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路径选择

公共政策是民主国家治理社会的主要工具,公民参与则是当今世界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我国公共政策公民参与面临＂内输入＂公共决策系统、＂附属物＂社会利益团体、＂官本位＂政治参与文化、＂残缺化＂制度保障机制、＂喉舌论＂大众传媒体系等问题,要改善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还需从还原利益团体的政治本色,构建以民为本的参与文化,增强大众传媒的公共话语权,完善公民参与的制度框架等方面着手。     

民族自治地方治理的协商民主研究

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基于地理、文化、习俗和民族心理存在明显差异的多元政治整合和社会参与是民族自治地方治理的基本问题。本文通过分析民族自治地方治理在自治制度和条例完善、"公共"与"自治"关系、公共过程与多元参与关系方面的问题,阐述协商民主在公共治理上的作用;深入分析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中的公共机关行使自治权问题、民族事务的公共性问题和少数民族参与的社会性问题,提出拓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协商民主原则、以协商民主促进民族事务公共化和社会化的解决思路。     

全球治理的核心--公共精神的构建

全球治理理念的兴起给社会带来了巨大震动。全球治理的核心应该是公共精神,其内涵是“公共意识、公共关怀和公共参与”。鉴于中国在全球治理进程中缺失公共精神的现状,我们应积极构建公共精神,即通过教育培养公共精神,建立完善的法律体制,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与其他国家间的互利合作,进而推动全球治理的长足发展。     

公共文化发展中的地方治理及其变革路向

在变革传统的“政治——社会”关系和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的语境下,文化发展的现实性和创新政府的前瞻性越来越多的显现出公共文化发展中社会义务和地方秩序的重要性.而地方治理从本质上深化和确认了我们对于社会义务和地方秩序的认知,基于政治取向的响应,地方治理是最重要而自然的民主形式,而出于对效率取向的考量,地方治理则是公共政策合理性和有效性的基本保障.在新的民主参与形式和政治生态主题中,地方治理就成为探索多元化的地方参与的必然视角和选择.     

网络民主参与的伦理意义及实现路径研究

随着网络及相关技术的不断发展，构建有序的网络民主参与路径，成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文章论述了网络民主参与具有提高公众参与国家事务积极性、提高网民政治素养和道德觉悟、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伦理意义。讨论了当前网络民主参与存在少数网民网络民主参与的理性不足、在一些舆情发展过程中缺乏有效地舆论引导能力等问题，并认为网络政治伦理体系建设的滞后等是导致各种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提出培育网民公共理性，加强和完善舆论引导能力，特别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政治伦理体系，可从根本上解决网络民主参与的诸多问题，筑造网络民主参与的有效路径，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及其发挥

国家治理以多主体、多领域、多手段为特点,将广阔的公共领域纳入其作用范围内,为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切入点。不仅"合作共治"对作为治理主体的公民提出了新的要求,公民也需要认同国家治理的合理合法性并对其进行回应,思想政治教育便在这一互动环节中成为国家赋予公民公共权力的前置性环节。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引导公民进行思想转变,梳理人的各种"关系",发挥育人作用,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具备一定公共参与素质和能力的合格现代公民,进而保障社会的良序运行。     

技术治理的情境要素分析及治理优化

技术自主性、社会政治后果和治理效果是评价技术治理的焦点问题。现实中的技术治理处于不同情境中,技术自身的特质和技术治理所处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是其主要的情境要素。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技术治理中的焦点问题。技术治理需要基于这些情境要素,以法律规范应对技术新难题,以“公共价值管理”应对技术治理棘手问题,从而有效回应技术自身特质,同时通过凸显政治价值的引领功能、“以人民为中心”释放技术治理潜能、促进各主体参与技术治理而改善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实现技术治理的优化。     

当代中国行政问责文化的社会学分析

2003年以后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大规模建立并运作,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除了问责制度自身的问题以外,问责文化的不足成为制约中国行政问责制度建立与运作的主要原因。从政府角度看主要表现为行政文化缺失,包括管理价值成为公共行政的唯一价值,"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缺乏民主和服务意识,责任意识不强,缺乏道德自律;从公民和社会角度看,表现为权利意识淡漠与民主参与意识不足;公民与政府官员共同患有的公共精神匮乏与法治观念薄弱也是行政问责文化危机的主要表现。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利益冲突、信任缺失和社会价值失范等是造成行政问责文化缺失的主要原因,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也给行政问责文化的孕育与发展提供了启示。     

城市居民公共参与的中观考察:以上海X区社会治理实践为例

公共参与是社会各种群体和组织通过一定渠道和方式参与政府管理和公共治理的过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然要求公共参与的有序化、高效化和制度化;而公共参与机制的完善,也必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科学化和民主化。本文基于上海X区社会实践中公共参与活动的中观考察,分析多元主体下实现社会良善治理、通过协商达致最大共识的途径和方式。     

论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科学内涵

当前,"治理"这个词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思维体系、话语体系和制度体系中的核心范畴;所谓"治理体系",是指国家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进行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它是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由政府主导、公民参与、社会协同的良性互动过程,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包括保障公民权利、规范政府行为、提高执政能力这三个最重要的治理系统,本文只阐述政府公共行为系统;所谓"制度现代化",就是一个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其制度文明的萌生、成长和成熟的现代化过程。     

论我国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意识的培育

当前我国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意识缺乏主要表现为公共精神缺失、社会责任意识不强、公共参与认知不足和公共参与效能感不强四个方面。公共精神缺失的原因在于公共参与地位不平等、积极性不足、公共价值观认同度低与组织成员公民精神缺乏;社会责任意识不强的原因在于对社会责任意识认知不足、未能将社会责任意识融入组织意识和未能实现社会责任意识规则化;公共参与认知不足的原因在于对村庄公共事务认知不足、对当前村庄治理方式认同感低与治理主体意识不强;公共参与效能感不强的原因在于评价机制与反馈机制不健全。当前应从以下两个路径培育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意识:一是拓展农民自组织的组织意识内容,培育农民自组织成员公共参与意识;二是细分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意识内容,明晰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意识培育具体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工会参与

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能力的组织载体,没有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就谈不上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工会是我国重要的群团组织,在党政主导、多元构成的社会治理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工会参与社会治理对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工会要着力从四个方面参与社会治理:组织动员职工,促进经济发展;有序利益表达,维持政治稳定;维护职工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参与公共治理,推动政府善治。     

参与式治理的实践、影响变量与应用限度

参与式治理是参与式民主、协商民主的应用与实践。参与式治理是普通民众对政府公共决策和执行过程的直接参与,有助于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在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中增强合法性与公信力;普通民众参与公共治理影响决策与资源分配,同时获得政治知识和政治能力。参与式治理通过公民参与获得治理优化。参与式治理受到政治经济条件和社会文化的影响,有其应用限度,最合适的舞台在地方,从参与式预算到社区参与式治理,参与式治理成为地方政府创新的重要方面。各地的参与式治理实践获得明显成效。参与式治理推动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信息技术革命可能推动未来的参与式治理的深入发展。     

公共治理的中国适用性及其实践限度

目前"国家治理"话语热并不意味着对公共治理观念的肯定和接纳,相反,它是应对公共治理全球化趋势而采取的一种变通与改造。中国学术界在公共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和可行性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与争议,一些学者以中国缺乏公共治理的条件、适应对象和一元化政治结构为由,否认公共治理的中国适用性;另一些学者则通过考察中国转型社会所出现的具体社会问题而认为,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正是为公共治理提供了实践空间。否定公共治理中国适用性观念的几种论证存在着逻辑困境,但在承认公共治理具有中国适应性的同时,也需要评估公共治理的有效实践范围和适用限度,公共治理因无法避免治理失败风险,也无法解决政治结构和政治体制的基础性问题而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     

论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制约因素及对策设计

随着社会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公众参与公共决策已日益成为一种普遍而重要的政治现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公众参与公共决策要受到公共决策体制、政治文化、参与成本、参与渠道以及决策信息等因素的制约。必须积极寻求对策设计,化解制约因素,以扩大公众对公共决策的参与。     

大陆地区地方治理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尺度,而地方治理理念及分权化的制度设计为公民参与公共生活与公共事务管理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地方治理是公民直接参与社会事务的有效途径,公民参与是地方治理的核心内容。地方治理的发展水平及治理能力和公民参与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困境需要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路径。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多重治理逻辑、现实困厄与模式重构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是政府、市场营利性组织、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参与的社区建设问题。由于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体系中公共理性的缺失和传统科层制痼疾引发的信息不对称,国家、市场、社区等不同范畴下的治理主体在各自治理逻辑引导下走向了非合作博弈,并在传统科层制的控制下陷入"向上负责"、"权责和供需双重失衡"以及"迭绎循环"的低效率公共物品供给困厄场域。立基国家——市场——社区的行为逻辑分析进而建构多重治理逻辑分析框架,厘清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中多重治理逻辑关系,在公共理性引导下构建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多元互动供给治理模式,转变传统科层治理狭隘空间,促进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高效长效治理,推进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建设可持续发展。     

多元主体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行动逻辑和行为策略——基于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政策执行考察

进入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已然成为人民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内容,而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创建")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为平衡区域差距、发挥地方特色的战略制度安排。依据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考察"示范区创建"中多元主体的行动逻辑和行为策略,发现政府部门在职能定位与组织利益、服务导向与政绩导向的权衡中表现出"重政绩、树典型、积极主导"的实践行为;社会组织在文化治理理念的引导下,基于公共文化服务同质化严重的现实考虑,为发挥职能纽带作用在创建工作中体现为"强依赖、弱整合、协同参与"的行为策略;普通民众的主体性缺失导致其处于"无参与、零反馈、被动受益"的状态。     

国有企业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四重逻辑

将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拓展为基于国有企业属性的“属性责任”分析框架，以国网浙江电力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考察国有企业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实践面向与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呈现出系统内防控、自愿性公益、执行式参与、主体性治理四类行为，体现了市场属性驱动其履行市场责任的市场逻辑、社会属性驱动其履行社会责任的社会逻辑、政治属性驱动其履行政治责任的政治逻辑、公共属性驱动其履行公共责任的公共逻辑。文章创新了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分析框架，回应了否定国有企业需要履行多重责任的理论质疑，阐明了国有企业需要参与公共危机治理、履行多重责任的内在逻辑，提出了优化国有企业参与公共危机治理制度环境的政策建议。     

略论区域公共治理的缘起——以欧盟为个案

当前人类社会业已全面过渡到一个全球化和区域化齐头并进且交相辉映的时代,区域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发展当中一个极为突出的体制特征.在这一背景下,全球公共问题的出现引发了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治理的区域化或者说区域治理已经在若干地区成为现实.欧盟作为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态发展最为成熟的区域性共同体,它的发展业已构成了当今区域公共治理的一个典范,探讨欧盟区域公共治理如何实现,可能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推进治理乃至全球治理的实现,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