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与共识:当代中国社会道德状况评估

国内学界对当代中国社会道德状况的争论主要围绕三个议题展开:道德是实现人生幸福的手段(工具理性),还是人生应追求的终极目标(价值理性)?社会转型以来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是在滑坡,还是在爬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发展方向是应努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应全面超越这一经济形态?通过分析认为,把追求崇高道德视为主体自我超越的目的较具合理性,而主体自我实现的过程也是促进人性从"恶"向"善"的超越过程;"道德滑坡论"和"道德爬坡论"都有合理性又都存在理论缺陷,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来观照"道德之坡"更为重要;道德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在"适应"基础上的引导和超越。     

社会安排与个体行为:“关系”规则的存在基础

当下中国,"关系"规则是人们的行为根据,此类规范有深厚的文化和社会基础。"关系"运作是人性中趋利避害本能的一种外在表现。但人性只是一种可能,是特定的文化传统铸就了"关系"运作的土壤。制度安排决定个体的行为,中国的正式控制制度不但没能有效制约"关系"规则,反而有利于"关系"运作。单位制度给"关系"运作提供了充分的制度空间,在整体规划着人们的行为方式。     

马克思的“劳动解放”思想的现代性理解

现代性是对现时代的理论反思,必须直面"当代的普遍问题"。在现代社会,"资本——劳动"的二元框架构成最深层的社会结构决定力量。资产阶级国家的全部职能在于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和实现资本增殖,在于处理"劳动与资本的斗争"。以资产阶级国家为外在表现形式的政治解放,其实质不过是实现了的资本解放。共产主义理想要实现的人的解放,就是劳动解放。如何在现代性视阈中理解马克思提出的劳动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直面"当代的普遍问题"的时代性课题。     

高校学生“裸贷”乱象的法律解析

校园"裸贷"现象既冲击了社会道德底线,也频触法律红线,社会影响恶劣;其背后投射的则是高校学生网络安全意识与法治意识的匮乏。从民法、刑法、行政法角度对"裸贷"行为逐一剖析可见:从民事法律关系看,"裸贷"属无效民间借贷、放贷人应对自己的侵权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网贷平台与借贷双方基于居间法律关系难辞其咎;从刑事法律关系看,放贷人涉嫌多种犯罪;从行政法律关系看,政府监管部门对民间借贷行为负有行政管理职责,公安机关依法应当加大打击力度。因此,校园"裸贷"行为的非法性和危害性没有争议。政府部门有义务加强对网贷平台的监管和打击,社会大众、高校和家庭等外部力量需要协同,以有效防治校园"裸贷"乱象。     

追寻“现代士人精神”——“士以天下为己任”刍议

士人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已消亡,但传统儒学犹存。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传播儒学以及沟通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构建的过程中,具有怎样的担当?传统中国的士人是社会政治精英,"士以天下为己任"蕴涵着士人的社会责任感,他们以"做人"教育——亦即每个人的"修身——道德实践"作为起点,以实现理想的社会政治蓝图为终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理应接续先贤,培育"现代士人精神"。为此需要拓宽视界与胸怀、继承先人的社会责任感、回报社会,增进现代意识与平民情怀,在近年出现的山东乡村儒学现象的感召下,为了期待中的中华文化复兴构建道德与社会文明的根基。     

吉登斯“现代性”思想对当前我国道德教育的启示

英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对社会道德建设与学校道德教育具有深刻而独到的价值意蕴。作为一种统摄人的生活方式及社会组织形式,现代性对学校组织形式的良性构建,以及现代社会境遇下个体民主、自由、理性等价值观的生成,发挥着制度变革与价值培塑的积极作用。其基本的价值意蕴在于:学校道德教育应在目的观上凸显个体道德生成的价值内涵;在实践运行中注重"脱域"环境下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的建构、注重个体的道德内化、注重民主对话及学生的道德反思、注重学生积极乐观道德理想的引导。     

从政“德”为先

古人曰:天行有道,人行有德。生活中人们常称赞那些为人民和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品德高尚”,唾骂那些危害社会、损人利己的人“缺德”。由此可见“,德”是从古至今衡量、评价一个人行为的重要准绳。“德”的本意是指道德、品行,引申为信念、心愿或恩惠、恩德。我们党选拔领导干部的标准是“德才兼备”“,德”与“才”都很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德”。因为我们党所选的执政人,必须是要有理想信念、有道德,品行端正,能为人民谋福利的人。选人执政首先讲“德”,从政之人更应“德”为先。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既是我们党最高理想的实践者,也是党的路…     

追寻“现代士人精神”——“士以天下为己任”刍议北大核心CSSCI

士人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已消亡,但传统儒学犹存。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传播儒学以及沟通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构建的过程中,具有怎样的担当?传统中国的士人是社会政治精英,"士以天下为己任"蕴涵着士人的社会责任感,他们以"做人"教育——亦即每个人的"修身——道德实践"作为起点,以实现理想的社会政治蓝图为终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理应接续先贤,培育"现代士人精神"。为此需要拓宽视界与胸怀、继承先人的社会责任感、回报社会,增进现代意识与平民情怀,在近年出现的山东乡村儒学现象的感召下,为了期待中的中华文化复兴构建道德与社会文明的根基。     

“三维制衡”视阈下的中国公民社会型构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的研究在中国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知识界对此"舶来"理论进行了严肃的理论反思,在此基础上,人们开始思索西方公民社会理论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所具有的解释范式的价值与实践借鉴的价值,探索中国特色公民社会的长成与建构之路.而建构中国公民社会的关键在于改造传统社会层级结构,建立"三维制衡"的新型社会结构,提高公民的民主素质,形成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生态.     

“女神节”:商业的献媚

前现代社会的"女神"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且往往各司其职,有些专门纪念其神明、美德等的"女神节"一直传承至今。而近年来盛行于网络尤其是电商平台的"女神节",则是"三八妇女节"的解构与重构。一方面,它契合了一批青年女性对"妇女节"由来已久的反感潮流,满足了她们身份重塑、认同的渴望——这种群体心理在之前小范围内传播的"女生节"一词上亦有鲜明体现。另一方面,它很大程度上去除或背离了"妇女节"最为珍贵的现代价值与历史价值,赤裸裸地展现了消费主义对年轻女性的献媚。     

大陆“软实力”与“大陆形象”塑造

"大陆形象"是中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在两岸和平发展氛围下,作为一种"软实力"的"大陆形象"日益凸显。良好的"大陆形象"塑造有利于大陆同胞增强自信心和竞争力、有利于对台湾地区形成吸引力,促进两岸交流与合作,更是关系到中国形象的前途和命运。由于西方社会媒体、台湾政党政治以及台湾媒体市场化取向扭曲了"大陆形象",中国大陆需要对"大陆形象"作明确的形象定位。积极发展信息公开、媒体解限、文化交流等"软实力",获取台湾同胞的认可。要注重提高公众形象意识,注重民间力量对塑造"大陆形象"的作用。     

“智治”与“联动”:中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新形态——基于佛山市“1+3+X”的案例分析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并丰富"中国之治"的理论内涵,亟需研究者从本土案例中形成更多具有中国话语价值的学理性思考。采用个案研究法,追踪佛山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1+3+X"的多元主体协作治理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实践历程,重点分析其过程演变和行为路径,并识别出"智治"与"联动"两个特征,进而发现市域社会治理中多元主体协作治理的三组基本规律:矛盾化解目标的共识达成、政府治理职能的适应调整、技术赋权赋能的深度嵌入。"智治"与"联动"不仅是技术治理逻辑与官僚体制逻辑相互形塑的结果,也是基层政府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稳定社会秩序而主动创新的结果。"智治"与"联动"两种逻辑的适时调适并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合制度设计与治理实践之间的差距,实现国家治理效能的显著提升,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政治优势。     

人的“个人化”与构建社会和谐的现实动力

随着早期工业化过程的社会大生产体系及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变迁,各种大型组织也在持续性地消解或重组,它们的影响力也明显地衰落或转变。这些最新的动态将个人的主体性推入了新的阶段,使得个人以新的方式对快速变迁的生活给予积极的回应。相对而言,当代“个人”面对的是一种更为个性化的或“个人化的社会”。在这个阶段上,构筑和分享共同的生活也就更为艰巨、意义更为重大。当代个人通过自我的发展揭示了构筑和谐的现实动力。     

论“中国梦”对“以人为本”幸福观的重要发挥

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很大的目的性和价值性就是实现人民的幸福。“人民幸福”是“中国梦”发展战略的重要内涵和基本内容。科学发展观以人民为本的幸福观和“中国梦”蕴含的“人民幸福”思想之间有着内在关联，后者是前者的充分体现和重要发挥。科学发展观及“中国梦”所阐释的幸福理念具有特定的实践基础，都反映了从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对于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巨大改变和影响。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的人民幸福本位思想是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人“以人民的现实幸福为本”的人民幸福本位论的升华，而“中国梦”蕴含的“人民幸福”思想是人民幸福本位思想的延伸和大众化。“中国梦”不仅把“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为“以人为本”的“本”，而且把“人民幸福”也作为“以人为本”的“本”。     

论道德权利诉求中的司法克制主义——以浙江温岭“虐童事件”为分析背景

在浙江温岭的"虐童事件"中,针对肇事者颜某侵犯幼童道德权利的虐童行为,一种主张"重判"颜某的司法舆论成了该事件中的倾向性舆论。在权利社会中,道德权利是一种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权利形态。在道德权利的"法律化"过程中,我们要警惕道德权利"泛法律化"现象的出现。在司法实践层面,针对道德权利诉求,司法应该保持一种"克制"姿态。在社会纠纷解决的机制层面,对道德权利的实现和保障迫切地需要建构相关的道德权利纠纷解决机制。而在司法与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层面,面对社会舆论当中的道德权利诉求,中国司法要防止陷入到"从‘司法舆论’到‘舆论司法’"的逻辑怪圈当中。     

以“中国梦”引领青年的理想信念教育

"中国梦"着眼于社会成员的整体利益,是民族复兴之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想。实现"中国梦"需要当代青年正确认识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树立民族复兴的伟大信念,将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统一起来。实现"中国梦"需要青年立足中国实际,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需要青年传承中国精神,勇于承担历史责任,在艰苦奋斗中实现人生价值。     

中国古代“慎刑”观与现代政治文明的暗合

"慎刑"观在中国法律史上源远流长,体现了传统的"以人为本"的人文理念,是古代先民博大精深人文情怀在法律生活中的一个生动体现。"慎刑"观与现代社会的政治文明在精神诉求上具有暗合性的一面。梳理、挖掘古代法律中的"慎刑"观对当代法治社会、政治文明社会具有重要历史借鉴意义。     

刑法中的“多次”犯罪问题研究

刑法中的"多次"犯罪,在本质上是将同种数罪以法律拟制的方式作为一罪加重处罚的刑法现象,我们也可称之为"多次"加重犯。由于立法者将犯罪的次数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这使得刑法对此类犯罪的处罚具有明显的重刑主义倾向。所以对于"多次"犯罪中的"次",应当坚持事实与价值相统一、客观与主观相统一的判断原则,从严予以认定。"多次"犯罪中单个犯罪之构成,仅要求该次行为足以构成犯罪即可,而不论该次行为属于既遂、未遂、预备抑或中止等形态。对于一次教唆或帮助行为,即便其内容涉及或导致了"多次"犯罪,对教唆者和帮助者也不能与正犯一起被评价为"多次"犯罪。     

青少年应在四字上下功夫“静”“俭”“志”“德”——从诸葛亮的《诫子书》说起

诸葛亮的《诫子书》是家训中的名篇,其中所讲的治学做人、修身立志等道理,在一千多年后的今日仍具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其中“静”“俭”“志”“德”四字最能体现《诫子书》的精髓。“静”指读书学习时,不仅环境要安静,而且心境要平静,排除外界干扰和内在杂念;“俭”指生活要俭朴,不追求豪奢,以此提高道德修养;“志”指要树立远大理想,规划好自己的人生蓝图,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为社会作贡献;“德”指从小要砥砺品格,形成高尚的道德情操,从小事做起,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严于律己。     

统一战线助推“中国梦”的实现

"中国梦"以个人成功与人们共同幸福为目标,凝结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利益追求,超越了以个人成功为标准的"美国梦"的梦想。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人民共同幸福为目标,凝聚人民个体的多彩之梦,从国家与个人的理想与追求相统一的高度,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释放国家整体的正能量,在努力帮助个人实现梦想的同时,铸就民族"中国梦",无疑是中国梦的真正内涵体现。本文在阐述当前我国社会发展整体状况的基础上指出,当前"中国梦"的实现不仅需要从国家层面以及个体层面建设和强化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凝聚民族整体向心力,构建整个社会的良好环境,而且还要从社会制度层面向社会成员传递正能量以保证追梦过程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