权与治理权分开

政社分开的改革因政府内在的治理逻辑与统治逻辑的矛盾而进展迟缓,这一矛盾来自一种对权力的误解。政社分开的实质是权力的分开,即领导权与治理权的分开。这一分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也切合政社分开改革的实践。它有助于解决使社会组织和团体真正成为一个独立而自治的组织这一政社分开改革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有助于在基本的功能上划清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边界,也有助于解决改革内在的治理逻辑与统治逻辑之间的矛盾。领导权与治理权的分开并不意味着政府将治理权全部放手,政府需要在它治理的领域里承担起它的责任,同时政府还承担着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管的职能。     

服务购买中政社依赖关系的生成机理与应然路向

政府购买服务是服务供给模式的创新之举,独立而平等的合作双方是购买关系成功的前提。在我国服务购买的制度实践中,独具特色地形成了政社依赖关系。这种政社关系的发生机理主要体现在:历史维度的政治文化原因,现实层面的压力型体制模式,国际经验的"行政权社会化"的治理变革,心理效应中的关系强度影响合同绩效。这种政社依赖关系不利于合作绩效的提升,因此要从逻辑起点、发展方向、行动指南、合作形态等方面为政社关系指明应然路向。     

城市社区服务中的政社合作行为策略分析

政社合作是创新城市社区服务体系与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内容。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构建制度规则、个体偏好、算计过程的分析框架,城市社区服务中政社双方的主体理性可以被激发,其背后也存在一定的行为逻辑。政社双方巧借正式制度传递确定信息,利用非正式制度维系与强化合作关系,实现了既定偏好的优化排列与阶段化分解及兑现,有意识地策略性博弈进行成本评估与最大化交易。政社合作共同形成的整体行为策略表现为渐进调适、能动联络与博弈均衡。社区在政社合作中凭借双重属性实现了资源整合与服务能力的建制性增长。     

当代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演进逻辑——基于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分析

考察当代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变革,其内在蕴含着较为清晰的演进逻辑与发展路径。农村治理模式演进的关键变量,是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农村治理模式改革,重构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政社一体的乡村治理模式,构建了以政社分工为基本特征的新型农村治理模式。新世纪之后的农村税费改革,以政建社与政社共治的农村治理新模式取代政社对立的二元治理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反腐败向基层延伸和精准扶贫攻坚为中心,农村治理模式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构建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现代治理体系,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     

治理理念的社区实践

治理理念作为对传统单一政府管理的反思,强调治理主体的多中心秩序和治理权力的多向度,强调自下而上的对话、协商与合作,而不是单纯的命令与服从,它强调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和公民的互动与协作,强调目标导向的治理理念,是市场经济发展和民间组织兴起的必然要求。但我国目前存在的官本位现象及政企、政事、政社不分的现象与治理主义理念背道而驰。重塑政府,确定政府边界,实行政企、政事、政社分开,积极培育民间组织的发展,发挥民间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将是在社区实践中贯彻治理主义理念、构建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的重要路径选择。     

水污染治理中地方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合作路径研究——基于H市“治水五人组”的分析

水污染是我国着力解决的环境问题,整合行政力量和社会力量共同治理水污染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政社合作治理水污染面临着多重困境。文章构建囊括"合作意愿—合作能力—合作行为"的分析框架,通过剖析H市"治水五人组"实践,探究水污染治理领域政社合作的实现路径。目标一致和资源依赖推动了"治水五人组"成员形成合作意愿,而制度与培训双重供给促使合作双方具有合作能力,合作行为则表现为日常巡河、河长固定活动日、河长论坛。要实现水污染治理的政社合作,应当促进合作双方对合作目标的高度认同,赋予社会公众合作身份且提供能力培训,形成以信息技术和会议活动为载体的合作行为,并推动合作双方建立增效式合作关系。     

“政—社”以何合作？——一个农村环境整治的案例分析

在"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的社会治理范式转型背景下,"政—社"以何合作替代"政—社"何以合作,成为"政—社"合作研究的重心。研究发现,政府、企业、社会团体、村级组织和农村居民等构成农村环境整治的主要参与者,其分别遵循科层关系下的行政推进、竞争关系下的契约合作、社群关系下的自愿合作以及熟人关系下的道德约束行动逻辑。借助扁平化、透明化的现代互联网技术,多元主体的差异化行动逻辑相互调适与耦合,形成了主体间双向互动与传递的反馈型关系。结合"三清洁"五级联动工作体系,"政—社"合作主要通过宣传动员、道德约束、物质激励、行政推进和契约合作机制来实现,政府在合作关系中占主导地位,同时强调合作机制的组合化运用。但由于政府压力型体制、"条块化"组织体系与理性化官僚、农民整体素养有待提升和社会组织独立性不足等原因,农村环境整治内生性动力建构不足、市场化运作流于形式和整体性发展思维有待进一步拓宽。破解上述困境,需要继续深化服务型政府转型,提高社区的自治能力,进而优化"政—社"合作环境。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类型学:基于"控制-嵌入-规范"框架的分析

府际结构、政社关系与行政文化是理解地方政府创新的关键变量,并构成了地方政府创新的"控制-嵌入-规范"框架。基于此框架,区分了三种典型的地方政府创新模式:中央主导型创新、地方回应型创新和地方自发型创新,并对三种地方政府创新的特征、优势及局限等进行了对比。创新类型的差异实则是地方政府创新核心机制和关键变量的区别。分析表明,控制、嵌入和规范机制对地方政府创新的内在逻辑有较强的解释力。而该类型学划分在理论上部分回应了当前有关中国地方治理模式的讨论,在经验上为进一步通过地方政府创新推动地方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参考。     

合作共治:政社关系范式变迁的新方向

不合时宜的单一治理、日益壮大的社会组织、蓬勃发展的治理理论等,都在宣告——"合作共治"的政社关系将是其改革的最终归宿。合作共治的基础来源于理念的一致性、优势的互补性、合作的长期性。合作共治的类型包括项目型、替代型、互惠型的合作共治。"合作共治"作为政社关系范式变迁的新方向,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第五个现代化"所必须的一种社会治理关系架构。     

分离与重构:放管服改革视阈下的社会组织——以行业协会为例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简称"放管服")是国务院推进行政体制改革,重塑政府、市场和社会新型治理架构的重大举措。放管服改革除了科学厘定政府和市场边界,深度激发市场活力外,也为社会治理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优质的环境和资源支持。行业协会作为社会组织的典型代表,是政府和市场关系良性互动的重要连接带,在构建新型政社关系中发挥着风向标之作用。充分依托政府放管服的改革整体要求和推进路径,依法明确行业协会的治理角色和职能内容,打造政会之间的权责清晰、合作共赢的治理关系,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深化基层政社互动 创新村居民主治理

正政社互动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一环,其工作成效直接关系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社会治理需要社会多元主体参与,而村居社区是社会主体的重要单元,因此提高村居治理能力是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路径。政社互动的前期,进行了一些基础性的机制创新,逐步厘清政社之间的权责边界,从尊重社会主体性的角度出发,政府依法需要村居协助的事项采取了契约模式等,规范了政府的行政权力,减轻了基层自治组织的行政负担,释     

培育枢纽型社会组织 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

枢纽型社会组织是当前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政社合作互动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府转变职能、鼓励和培育新型社会治理主体的一种新型方式。充分发挥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作用,将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职能转让给社会组织,带动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和引导在社会治理中的有序运作,形成社会多元治理格局。     

经济发展、合作网络与城市群地方政府数字化治理策略——基于组态分类的案例研究

以数字城市、智慧城市为代表的城市数字化治理正在成为城市群发展的重要方向,需要重新审视地方政府数字化行动与区域治理行为的内在联系机理.本文基于集体行动和网络治理的理论,探讨地方政府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群合作网络地位如何互动,并影响地方政府数字化治理策略倾向.通过构建地方政府在城市群中"经济发展水平"和"合作网络地位"高低的...     

政社关系视角下公共治理失灵与对策研究

政社关系是影响公共治理失灵的关键因素,然而目前从政社关系视角研究公共治理失灵的成果不多。目前有关研究多以界定清晰的公共治理概念为基础,在未形成一致认同的概念大背景下,盲目定义易导致文章内容偏颇。基于此,可以从政社关系出发,对公共治理概念进行梳理,选取构成公共治理的四大核心要素,即行动者、关系、方式与目标,在四大基本要素叙述中分析政社关系是如何致使公共治理失灵的,并给出制度建设与公共精神培育并举、政府还权与社会承权并行、分工与协作并重等对策。     

“社会自主联动”:“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机制的完善路径

"三社联动"是社区治理改革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三社联动"社区治理在实践中形成了"社会组织委托型""社工机构服务型""项目指导型""社区内部发展型"等模式。其中,项目指导型是试点地区普遍采用的一种模式。该模式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政社合作培育社区治理组织;二是政府购买服务联接各类联动主体,形成联动服务模式;三是采取项目化的运行方式。项目指导型"三社联动"虽然取得了诸多效果,但在运行机制方面存在政府控制偏强、社会自主联动偏弱的缺陷,尤其是"民非"类社会组织与社区的直接合作有限,导致其在社区治理改革方面的成效不足。为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效果,应通过完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政策,促进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的发展,构建社会组织合作网络,形成社会力量间的自主联动,释放社会活力。     

整合治理:中国地方治理的一种理论模型

从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地方治理可区分为全能治理、自主治理、整合治理、协同治理四种类型。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在实践中,中国地方治理形成了一种整合治理模式。整合治理依托于公共部门及其组织体系,通过资格认定、精英吸纳、资源支持、项目化运作等方式,对市场和社会主体进行跨界整合,形成一种隐性控制机制。整合治理不同于中国改革之前的全能治理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国家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分立合作模式。这一治理模式显著提升了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也存在社会组织行政化的问题。推进政府向社会赋权,将是新一轮地方治理改革的基本诉求。     

合作中的伙伴关系:社会组织参与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的关系策略研究

随着社区治理结构的转型和大量社会组织的孕育与发展,原来"政社合一"的社区管理模式逐渐向多元化的社区治理模式转型,大量社会组织开始发育并介入到社区的公共事务中,逐渐成为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有效载体和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在具体的社区治理实践中,社区治理的各主体参与者,尤其是各类社会组织通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关系建构,形成了社团共享、志愿性参与、项目制运作、机构介入式服务等参与社区治理的生存策略和关系选择。真正意义上的社区治理实践应该是社区治理的各参与者,包括地方政府及其派出机构、社区居委会、各类社会组织及社区组织、社区居民之间,相互合作、平等协商、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一种"合作中的伙伴关系"。     

地方政务服务中心空间治理的实践逻辑——以深圳市宝安区政务服务可视化平台为例

数字化背景下,多样化的政务服务改革创新实践仍然难以彻底消除“办事慢、办事繁、来回跑”等现象,深层原因是时空的限制尚未被打破。空间生产理论的引入为地方政务服务中心空间治理的研究、实践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在界定地方政务服务中心空间治理基本属性的基础上,构建权力、权利和技术要素对地方政务服务中心空间生产的作用机制模型,进而可以合理解释并总结出地方政务服务中心空间治理的实践逻辑：一是通过技术嵌入倒逼服务型政府建设,二是通过政民互动推动服务空间再生产,三是通过组织重塑优化政务服务流程。空间的再生产与再分配比空间本身更加重要,应通过充分考虑群众的主体地位,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目标重构政社关系,从而推进政务服务中心数字治理的改革创新。     

“三社联动”背景下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行动策略研究

"三社联动"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创造了机遇,但社区社会组织仍然面临政社不分、合法性不足和社区居民认可度差等外部环境的束缚。在行动主义视角下社区社会组织可通过遵循社区治理的价值取向、发挥专业优势、探寻基层政府真实诉求、找准社区建设的中心任务和鼓励社区居民有效参与等行动策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