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轨时期中国国有企业的亏损：微观分析与宏观解释

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国有企业经历了惨痛的亏损阶段,国有企业的亏损与国有企业的产量扩大以及市场竞争结构等方面因素有关。非国有企业的竞争加剧了在无进入壁垒、对国家经济命脉关系不大的行业的国有企业亏损并最终破产;在有些行业,国有企业具备一定的规模,兼顾了一些社会目标,通常在政府的照顾下会在亏损达到一个警戒线时,才被市场出清;在有些行业,因为垄断等因素,国有企业的效率并没得到提升,但价格的上升掩盖其亏损,造成社会经济资源损失。因此,加快市场化进程和政企分开,进一步破除行业垄断是国有企业减少亏损或者赢利的路径选择。     

中国制度转轨过程中文化转型的机理及其内蕴

制度可以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是一种文化因素,制度及其运行需要包含非正式制度在内的文化这一内在支撑。文化与一定社会和民族血脉相连,对正式制度产生极大影响。中国传统的非正式制度文化有着巨大的缺陷和弊端。中国当前的制度转轨和现代化转型提出了文化转型的内在诉求,必须大力推进中国人伦文化体系向以科学理性为核心的科学文化体系转型。     

中国经济改革与政府职能转轨

伴随中国经济改革的推进,中国政府职能必然经历一个自觉的制度变迁过程。相对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政府职能带有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全面控制的特点,造成机构膨胀;在中国经济转轨中,政府职能存在一个“过渡期”,为保证市场化的平稳推进,需要规范政府行为;随改革深化,尽快转换政府职能迫在眉睫,难题在于如何转轨。     

腐败的制度分析

腐败是人类社会健康肌体上的毒瘤 ,正吞噬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当前的腐败主要表现为权力的腐败 ,而权力的腐败与制度、体制上的弊端有着直接联系 ,只有从制度、体制的变革中才能找到医治的良法。建立权力制衡机制 ,进行制度体制创新已迫在眉捷     

腐败的滋长蔓延与当代中国政权稳定

当前我国的腐败现象有滋长蔓延之势。腐败就像一颗巨大的毒瘤严重威胁着政权的稳定。维护政权稳定,必须建立反腐败的长效机制。为此,必须抓好官德建设,筑牢拒腐防变的道德防线;加强制度建设,创新反腐倡廉的工作机制;构建廉政文化,营造反腐倡廉的良好氛围。     

“关系”与中国腐败行为——评魏德安《双重悖论:腐败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

中国腐败问题的特殊性不仅表现为经济增长与腐败加剧同步的“悖论”,更表现为“关系”根植于腐败行为之中并使腐败行为深深嵌入于中国的社会文化情境之中.尽管中国确立了以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思路,并在具体实践中不断出台和完善反腐制度,却不可避免陷入了制度陷阱的逻辑困境.当前中国的反腐尽管符合政治理性——“先治标、后治本”,但这种反腐策略逐渐呈现出“内卷化”的趋势.这就需要现实地理解反腐与制度、文化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企求以制度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     

当代中国腐败的原因分析

腐败问题是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首要社会问题之一,我国政府已经将腐败问题上升至"亡党亡国"的高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过程中,腐败的出现不是偶然,其产生的原因,一方面主要源自改革开放后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和经济因素对中国各个领域的侵蚀,另一方面源自中国在转型期自身体制的不健全、领导干部阶层权与利的变动、封建糟粕思想的影响、权力主体对职业功能的认同危机等。     

公共权力腐败的制度分析

公共权力腐败已成为严重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公共权力寻租者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遏制腐败 ,关键要从制度创新层面入手 ,从程序上加大对政府干预行为的控制力度 ,加强对政府立法权限的限制 ,完善公共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 ,并辅之以“以德治国”。     

制度创新、权力制衡、人民监督——遏制腐败的三大利器

腐败问题是当今中国的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它的存在和蔓延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我党的形象和政府的威信,腐败不除,将会严重威胁我党的执政地位、政府的公信力和行政效率,也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谐,并且必将影响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因此,惩治和遏制腐败就成为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迫切而重要的任务,如何有效治理和遏制腐败?笔者认为,制度创新、权力制衡、人民监督是遏制腐败的三大利器。     

反海外腐败的法律与制度：国际比较与中国方案

反海外腐败是当前全球反腐败领域的热点问题,也是治理腐败的难点问题。全球范围内的国际组织与不同国家和地区先后制定出台了相关的法律与制度,尽管这些法律与制度各不相同,但是基本都遵循了一定的国际背景和本国本地区背景,对这些法律与制度进行国际比较研究对于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面对当前反海外腐败的形势与任务,中国应当坚定反腐败制度体系的高度自信,从完善反海外腐败的相关法律制度、推动中国跨国企业建立有效的合规管理制度体系、增强中国建立国际性反腐败制度文件的话语权等方面着力,全面提升反海外腐败的治理能力。     

高增长与通货紧缩并存——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特有现象

经济快速增长本来是不应该和通货紧缩同时并存的。按经济学理论讲，经济快速增长．是社会总需求(包括投资、消费、出口的需求)增大的表现，它会扩大就业，并易导致通货     

遏制公权力异化与腐败的制度伦理向度

公权力异化与腐败是权力滥用的两面,而遏制公权力异化和腐败也是人类历史的难题。虽然人们普遍强调从教育、制度和监督的综合治理模式入手来解决公权力异化与腐败问题,但是从制度伦理视角来分析和遏制公权力异化和腐败则是更为清晰和有效的路径选择。     

警示训诫防线的理论和实践渊源探析——兼论依靠制度防止腐败的必要性

“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重视制度建设,完善制度机制,发挥制度作用,是新时期新阶段反腐败战略的必然选择。警示训诫防线是在党的反腐倡廉理论指导下,总结吸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风廉政建设的经验,贯彻落实党中央反腐倡廉战略方针,适应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形势新要求,结合反腐倡廉的实际,而形成的以实践为鲜明特征、以制度为主要支撑的反腐防腐新防线。     

职业激励、制度环境与官员的腐败容忍度——基于E厅官员的结构性访谈

通过对E厅官员的结构性访谈,发现官员有着较高的腐败容忍度。经验资料表明,职业激励和制度环境与官员的腐败容忍度密切相关。其中,职业激励是官员较高腐败容忍度的主观诱因,而制度环境则构成了官员较高腐败容忍度的外部压力。职业激励与制度环境共同强化了官员的腐败容忍度,加剧了官员的腐败行为。这一研究发现为防治官员腐败提供了新的思路,即不仅要从正式结构的层面做好官员的职业激励制度安排,更要从制度环境层面净化组织生态,强化对官员腐败的零容忍。     

中国体制转轨阶段的权利经济学探析

中国体制转轨的实质内容是民众经济权利的系统发育,所以有必要建立中国体制转轨的权利经济学。它研究的是民众的创业权、竞争权、交易权、创新权、组织权和财产权的回归、发育。     

“制度反腐”须谨防“制度腐败”——以高校制度建设为视角

制度反腐"须谨防"制度腐败"。制度腐败主要表现为:制度制定的走过场、制度执行的多变性、制度解释的随意性、制度内容的非良性。防范制度腐败要注意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提高民众法治意识,破除制度工具性理念,树立制度保障性理念。第二,实行基本制度的议行分立,严格制度制定的程序规范;实行执行制度的部门责任制,加强制度执行的民主监督。第三,进一步完善制度,确保制度的良好性;尽量细化制度,减少制度执行的自由空间和解释的任意空间。     

浅析中国式腐败困境及治理——基于公共选择理论的启示

中国腐败的根源是带有"中国特色"的,这个根源融合了传统文化因素和当今的经济因素,周遭的牟利诱惑无孔不入金钱意识横流,政治权力拥有者仍要恪守"一心为公"、"无私奉献"的道德理想,这种主流文化的矛盾和混乱可能是当前中国官员遭遇的角色困境,是导致中国式腐败泛滥的深层根源。公共选择理论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指出官员具有自利性特征,这为我们分析中国官员遇到的角色困境提供了思路,它推翻了传统文化对官员必须一心为公的理想化面纱,提示我们要正视官员的经济人性质,并启示我们要通过制度设计遏制官员自利性的膨胀。     

以预防腐败为目标的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研究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预防和惩治腐败重在治本、重在预防、重在制度建设。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提高制度建设科学化水平,走"制度防腐之路"是防治腐败的重要保证。     

腐败与遏制腐败的法经济学思考

腐败的实质是公共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市场化交换。当法制不完善、腐败惩治机制存在一定漏洞时,政府当局严厉的反腐政策在短期之内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腐败政策也因此陷入两难困境。遏制腐败的方式各种各样。而制度反腐败是其中重要而有效的方式。从成本一收益的角度看,可采取如下对策：削减公权,减少腐败产生的机会,降低监督和惩罚腐败的社会总成本;加强事前管理,提高腐败产生的风险成本;加大对腐败者的惩罚力度,提升腐败者的受惩成本;提高司法、执法水平。增加腐败的机会成本;强化职业道德和责任感,提高腐败行为的心理成本。最后,要理顺监督体制,提高反腐败的效率。     

领导干部腐败的原因分析

反腐败是党建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要从根部解决腐败问题,就要对腐败的原因进行深入的分析.人性的贪婪、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制度上的漏洞、为官成本、官场文化以及社会心理等,这些都是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