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合同法中“重大误解”的探讨

《合同法》规定了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但没有设定相关的具体规则。如何认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是当前理论和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者主张将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与未成立的合同相区分,将重大误解的救济规则与合同解释的规则相区分;并对构成重大误解的条件、误解的内容、重大误解的可宽宥性、放弃撤销权的行为等问题阐释了自己的观点     

重大误解若干问题探讨

我国《民法通则》第5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1条以及《合同法》第54条对重大误解都做了规定。但在理论和实务上,关于重大误解制度仍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本文就重大误解制度中误解的界定、重大误解的标准、构成要件、法律后果等问题做了简要的探讨。     

破解私法史悬案：“重大误解”之正本清源

取法于欧陆的我国民法,为何将民事错误行为独特地表述为“重大误解”,至今仍是我国私法史上亟待破解的一桩学术悬案。“误解与错误区别说”和“误解与错误等同说”皆因缺乏对制度的语境把握和历史考量,从而并不能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私法史的考察证明,“重大误解”实为“重大错误”,是我国法在继受苏俄法过程中语言裂变和翻译异化的产物,它有别于德国法以表意主义为中心的意思表示错误制度,而与合意主义的罗马—法国法传统一脉相承。对此加以厘清,有助于在立法论和解释论上对这一条款进行准确操作。     

隐蔽用工成劳动合同法隐患

进京打工的女工盛美虹在2010年1月1日领到了劳动纠纷仲裁结果,这一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两周年的日子。在这个对中国数千万劳动者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纪念日里,打工者盛美虹倍感沮丧,她对家乐福超市违法用工的仲裁申诉没有得到劳动仲裁部门的支持。盛美虹决定起诉。这是《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北京市第一起劳动者权益因隐蔽用工受侵害而起诉国际连锁集团的诉讼案。     

何为误？因何解？——重大误解的判断标准及因误解而撤销合同的条件

误解是合同当事人因误认或不知而产生意思错误,表意人所表示的意思与真实意思不一致,因此误解在理论中又称为“错误”,误解作为可撤销的原因,是法律为误解人提供救济机会的表现,但是,误解通常是当事人一方自身认识的错误,不能不问错误的情形一律允许误解人撤销合同。许多国家的法律虽然对因误解而撤销合同作了概括性的表述,但是没有一个简单的一致标准来确认什么时候错误的一方可以撤销,什么时候不能撤销,决定一个合同是否因误解而撤销的观点是种类繁多的。一、对因错误而撤销合同的基本立场当事人意思发生错误而主张撤销合同时,法律应该采…     

浅谈《合同法》中的抗辩权

在我国以前的合同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着重强调的是合同双方的履行义务，认为不履行义务时双方均应承担“各打五十大板式”的违约责任，未从履行合同时行使抗辩权的角度赋予当事人直接的救济权，并且模糊了当事人的责任关系。因此，新颁布实施的《合同法》，从立法的角度，     

论“重大误解且与事实不符”的自认撤销组合事由——从《民事证据规定(2019)》第9条再出发

自认撤销(撤回)规则是民事自认制度的核心和争议规则之一。与《民事证据规定(2001)》相比,《民事证据规定(2019)》一体删除了"胁迫"和"重大误解"事由中的"与事实不符"条件。删除胁迫事由中的"与事实不符"解决了额外增加自认人证明负担、鼓励相对人实施违法行为等扭曲激励问题,进步显著。不过,继续坚持不区分"胁迫"与"重大误解"两种自认意思瑕疵的立场,删除重大误解事由中的"与事实不符",并不合适。事实上,"与事实不符"不仅是自认人证明和法官判断重大误解的有效工具,而且能够发挥保护自认相对人信赖的独特功能,我们应当坚持"重大误解且与事实不符"的组合事由。在自认与"真实"的关系上,问题不在于自认制度是否要考虑真实,而在于何种方式和程度上考虑"真实"。     

试析《合同法》第28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２８６条规定：“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我国《合同法》第２８６条的设置，弥补了建设工程款债权作为一般债权的缺陷，强化了对工程承包人的特殊法律保护，为我国建筑业健康有序地发展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保证。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理解该条款设置的现实意义和法律…     

《合同法》第54条在保险合同中的适用问题研究

文章首先提出《合同法》第54条在保险合同领域中适用的命题,并通过两个判例的概述表明了中国司法实务界对此问题的基本态度。随后文章从《合同法》第54条规定的三类情形出发,并结合保险合同的具体实际分别讨论各自情形应予关注的问题。最后文章着重讨论了《合同法》第54条与《保险法》第16条的竞合关系及其处理。     

电子商务合同中的重大误解--以网络标价错误为例

我国现行实体法规范对电子商务合同中的意思表示瑕疵的规定很不完善,司法实务多根据传统意思表示瑕疵的构成要件处理电子商务合同中的意思表示瑕疵,相应的理论研究也囿于传统法律行为理论而无法为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合理的解释。对于这一问题,在人工智能背景下,应当结合司法案例对该领域展开实证研究。具体而言,应在总结司法裁判经验的基础上...     

涉外仲裁司法审查中重新仲裁之实践检讨与立法完善

重新仲裁制度肇始于英国,~[1]但基于支持仲裁理念而产生的重新仲裁制度却最早规定在1985年的<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中.重新仲裁作为仲裁司法审查的一种特殊程序,它赋予仲裁进行自我救济的机会,在确保仲裁裁决终局性的前提下能够适当修正仲裁裁决,是在仲裁裁决被撤销与仲裁裁决的一裁终局之间设置的"平衡杠杆".     

重大误解中的过错要素 意思自治与信赖保护之平衡

在重大误解制度中,过错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过失。依据意思表示错误中表意人和受领人的过错对撤销权及损害赔偿的影响,可以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分为相对人过错要件型、过错排除撤销型、过错非要件型以及过错赔偿要件型四种主要模式。我国法上重大误解之撤销权及损害赔偿的法律效果,应基于双方不同的过错情形,作出不同解释：第一,撤销权之享有不应以发生错误一方主观上无过错为要件,《总则编解释》第19条第2款之但书亦不应包括表意人主观上存在过失的情形。第二,《民法典》第157条应作限缩解释,排除发生重大误解的表意人在赔偿责任上的过错要件。第三,若双方对错误之发生均无过失,亦无可归责性,则应适用风险分配规则,由表意人承担赔偿责任;但若错误的发生可归责于相对人,则表意人可免于赔偿。第四,相对方不存在合理信赖,应构成损害赔偿的排除事由,但双方都存在重大过失时,不免除发生错误一方的赔偿责任。     

值得重视的执法偏差——从司法实践中的执行情况看合同法第286条的操作性

我国《合同法》自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日施行以来,该法第十六章《建设工程合同》中第２８６条也随之生效,并依法成为各级人民法院判处工程款案件的重要依据。由于此条法律规定是《合同法》的新规定,以往法律、法规中没有类似的规定;又由于工程建设欠款问题本身的复杂性;还由于２８６条的严格执行必然制约了银行协议抵押贷款的传统运作和到期贷款的顺利收回,因此,在司法实践中的各地法院对《合同法》２８６条的理解不一,在操作中出现了许多亟待明确的问题。及时统一认识,规范其操作性已成为严格贯彻执行《合同法》的重要课题,从这个…     

民法“重大误解”继受之反思——兼以台湾“民法”第88条第1款为例

我国民法“重大误解”极可能是借鉴苏俄民法,而后者却受到德国法的重大影响。但我国立法的继受混合而间接,亦未结合理论建构,发端于继受过程中的“误解”一语的不当使用造成了司法实践的混乱。台湾地区现行“民法”,为国民政府立法院在《大清民律草案》的基础上修改制定完成的“中华民国民法典”。其意思表示错误部分的规定亦大多源于《德国民法典》。但其第88条第1款规定中“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为意思表示”之规定虽源于德国,却与德国法规定及解释皆不相同。这一问题在司法中造成了混乱,而学说也未能找到妥当的解决方案。建议在我国民法总则的立法中回归传统民法意思表示错误的概念,并明确其构成要件。     

民法典恢复“可变更合同”规则之必要性——围绕“重大误解”与“显失公平”案件的实证分析

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或合同显失公平的情形,是否允许当事人请求变更或法院依职权变更,在《民法总则》生效的背景下仍然具有探讨空间。在实践层面,适用可变更合同规则的案例具有一定比重;价值层面,变更权背后反映了多种价值间的折衷权衡;在社会效用层面,可变更合同规则在某些案件中可以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在"变更废弃"的背景下,虽然可以通过"解释先于撤销"和"部分撤销"规则、情事变更原则和减价条款发挥部分替代作用,然而诸种替代解释方案均有局限,不能完全替代可变更合同规则的制度功能。在我国民法典尚未编纂完成之际,《民法总则》尚有修改余地,应抓住机会恢复变更合同的规定。     

律师事务所如何适用《劳动合同法》

2007年6月29日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以及国务院2008年9月18日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明确地将合伙制律师事务所规定为用人单位。     

对《合同法》第96条第1款规定“应当通知对方”的正确理解与适用

实践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合同一方当事人认为对方未能依约履行合同,在没有通知对方解除合同的情形下,即向法院提起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或者向仲裁机构提出解除合同的请求。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或仲裁机构应当如何处理?是将"应当通知对方"作为单方请求解     

论合同解除、债权抵销之异议——《（合同法）解释（二）》第24条评注

《（合同法）解释（二）》第24条将本应由通知解除或抵销的“形成权人”承担的风险转嫁给相对方,不但侵害了其时效利益,还可能制造比罹于诉讼时效更严重的失权后果。而且在程序法上,该条规定的消极确认之诉也并无特别的确认利益,实为无效率的制度设计。本条在立法论上应当删除。在解释论上,应于现行法的体系中关注该条文的负面影响,完善异议期间规则,且须架通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桥梁,构造完备的异议之诉。     

论合同法上的附随义务

有关附随义务的规定首次出现在我国《合同法》中。《合同法》第四章“合同的履行”部分明确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这一备受理论界称道的规定对于完善我国的债法制度、促进交易完成、保护交易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附随义务在合同法理论上还很不成熟，缺乏系统、深入地研究，在司法实务中也遇到了不少的问题。本文拟就附随义务的概念、特点、与其他合同义务的区别、主要形态及适用附随义务理论所应注意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以其抛砖引玉。一、附随义务的概念附…     

“双规”的法理反思

"双规"作为纪检部门的一种纪律性处理措施,在我国查处贪污腐败中起到了重要的法律般的作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双规"确实存在很多法律问题。本文着重分析"双规"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范围扩大化、超越权限等问题,以期有关机关对"双规"有更好的规范,从而更好地保障公民的人权,有效发挥其对惩治贪污腐败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