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事权配置与非均等化——基于外溢性理论的分析

本文运用外溢性理论分析了中国的公共服务事权配置,分析表明,外溢性明显地影响了地方政府的供给行为,可能会造成公共服务的供应不足和公共设施的过度供应,并加重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可行的解决思路是:减少分权层级,并按外溢性理论科学分权。     

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国别经验及其启示——基于六个国家经验的分析

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及其运行,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本文基于既有研究,构建以事性定权属、以事项配事权的分析进路,以此分析了美国等六个典型国家的经验,提炼了公共事务的政治、经济、社会、自然和发展战略等属性对于央地事权划分的意义,阐发了宪法和法律为主、其他为辅的划分途径。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相关国家央地事权划分的事务、权力类型和权力关系。最后,针对我国相关症结问题,阐述了相关国家的经验对于我国优化央地事权划分的启示。     

境外发展公交优先政策的经验与启示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公交优先"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境外(大陆之外)许多城市如香港、库里蒂巴、东京、曼谷等公交优先发展的成效显著,虽然其发展模式各具特色,但取得成功的经验不外乎政府财政投入并制定合理补贴机制;建立快速、合理、便捷的公交系统;强化公交管理与服务;有效控制私车的拥有和使用。这些经验对我国大城市的"公交优先"发展工作和城市交通堵塞情况的改善无疑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监管模式创新及制度构建

现行公共资源配置的监管模式严重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造成了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过程中的腐败和不公平竞争,迫切需要改革现行监管法律制度。在比较三种监管模式——部门分散监管模式,统一监管和部门监管相结合的模式,统一、独立、专职监管模式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应当实行"统一、独立、专职监管模式",在具体的制度构建方面应当完善:构建统一的市场化配置平台,建立统一、独立综合的监管机构,制定严格的市场化交易规则,加强统一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政治互动视角下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研究——以食品安全监管事权改革为例

中央与地方事权、财力匹配首先是建立在对事权界定的基础之上的。关于事权划分的传统观点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政府间事权划分的逻辑。在政治互动视角下,我国的政府间事权划分表现为,在单一制政府形式下,中央政府权衡"治理成本"与"治理风险"因素并在"高度关联治理结构"与"行政发包制"两种治理模式中做出选择,随之进行事权划分的动态调整。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事权在中央地方间进行的多次调整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央地方事权划分的政治互动逻辑,并提出对政府间事权划分改革的建议。     

城镇化进程中农地规模化的境外经验与启示

城镇化进程中农地必须由零碎化经营转向规模化经营。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城镇化进程中促进农地规模化经营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包括采取各种措施促使农地集中连片经营、注重保障农民土地权益、充分发挥政府的服务功能、避免激进的土地规模化制度变革模式等,我们应该从中受到启发,尤其是制定农地流转激励性政策和法律、严惩侵害农民土地权益的行为、加强政府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力度、防止土地私有化等是我们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公安机关在事权下放过程中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针对公安机关事权下放过程中的问题,提出对策如下:全面下放能够下放的行政管理事项;进一步提升事权承接部门的服务能力;建立健全承接事权的法制保障;理顺"放权"和"接权"双方的财政分配,增加后者的财力。     

关于政府间事权划分存在问题及对策思考

政府间事权划分,是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也是财政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正视的一个理论与现实问题。由于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转轨时期,加之特殊的行政构架,政府间事权划分存在一定问题。完善我国政府间事权划分的法律体系;理顺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精简财政层级,理顺政府间关系是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国别经验及其启示--基于六个国家经验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及其运行,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本文基于既有研究,构建以事性定权属、以事项配事权的分析进路,以此分析了美国等六个典型国家的经验,提炼了公共事务的政治、经济、社会、自然和发展战略等属性对于央地事权划分的意义,阐发了宪法和法律为主、其他为辅的划分途径。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相关国家央地事权划分的事务、权力类型和权力关系。最后,针对我国相关症结问题,阐述了相关国家的经验对于我国优化央地事权划分的启示。     

省以下地方政府纵向职责配置的新趋势及配置模式探索——基于对五个领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观察

五个领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为观察省以下地方政府纵向职责配置提供了现实视角和经验素材。改革的核心是细化和明确了执法职责在省以下各层级地方政府的配置,涉及的机构职能可以按属性归纳为执法类和非执法类,其中执法类职能的配置偏好低层级地方政府,非执法类职能的配置偏好高层级地方政府。基于此引申出三点思考:未来深化改革可以考虑以环节分解作为政府纵向职责配置的参考思路;行政执法职责配置的一般性规律,有较大的可能性适用于行政监管职责配置实践;探索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是省以下地方政府纵向职责配置的重点和难点。     

自然人的境外民事行为能力探析——以我国赴境外留学青少年为例

从自然人境外民事行为能力判定的历史轨迹出发,结合我国境外留学人群的相关特点和现实需求,对其中的法律冲突和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以求理清其中的法律关系,对维护我国境外人员的合法权益,推动国内外民事交流与合作有所指导和帮助。     

在分散与统一之间——美国食品安全监管事权划分探析

美国食品安全事权划分,在形式上呈现分散特征,联邦层面有十多个机构参与食品监管事务,州、地方、部落、领地有3000多个独立的监管机构来保障本地食品安全,这种分散特征主要是由美国的宪政体制、权力结构的分散性和政策输出的不确定性造成的。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各监管机构之间通过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协调活动,彼此之间分享了权力,共享了食品安全监管标准,达到了一定的统一性。我国食品安全事权划分可在明晰监管机构间的责任、保持事权划分稳定性以培养专业能力、建立倒金字塔式的监管任务结构方面借鉴美国的经验。     

乡村振兴之农村集体经济有效经营模式探析——基于上饶各县市区的实践经验分析

自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村集体经济日渐薄弱,空壳村比比皆是。乡村振兴需要提振农村经济,村集体经济是农村经济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上饶各地区结合自身实际,不断摸索出村集体自主发展经营型、政府扶持带动型、企业合作带动型、产业生产经营型、资源盘活利用型以及服务对接供给型等较为有效的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其遵循的基本原则对其他地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有借鉴参考意义。     

新时代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权配置模式研究

从权力的本质属性上来看,行政强制执行权属于行政权范畴。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权主要配置给了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极少具有强制执行权,这种权力配置模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并未有效实现立法者设计这种模式的初衷。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权的配置应遵循法、理、情的相互统一。在尊重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双轨制"的基本模式下,应根据行政性标准和重大性标准,适度减少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行政决定类型,努力增加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的类型,进一步改进和规范行政机关自行执行的模式,全面推进和不断创新行政非诉执行的裁执分离模式。     

中小企业境外上市法律风险探析及防范

<正>一中小企业境外上市面临的法律风险及原因剖析1.中小企业境外上市面临的法律风险。一是证券违法违规风险。资本市场越是发达的国家,其监管越为严厉,因为这些政府往往会出台一系列法律规则,对上市企业进行严格的管控。以美国为例,2006年7月,美国颁布《萨班斯-奥克斯雷法案》(简称SOX法案),该法案第404条要求十分严苛,尤其在承担责任和处罚决策方面,使我国企业赴美上市望而却步。如第404条要求管理层在建     

试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经验及目标模式

中国现行政体是作为现代民主政体两种基本类型之一的人民民主政体.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完善现行人民民主政体,而非将其彻底否定,以自由民主政体取而代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遵循坚持、发展、完善人民民主政体的原则.中国政治体制的目标模式应当是一种新型的人民民主政体,即以"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为基本特征的新型人民民主政体.     

监察委员会权力配置的模式选择与边界

<正>设立监察委员会是我国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目的在于通过整合分散的反腐败监督权,形成一种与其他国家权力相独立的宪法性权力,其核心在于监察委员会权力的合理配置。考量权力和权利、效率和正义等因素的不同侧重,权力配置具有集权和分权两种模式。监察委员会承载着高效反腐的职责,其权力配置必将侧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有企业境外党建的四种模式

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走出去"战略,国企境外投资高速增长,境外党建也因此成为党建研究的重要前沿议题。基于长期调研的经验材料,归纳总结了"使领馆党委——国企境外党支部""境内党支部——境外党小组/党员"、境外项目党建、境外独立党组织体系等四种国企境外党建模式,分别阐述它们的适用范围、组织架构和工作内容,结合横向比较,分析不足之处,探讨改进途径,并在总的方面提出展望。     

借鉴日本综合商社模式和经验

加入WTO以来,国内国际的政治经济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内,中央提出了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战略方针,即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国际上,两种对立的经济发展趋势交互消长,一是世界经济的区域化、集团化趋势日渐加强,垄断性竞争日渐激烈;二是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扩大,国际贸易更加趋向开放和自由。在此新形势     

乡村振兴背景下深度贫困区减贫治理的中国模式及经验

贫困治理是一道世界性难题,我国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从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检验了贫困治理的中国模式。中国减贫治理在脱贫标准上以多维识别为基础,坚持货币标准识别与非货币识别的统一,坚持微观识别与宏观分层识别相统一。在减贫治理机制上,强化市场治理与央—地“垂直”治理、东西部“横向”治理、基层“精准”治理联动,形成央—地扶持、社会参与、市场选择等多元主体互动。在减贫治理制度建构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以“底线”公平与“差序”公平为特征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为贫困治理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乡村振兴期间,通过延续减贫治理中农村基层治理的模式与经验,加速实现农村集体土地与产业的优化组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城市化进程双向驱动,最终高质量推进城乡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