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和”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十分注重“和”思想,“和”的内涵丰富,包括“和平”、“和睦”、“和谐”等内容,涵盖家庭、社会、世界各方面,挖掘“和”思想丰富内涵和积极一面对建设今天美好中国的建设,对推动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的推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领收证”的对应文种及“收据”的问题属性辨析

从词语语义的角度看,“领收证”当与“收据”相对应。但从应用角度加以比较分析,与“领收证”相对应的还有“发票”、“收条”、“借据”、“借条”、“领条”等。以往对“收据”定义的基础是“收据”“收条”混同,应重新定义“收据”和确定其文体属性。以往对“条据”的定义和文种类别的确定也模糊不清,也应重新定义和文种的归类划分。     

商标“平行进口”法律问题探析

国际公约和我国法律未对商标“平行进口”作出明确规定。依“权利穷竭理论”和“地域性理论”,对商标“平行进口”问题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国在立法时对商标“平行进口”是禁止还是允许,一定要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和国际公约、条约的有关规定。商标领域的“平行进口”、专利产品的“平行进口”、版权领域的“平行进口”的立法倾向应有所不同,对商标“平行进口”应允许并加以规制。     

论“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

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既“对上负责”同时又“对下负责”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针。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各级党的干部要从“三个代表”的高度,全面、准确地把握“对 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科学涵义及其辩证统一关系,防止和反对任何把二者割 裂开来、对立起来的倾向,努力实践“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统一。     

再论"以人为本"

本文对“以人为本”的内涵、本质、针对性和歪曲形式,对“以人为本”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关系,对“以人为本”和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关系,以及“以人为本”对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意义,进行了阐发。     

英国共产党起伏维持期统一战线实践的哲学思考

1945--1956年，英国共产党的发展进入了起伏维持期。本文对这一时期英共统一战线实践作出简要梳理，并从哲学层面进行思考和评析，得出能否正确处理和把握“内因”和“外因”、“求同”和“存异”、“理论”和“实践”这三对哲学范畴的关系，对统一战线的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点研究

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成果,它既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对其中的优秀成分继承和弘扬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具体内容中,许多成分如“以人为本”、“与时俱进”、“以德治国”、“发展经济”、“和谐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祖国统一”等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为邦本”、“与时偕行”、“为政以德”、“治国常富”、“大同社会”、“天人合一”、“大一统”等思想相结合并对其优秀成分加以继承和弘扬的产物.     

“大学精神”：校园内外的协奏——培育“大学精神”三题

一、毕业生是大学精神的主要载体 有位哲人说：我们都吃过苹果和桃子，却从未吃过水果。这里，“苹果”和“桃子”等等，都是“水果”的具体形态和载体，“水果”则是对“苹果”和“桃子”等具体形态和载体中蕴涵着的共同属性，进行抽象和提炼的产物。“大学精神”如同“水果”，是对大学校园环境、校训、制度、标识等等具体形态和载体背后精神实质的一种抽象和提炼的产物。     

应用写作要力求真善美

本文从应用文体作用的特殊性出发,对其有别于其他文体的内容之“真”、“善”和形式之“美”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实现其“真”、“善”、“美”的基本要求和主要途径。     

论公安机关“网络通缉”的法律规制

公安机关利用“网络通缉”、“人肉搜索”的方式侦查破案，在各地已经有了成功的范例。公安机关进行“网络通缉”、“人肉搜索”是公安信息化建设、网络侦查的最新进展。当前，对公安机关“网络通缉”、“人肉搜索”侦查方法以及公安机关“通缉令上网”的网络通缉形式，概念上应予厘清，并对公安机关利用“网络通缉”、“人肉搜索”进行侦查的法律问题和程序规制问题进行专门性研究，以此实现侦查效益最优化、网民权益保护最大化和对网络正常运行秩序影响最小化的目的。     

“三个代表”与中国共产党的80年

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党的性质、宗旨和历史任务的新概述，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８０周年的日子里，回顾我们党实践“三个代表”的历史进程，进一步加深对“三个代表”科学内涵的理解，对落实“三个代表”要求、全面加强新世纪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一、唯物史观是“三个代表”的理论基础“三个代表”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提出来的。首先“三个代表”是根据生产力与…     

2008年以来“一国两制”前沿热点问题研究述评

“一国两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2008年以来学者们围绕“一国两制”的内涵、特点、实施、影响、意义及实践经验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并达成诸多共识，但对“一国两制”的理论渊源、“一国两制”下的国家结构形式和“台湾模式”等问题存在争论和分歧。回顾和梳理近年来“一国两制”研究的前沿热点问题及其中观点，旨在对今后“一国两制”研究及其实施问题能有所裨益。     

对反"双抢"行动的思考

本文论述了“双抢”案件的新特点和案件多发原因,并对反“双抢”的措施、对策从“防”、“管”、“打”三方面进行了初步论证。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赶考”话语及其价值意蕴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赶考”话语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话语创新的重要成果和鲜明标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赶考”话语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的理论赓续、是对党百年“赶考”的历史传承、是应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风险考验的现实需要。新时代“赶考”话语围绕“为什么赶考”“赶考考什么”“如何走好新的赶考之路”“赶考向何处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刻回答了新时代“赶考”的重大意义、核心要义、科学方法和奋斗目标，从而形成了系统完备的内容结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赶考”话语对党建话语体系的丰富发展、党的形象的塑造、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大陆和台湾政治关系定位的思考

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定位是两岸关系深入发展必须解决的前提性问题。大陆和台湾分别提出过“合法政府对叛乱团体”、“中央对地方”、“两党”、“两区”、“两府”、“两体”和“两国”等定位模式,但都没有为大陆和台湾所共同接受。“胡六点”对于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定位提出了新的主张。根据“胡六点”的观点,可以采取将政治关系定位“议题化”和“阶段化”的方式,通过大陆和台湾阶段性的谈判协商,解决政治关系定位问题。根据大陆和台湾关系发展的现状,“两岸”是现阶段政治定位模式的最佳选择。“两岸”模式为大陆和台湾当前的政治关系破冰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也将为结束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对立创造有利的政治环境。     

马克思的“个人”、“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的开启——从与黑格尔、卢梭的关系视角之审视

黑格尔、卢梭及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内在关联应被立足于政治哲学视域下的“个人”、“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视角来审视。黑格尔的法哲学开启了马克思关于“个人”、“国家”和“社会”三者辩证统一发展之社会整合视域。卢梭的政治学说和国家观启发了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并内在地影响了马克思这一整合视域。在如何整合“个人”、“国家”与“社会”三者和谐辩证统一发展问题的思维路径上，马克思与黑格尔、卢梭的致思趋向具有一致性，并内在地构成了他们三者哲学思想的内在联系和机制。“个人”、“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至为重要，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澄清，将有助于深入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乃至整个思想的理论实质及其理论旨趣和终极关怀。     

对“严打”政策的理性再认识

当前 ,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严打”持三种不同的态度 :不应当“严打” ;应当“严打” ;应当“严打”但要有节制。通过对“严打”决策过程、目的、成本、效益、效用及其与法治的关系等分析 ,我们发现 :“严打”自身理性存在问题 ,“严打”活动难以实现“严打”目的 ,“严打”的成本与效益比相当高昂 ,随着法治建设的推进 ,“严打”与法治处于尖锐的对立 ,而“严打”得以推行的根本原因却在于“严打”就是专政 ,它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维护党的政治权威上具有实质意义。因此 ,基于“严打”就是专政的认识 ,“严打”政策应当进行理性改造。     

论《庄子》“言”、“意”之辩中的“忘”

“言”、“意”之辨是《庄子》思想的重要内容，“得意忘言”是其中的主旨所在。分析《庄子》“言”、“意”之辨中的“忘“，可见其能够区分为“言为体“道”之障，和““言”为得“意”之具这样两个不同的方面。对“忘”之含义的区分，有助于对《庄子》之“三言”有更为深入的把握。     

“武疯子”事件武力控制及专项教学研究

“武疯子”是一个特殊社会群体，“武疯子”暴力行为对社会危害性大，开展“武疯子”事件武力控制专项教学意义重大。对“武疯子”闹事特征、“武疯子”闹事武力控制特征、警察处置“武疯子”闹事能力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制定公安院校武力控制专项教学的科学训练板块、科学训练流程和明确教官分工和组织实施任务尤为重要。     

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客观特征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五)》规定了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将持有、运输、出售伪造的(空白)信用卡等行为犯罪化,有效地弥补了信用卡犯罪刑事法规的不足。但要在司法实践中准确地适用本罪,则必须对其客观特征进行准确的分析,即对“明知是伪造的信用卡而持有、运输的”中的“持有”、“运输”,对“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数量较大的”中的“非法”和“数量较大”,以及对“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中的“虚假身份证明”等,进行正确的分析和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