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廉政文化发展瓶颈的对策分析

应积极借鉴我国古代廉政文化，总结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运用历史智慧，借古鉴今，古为今用，丰富廉政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思想内涵。     

童贯：史上首位被封王的太监

童贯，开封人，字道夫，号称北宋“六贼”之一。童贯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般的悲喜剧色彩。他的一生中，开创了几项中国历史之“最”：中国历史上握兵时间最长的太监；中国历史上掌控军权最大的太监；中国历史上获得爵位最高的太监；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出使外国的太监；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册封为王的太监。     

城市管理法治化与城市文化遗产保护

城市带来的不仅是物质的繁华和生活的便捷，还有历史沉淀的韵味，“两千年历史看西安，一千年历史看北京，一百年历史看上海’我们漫步西安，可能不会记住装修华丽的酒店．但一定会记住古城墙、大雁塔、华清池和壮丽恢弘的兵马俑；我们去北京，也许会被鸟巢、水立方吸引，但绝不会错过故宫、天安门和已成历史的圆明园：     

吹响改革创新的号角——深圳市律师协会成立20周年巡礼

忆往昔，岁月如歌。 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深圳律师协会已经走过了20年的辉煌历程。深圳律协20年的历史，是一部光荣的历史，是一部肩负创新的历史，是一部肩负责任的历史。     

论刑事法的历史分析

历史分析，作为法学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对于刑事法研究具有积极意义。对中国当代刑事法进行历史分析，并非去发现所谓的“民族精神”，而是寻找刑事法律制度得以形成的脉络，以及在法制演进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在刑事法学研究中运用这种分析方法，具体表现为历史比较研究、历史的社会研究以及历史的价值研究。对中国刑事法发展作历史研究，应区分不同时代，并有目的性地进行研究，进而挖掘其中可为当代刑事法发展利用的有益因素。     

论历史学科在素质教育中的独特作用及其实施途径

历史学科以其历史知识的广博性、历史意识的教育性和思想性以及历史思维的社会性和思辨性，在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和能力等素质方面，具有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历史学科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是要从教学目标和教学过程两个方面转变旧的教学观念，并建立适应素质教育的新的教学模式。目前，亟需建立以激发学生情感、培养历史意识和引导学生发展、培养历史思维能力的两种教学模式     

致敬百岁法学家芮沐先生（四篇）——芮先生对我的教诲

一、百年发展的见证人 先生是一位着名学者。也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教授。在我为先生庆祝百年华诞之时，我深刻感到。先生他本身，就是一本十分厚重的大书。在这本大书中。先生用亲身经历，纪录着晚清的历史，民国的历史，旧中国的历史，新中国的历史。     

旧城拆迁，人大说了算

日前，杭州被曝强拆辛亥革命纪念地等历史建筑，面对无可争辩的事实，政府却否认强拆。11月17日，杭州市人大召开了专题会议。会议提出，上城区范围内的历史建筑应立即停拆，而历史址筑的修缮经费中政府补贴部分应予以增加，     

我们应该怎样纪念辛亥革命 对话历史学家杨天石

廖保平：有句话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纪念历史是为了从历史中找到解决当下问题的智慧，为解决当下问题提供契机。所以我们在想，我们纪念辛亥革命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中国法治为何需要“大历史”？

中国法治的时空环境，决定了中国法律整合范围和难度高于地域辽阔的英美法系美国，更高于地域狭小的大陆法系国家，中国法治必然是中国大法治，研究中国大法治的中国法学必然是中国大法学。因此，中国法律整合技术，既要高于美国，更要高于大陆法系国家；既需要借鉴大历史的大历史视野，更需要借鉴大历史视野得以实现的技术角度。这是因为：“大历史”不仅强调技术角度，为法治在技术层面融合古今中外因素建立大法治提供了可能，而且突显中国本位，为法治在技术层面融合中国元素建立中国大法治提供了可能，“大历史”还强调“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为中国大法治向技术层面推进提供了不竭动力。     

青年更应加强党史学习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我们党的未来和希望。广大青年一定要深刻了解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懈奋斗的光荣历史和伟大历程，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人民，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让青春在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中焕发出绚丽光彩。由此可见，了解历史，特别是了解党的历史，可以让青年人感悟历史责任，     

我国古代反贪惩贿立法探微

我国古代反贪惩贿立法探微李光涛主持人语：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当我们暂且抛开现代人对历史的简单实用主义裁断时，会发现历史自有其独特的价值。因为，历史的主题正是人类本身及其行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便在于增进人类的利益。历史是过去，也包含着现在，更预示着...     

毛泽东为历史人物翻案

在众多历史题材的出版物中．重新评价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正成为热潮。在评价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帝王时，开国领袖毛泽东也曾打破成见，站在国家的统一和历史发展的大局上．为一些长期以来名声并不好的人物“翻案”。     

“以人为本”与公安工作

“以人为本”思想有古老的渊源，并对人类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在现代的提出，与人类历史进入现代史紧密相联。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它为现代历史提供思想基础和导向，作为一种制度，它为现代历史的展开提供方式和途径。当代中国的“以人为本”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核心内容，既体现了我们对历史发展趋势的理论自觉，也确立了我国明确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由此规定了公安工作的具体方位，它因此给公安工作提供的关键性的思路和方略在于，着重从制度性建设的维度来推动公安工作的现实展开。     

让幽默的阳光照进历史

一直觉得，浩瀚的历史千涩难懂，提及便皱眉生厌，我们曾经一页页干净的历史书就是佐证，哪像所热爱的语文课本。被翻得卷烂不堪，可见爱在其间。我曾想，如果某天我们像爱语文一样爱历史，那一定是阅读的一大快事。     

“监督”考

通过对监督一词的本源、含义及监督权作为独立的国家权力在我国的萌生、发展的历史的基础考证，独立的监督权从分到合再到分的历史发展过程得到揭示，其职能和特点得以明晰。通过对当前我国大陆和台湾的监督权现状的历史定位，发现目前大陆的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相比于自秦朝以来二千多年的监督权历史，正处于较弱的历史时期。上述考证，从某种角度回应了学术界诸如监督权是居高临下的权力、谁来监督监督者等命题和疑问。     

“新时期文学30年：反思与前瞻”笔谈：历史意识与历史书写——-观察近30年文学的一个视角

在目前对新时期文学30年所进行的研究中，有一些学者将这一阶段的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30年加以比较，对其成就持批评或否定姿态。王晖、谢泳和樊星等学者从不同侧面表达了他们对于这种姿态的回应，以及对近30年文学的基本认知。反思过去，前瞻未来，立足建设，推进前行，是他们对新时期30年文学进行研究的基本态度。王晖主要从历史意识和历史书写的角度观察近30年文学的流变，认为中国当代作家并非缺乏直面历史的勇气和书写“大历史”的力量，他们的历史意识和历史书写呈现出阶段性，即“新时期文学”的初中期，大多呈现出历史意识的重新觉醒以及对“大历史”的直接表达；1990年代之后，则主要致力于“小历史”的书写，对于“大历史”的展现显得更加多元，甚至更加隐晦。对中国当代作家而言，更重要的是如何具有深广度地去形象化地诠释历史，如何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之心去叩问和反思历史，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掘历史的真相、以思想和艺术的亮度去烛照历史。谢泳将新时期30年文学放入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中来考察，认为观察新时期文学的发生，要注意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十七年文学的定型和文革文学的时代特征等三个时代背景。这样才会对这一时期文学更具“了解之同情”。新时期文学是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它承担了相当繁重的历史责任，离开思想解放运动谈新时期文学，不可能理解其贡献和意义。樊星则通过对新时期30年和现代文学30年的比较，阐释了前者独具超越价值的“当代性”，认为新时期文学对现代文学的超越体现在：现代文学多是从“思想启蒙”方面呼唤“改造国民性”，新时期文学则更集中于对政治痼疾的深入探讨，并因此而产生了成就超过现代文学的“政治小说”、“长篇历史小说”和“政治性报告文学”，现代“改造国民性”的文学也渐渐被“重新认识民间”的文学所取代。这些重要的超越显示了新时期文学的某些“当代性”。     

美国警察博物馆

<正>据国际警察协会（IPA）统计，美国各地有大大小小的警察博物馆近百家，几乎每个州都建立了具有本地特色的警察博物馆。在这里，你能感受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警察历史和文化。美国警察博物馆不仅记录着警察执法的历史，也记录着犯罪的历史。因此，警察博物馆已经超越警察自身的历史而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社会史博物馆。     

神坛上的法学教育 读《拉丁美洲法律发达史》

虽然自然法经过历史的演变，已经脱离了与“上帝”的联系，但回望法律的历史，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法”与“神”的历史联象对拉美现代法律观念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西方新史学观照中的《史记》范型

作为新型的历史编纂学，“新史学”（一）以历史过程的多层次把握、历史时间的前后延伸、历史空间的全景观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二）在多渠道的史料来源、跨学科的形式创格、叙论并重的认识观念上革新了历史研究的方法。而前此两千年，《史记》已在上述诸方面作出了超前性的实践。此外，司马迁代表的中国史官文化要求的通才兼识与文史合流，又对“新史学”面临的困境提供了借鉴。因此，《史记》是一种可与“新史学”互相生发的中国史学范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