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认知语言观分析汉英习语的语义理据

认知语言观认为习语习惯意义与其组成成分的字面意义是非任意的,且具有语义理据性.本文结合Lakoff提出的认知模式(ICM)以及Kovecses&Szabo提出的三种认知机制(概念隐喻和概念转喻以及非隐喻的规约常识)对汉英习语的可分析性进行语义理据的考察.本研究表明:"可分析隐性"习语语义与词源关系密切,"准隐喻型"习语语义可从非隐喻的规约常识找到更有力的解释."可分析显性"习语语义则是基于概念隐喻和概念转喻以及规约常识.从认知的角度进行动因研究,有助于我们把握习语的意义建构,使习语研究从静态、封闭的语言分析过渡到动态、开放的概念系统.     

法律语言中的概念隐喻

从法律知识体系来说,法律语言是一种极具专业性与晦涩性的语言,大多数人难以理解,且在法律语言当中很多抽象概念通常是利用隐喻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因此,从认知语言学以及法律语言学等角度进行分析,对概念隐喻的运作机制与法律语言中的使用效力进行研究,有助于对法律内涵的理解。     

基于概念流利的文化认知分析

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重要标志,充分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内蕴。语言的习得必然涉及文化。但是在传统的外语教学中,语言与文化是相分离脱节的,忽视了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本文基于概念流利理论以及对语言与文化和认知方式关系的分析,特别是隐喻在语言概念认知系统中重要地位的分析,提出外语学习中文化习得的一个全新视角,即认知视角。通过分析语言的认知性及语言表象下深刻的文化内涵,将文化习得贯穿于语言习得之中,并藉此把握语言的本质特征及其反映的认知概念系统,最终达到认知上的概念流利。     

认知隐喻的文化视角研究

认知语言学一反传统观点,认为隐喻不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段,而是语言系统的一部分,是人类思维的一种方式——隐喻概念体系,根植于语言、思维和文化之中,由人类自身经验产生同时又受到文化模式的影响。本文在认知框架下从文化视角对英汉隐喻的异同进行比较分析,以探讨隐喻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爱情”隐喻的认知共性、异性与文化差异

隐喻是人类认知的工具,它深深根植于人类的语言、思维和文化中。从文化差异的角度,分析和比较英汉＂爱情＂隐喻的认知共性与认知异性,可知隐喻概念体系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与社会及文化中最基本的价值观念相一致。     

英汉口译中的隐喻翻译研究

语言是人类交际的桥梁,口译则是跨文化交际的桥梁,但口译中的文化障碍是影响口译活动流利实现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口译中的隐喻翻译。在口译的源语与译入语中,译者必须理解这两种语言的隐喻文化性,正确的传递和理解这两种语言的隐喻文化内涵。本文以概念隐喻为理论基础,解读与其对应的文化障碍,探究英汉口译中隐喻的翻译策略。     

空间隐喻的共性与个性

空间隐喻是隐喻的一种重要形式,在人类的认知活动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由于人类对物理空间的经验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空间隐喻具有许多共性。同时,由于各民族认知模式的不同以及文化属性的差异,空间概念在隐喻性地构筑其它概念方面又存在一些跨语言的差异。本文以俄英汉语的部分例句为例,对空间隐喻的共性与个性进行了研究。     

基于隐喻机制的中美传统节日名称认知新诠

认知语言学之父莱考夫与约翰逊在其巨著《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首次联袂构建起概念隐喻理论框架,从此隐喻便脱离了传统修辞学的藩篱,使人们逐渐认识到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人类须臾难离的认知思维方式。基于概念隐喻机制尝试性地探索中美主要传统节日名称的隐喻模式及其体验哲学共性与文化模型民族差异性,从全新角度诠释东西方传统节日名称概念的认知理据,旨在为该领域研究注入新鲜血液。     

诗性隐喻的文化认知阐释

诗性语言是各种语言的源头。诗性思维远远超越了我们日常的思维机制,诗性隐喻作为一种重要的认知模式,更具深意的心理现象,研究从诗性隐喻出发,以夕阳为语料,旨在探寻诗性隐喻的深层内涵。研究显示诗性隐喻具有发现的深度,世界经验方式、思维方式、生命意识等方面所体现的诗性品质决定了夕阳诗性隐喻的多样性。诗性隐喻依靠认知力量的大彻大悟和比喻性语言的栩栩如生,充分发挥了人的想象力、创新力和认知力。     

词汇化的过程及其动因——以“自在”的成词过程为例

一个句法成分成词以后,原有的句法形式的组合即使经历很长的历史时期也未必就会消失。因此,我们不能以原有的句法形式的消失来作为判断词汇化完成的标志。即使一个语言形式作为短语和词两种形式并存,如果可以确定是词,我们就可以认为词汇化已经完成。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一定的认识,当这种认识通过概念隐喻投射到一个语言片段上,这时词汇化便发生了。词汇化的动因是概念隐喻,重新分析是其结果,范畴化是表现形式。     

从体验哲学的视角看待语言的体验性

语言是天赋的还是体验的?这是语言研究中一个十分常见的问题,以Lakoff&Johnson①为代表的第二代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即是体验哲学.体验哲学的基本观点是,时间、空间、范畴等概念和意义都是基于体验的,而体验是基于人类特有的身体结构.人类通过对身体部位、空间关系等的感知以及隐喻、范畴化等认知手段建构出基本概念,这些词汇化的概念就是语言,因此语言具有体验性.语言的体验观不仅与唯物辩证法的实践观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相一致,同时也为语言来源干实践提供了证据.     

隐喻与文学修辞

文学修辞主要涉及到文学作品的语词、文学手法、语言模式以及作品结构构成，隐喻与文学的关系突出地体现于它与上述四者的联系之中。古希腊、罗马和形式主义文论传统对隐喻的理解充分体现出了隐喻与文学修辞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古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古典主义隐喻与文学的关系重视隐喻的说服力量和语词技巧；形式主义文论传统一方面关注隐喻的手法，重视隐喻的语言模式及表述方式，另一方面，其作品结构学说同样注重隐喻在作品结构构成方面的作用。     

语言、思维和意义——现代西方哲学专题综述之五

一、语言、思维和现实什么是语言?语言与人类思维和现实世界的关系是什么?语言是否影响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这是所有注重语言,把语言作为核心问题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所关心的共同问题。总的说来,绝大多数哲学家都承认语言与思维之间有朕系,在总体上不可分割,但在具体分析二者关系的密切程度上,又有区别。     

隐喻建构主体自洽原则的思考

隐喻是人类认识世界过程中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和手段。隐喻使用的触发机制是施喻者这一认知主体通过联想和想象等认知思维过程对目标域的认识和思考;隐喻使用的主体自洽原则即施喻者所认定的隐喻的始源域与目标域在内在或外在某一点或某一方面的相容性;概念合成是隐喻及其意义的建构过程,是认知主体经过自洽过程的自洽结果,包含连接、冲洗和合流三个认知运作机制。     

文学语符化中的矛盾消解

语言是文学作品的载体和符号,也常常是困扰作家的陷井和囚牢。语言本身的矛盾二重性和语言使用中的一切矛盾都会在作家审美创造的语符化活动这个焦点上集中反映出来。 相似指称与假定性张力——语言和现实的矛盾。马克思说过:“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现实生活是语言的表现对象,语言是现实生活的符号表现形式。文学创作正是利用了语言和现实之间的符号关系来表现创作主体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审美关系的,语言成为作家沟通现实世界     

亚里士多德的隐喻观分析

西方隐喻研究的传统始于亚里士多德,他确立了隐喻在诗学和修辞学中的地位,隐喻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是隐喻得以在这两个学科中存在的根源。对于语言不同方面的重视,隐喻呈现出不同的功能。从宏观上讲,亚里士多德的隐喻既是隐喻系统研究的开始,同时也赋予隐喻修辞和诗学的双重身份,这种身份特点决定了隐喻在后世研究的方向,同时也决定了无论是修辞学还是诗学,隐喻都是极其重要的一个范畴,对隐喻的考虑必然要从这个双重身份出发。     

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与隐喻研究

语言隐喻表达方式的研究是促成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基本动力之一。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分析关于隐喻生成机制和理解模式的基本问题,可以揭示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对隐喻研究的一般性指导作用。     

从概念隐喻角度管窥壮英思维之共性——以壮英谚语为例

认知语义学家莱考夫和约翰逊在其著作《我们赖于生存的隐喻》中首次构建了概念隐喻理论,这标志着隐喻研究脱离了以文学和修辞学为本的传统隐喻研究的藩篱,进入到崭新的认知科学领域.语言学界已经意识到隐喻不仅是语言的表达手段,更是一种独具魅力、以一事物来理解认识另一事物的思维方式.本文在搜集和归纳壮英谚语的隐喻表述的基础上,验证隐喻作为人类的思维方式在壮英两个民族中存在共性,进而挖掘其内在的体验哲学根基.     

时间观与行为模式

人类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使我们感知到时间的存在与意义,从而形成我们的时间观,而人类语言中的时间隐喻概念正是这种时间观的本质反映。基于认知环境的时间概念在不同社会发展环境下的各个群体间有所不同,并深深影响着他们的思维与行为模式。     

特拉西—马克思—哈贝马斯的推演:重建统一的“意识形态”概念

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向来漂浮不定,不同的研究者会对其作出迥然各异的理解。对特拉西的认识论视域(对现实生活的折射与抽象)下的意识形态概念及马克思和哈贝马斯的生存论视域(直接到现实生活之中去考察)下的意识形态概念之间的内在关联的分析,有助于深入理解意识形态概念建设统一性的意向以及意识形态概念在现实之中深度分离的原子世界重建公共秩序时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