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中国“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思考

十六届六中全会刚刚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了重要决定和部署，主流媒体《嘹望》新闻周刊就在2006年10月17日刊出记者钟玉明、郭奔胜的《我国出现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调查报告，对我国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予以揭露和探讨，其用意显然是要在舆论层面与构建和谐社会形成互动。此文发表之后，诸多媒体便纷纷从不同的视角对“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进行热评深议，这一社会现象也随之进人人们的视野，并引起了各方人士的普遍关注。     

“无直接利益冲突”不可小视

当前社会冲突集中表现为利益冲突。但是。一些地区的社会矛盾事件中出现“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苗头．不少参与群体事件的群众，本身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因曾遭受过不公平对待，长期积累不满情绪而借机宣泄．这引起专家、党政干部的普遍关注。     

论新时期“无直接利益冲突”的预警与应急机制

“无直接利益冲突”是社会冲突的众多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无关．只是表达、发泄一种情绪。其通常表现是起哄、扎堆、看热闹．严重的可引发骚乱。社会矛盾预警应急机制可有效预防和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新时期，“无直接利益冲突”呈现出的新情况、新趋势、新动向等特征．迫切需要构建这种机制。构建这种机制，需夯实”无直接利益冲突”预警应急的基础，建设科学、高效的矛盾预警与应急系统。     

无直接利益冲突折射干部信任危机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期，利益格局的调整正强烈的震撼与冲击人们的精神与心灵，“无直接利益冲突”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的，它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新表现。从性质上看它是一种利益冲突，主要表现为官民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且具有利益集团冲突的性质，它严重损害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折射出当前部分领导干部的信任危机。解决“无直接利益冲突”，彻底根除无直接利益冲突滋生的土壤，重塑领导干部诚信形象，实现官民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一项紧迫的现实课题。     

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利益冲突

现代社会不仅是一个伦理共同体,更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利益结构是社会结构的物质基础,是决定该社会和谐程度的重要因素.自阶级社会以来,多元利益的冲突与整合是一种常规现象,也是社会前进的动力.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利益的冲突更为明显,利益的协调也就更为重要.构建和谐社会,既要承认和容纳利益冲突,又要化解和协调利益冲突.     

近年来国内“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研究

摘要：“无直接利益冲突”自提出以来，迅速引起了学术界和政府实务部门的广泛热议和关注．研究中也出现了“非直接利益冲突”、“半直接利益冲突”、“社会泄愤事件”等说法，它们共同形成了此类冲突研究中的一组相似性的家族概念．从总体上来说，学术界主要从社会文化、社会变迁和基层政府管理的视角对这种冲突现象的各种议题展开了有针对性的研究。就已有的文献而言，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追因研究上，而追果研究路径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支付和谐社会成本正当其时

刘亢等在2005年第21期的《嘹望》上撰文指出：由于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的观念，一些地方必须支付的“社会和谐成本”存在欠账。对部分阶层、尤其是弱势群体，改革可能意味着利益上的损失和付出。这种损失长期被社会忽视，就会加剧他们的社会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近年来，“上班无岗、种田无地、低保无份”的失地农民是当前一个数量庞大的上访群体。     

构建和谐社会语境下“无直接利益冲突”的防范机制

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无直接利益冲突”成为现阶段我国社会矛盾的一种新形式，它与我们正努力构建的和谐社会北道而驰。通过建立理性健康的心理调适机制、完善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公平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开放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廉洁高效的政府责任机制、公共服务的共享保障机制，可以从根本上防范“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发生。     

社会建设：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关键

“无直接利益冲突”是中国社会在新时期出现的一种新矛盾，多由突发事件引起，矛头指向权力与利益集团，其根源仍在于现实利益问题。“无直接利益冲突”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稳定与和谐的重要因素，应当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社会建设是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关键途径，这是由社会建设的基本职能和“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发挥社会建设在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中的关键作用，需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解决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以改革社会体制为推动力，实现好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突破口，处理好党群、干群关系；以完善社会管理为途径，维护好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以整合社会价值为载体，发挥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凝聚作用。     

吴敏一：淡去的“理想主义者”

“现在要找吴敏一太难了，他躲起来了不见记者。”曾采访过吴敏一的一名知名媒体人告诉《廉政嘹望》记者。2003年4月，时任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与其他3名温州官员同时辞职下海，其中，吴敏一级别最高，一度引起轰动，被称为“辞官从商的温州现象”。然而，吴敏一在商海中搏击得并不顺利。     

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

孙玉杰在2007年第11期《学习论坛》杂志上撰文指出：“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是当前社会矛盾中的一个新的苗头，一些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群众，自己并没有直接的利益拆求，     

省委常委都有什么问题？

有专家告诉《廉政嘹望》记者，一些地方总结问题比较笼统，大都属于全国“流行病”，提到的“地方病”少，用决策失误等具体个案进行反思少。自我批评时，说的也大多是大家都存在的问题。开的是反形式主义的会议，在少数地方却流于形式——     

“砍权力”10年：改皮毛，更要动筋骨

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以来，国务院共取消行政审批797项。《廉政嘹望》记者梳理统计发现，国家税务总局是10年来最“受伤”的部委，单是涉及总局自身的审批项目，就被砍掉72项，占总数的近十分之一。     

“非直接利益冲突”的特点及根源——以重庆万州事件、四川大竹事件、贵州瓮安事件为例

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发生的“非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到执政安全和社会稳定大局。该类事件具有冲突肇因的偶发性、事件规模的扩大化、参与主体的非上层化、参与行为的非理性等特点。其体制机制的原因有利益分配制度的失衡导致阶层分化、政治权力制约缺失造成政治权威的失落、流动机制不健全导致阶层结构固化、利益诉求渠道不畅引发行为冲动；其社会心理原因有贫富差距拉大的社会现实强化了中下阶层的挫折心态、抑强扶弱的民族道德传统助长“同病相怜”的互助心态、新旧思想观念的交错撞击催生参与冲突的放纵心态、社会群体行为的盲从效应引发参与冲突的宣泄心态。     

肃贪之后的官场生态——13年，“肃贪”后的官场流变

对于罗荫国，茂名三缄其口。“不会有人愿意谈。”广东省茂名市委宣传部外宣办主任邓汉波明确告诉《廉政嘹望》记者．即便存此前广东省“两会”上，时任茂名市委书记邓海光被媒体问及此事时，也就简短几句了事。这是茂名腐败大案后的一个碎片。2011年2月，原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被刑拘，引发当地官场震动。     

程序化：和谐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的必由之路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是协调利益关系。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相反,它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利益矛盾和化解利益冲突,并实现利益关系趋于均衡的社会。正视社会利益矛盾和冲突,提出建设程序化是建设和谐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的战略选择。     

社会矛盾新警号:无直接利益冲突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对粤、沪、苏、浙等发达地区进行社会矛盾调查时发现,一些地区的社会矛盾事件中出现“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苗头,不少参与群体事件的群众,本身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因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对待,长期积累下不满情绪,借机宣泄。广州白云区公安分局局长骆振辉说:现在最难办的是,没有直接利益诉求的人与有利益诉求的人搅合在一起,一小部分群众因为利益要求采取集体行动,周围几十几百人围观、起哄。扔向警察的石头,常常来自围观者,而不是上访群众本身。江苏省金坛市委副书记张建华说:征地拆迁、企业转制等全国较为突出的问题,…     

把群众的问号及时“拉直”

目前，我国正处在改革的攻坚期、发展的转型期，同时也是社会利益的深刻调整期，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导致部分地区干群关系紧张，甚至发生严重冲突和极端事件。虽然造成这种现象的主客观因素有很多，但重要的一点是党员干部没有及时解决群众的疑问，没有及时将群众心中的问号“拉直”，群众不了解真相，当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碰撞时，才会误信误判、产生怨气，从而爆发各种各样的矛盾。因此，及时将群众心中的问号“拉直”，是当前做好群众工作的重中之重。     

非直接利益冲突与社会心理优化

“非直接利益冲突”是社会矛盾的特殊现象，对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形成了潜在威胁，“非直接利益冲突”的发生是不良社会心理长期影响的结果，因此，优化社会心理是预防和减少“非直接利益冲突”发生的治本之策。     

博弈视角下对切身利益受损型群体性事件的分析

当下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之中，多元的利益主体开始形成，由利益关系引起的社会矛盾冲突不断增加。群体性事件这一社会现象是社会利益分化、利益矛盾、利益博弈的集中体现，应理陛看待当今多发的群体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