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底需要一场什么样的文艺复兴——与刘军宁先生商榷

文艺复兴不能带来个人的独立与解放,人类个体的确立不是因为有了个体性的艺术,而是因为有了个体性的生产方式和保障个人个性化的“资本”。指望文艺复兴带来个体的解放,无疑缘木求鱼。那种逻辑推论——个性化的文艺具有对个体的启蒙性质,所以文艺复兴能带来个体的觉醒,觉醒了的个体追求解放,从而产生自由、平等的追求与人格独立的要求,这种要求会成为一种新的观念体系,进而引领人们创造新的宪政体系——这是一个审美乌托邦与政治乌托邦的混合体,这种逻辑的每一个环节都是错误的。     

近代以来公民社会的历程——宪政视角下的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

公民社会与宪政国家在保护个体自由权利分享着共同的价值观念。宪政并非是中国的土特产，而是自鸦片战争后，被迫进入近代社会的中国从西方国家引入的一种文化理念。通过对相关历史的考查可以得知，宪政制度在中国并未真正建立起来，甚至“宪政”也属于敏感词。中国与宪政无缘，在性质上是政治国家，当国家利益与个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个体自由权利遭到忽视甚至是牺牲。为何宪政制度难以在中国土地上扎根生存，有观点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宪政文化的缺失。导致宪政文化在中国缺失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本文试图简略说明。     

革命与启蒙的互动与背离——论解放区文学的婚恋书写

凭借革命势力的支持,解放区普及并实现了婚恋自由这一启蒙信念。由解放区文学对婚恋自由的价值判断,可以清晰地梳理出解放区文学中革命与启蒙错综复杂的关系。由启蒙质疑革命到二者相互促进,再到某种程序的背离,解放区文学继承但最终与五四的启蒙主题渐行渐远。     

五四运动对中国美学的现代性启蒙

过去的一百年里,五四运动的启蒙作用在政治、文化、历史等不同领域都得到了深度研究,但在中国美学的现代性问题上,相关研究主要见于零散的个体人物美学思想分析,缺乏整体性的学科探究。五四运动对中国美学的现代性启蒙包括三个方面:对学科独立的理性意识启蒙,对作为审美价值新根据的个体自由意识启蒙以及美学意识形态的现代性力量之启蒙。这三层意义开启了中国美学不同于欧洲美学的现代性发展道路。     

科学精神与人文理念

科学方法和人文理念是人类在认识与改造自然活动中形成的一系列观念、方法和价值体系,它们是贯穿科学探索和人文研究过程中的精神实质。近代科技革命对从科学主义延伸出来的工具理性的极度利用,使人类在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发展中隐含着深刻的矛盾;人本主义则无限夸大人的非理性,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消极的后果。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冲突及其各自内在的局限,说明单纯的科学与人文不可能完成建构完整的人类精神世界及人自身的使命。因此,两种文化的统一是时代背景下的必然发展趋势。     

道德境界是检验自我革命自觉性的重要标志

习近平总书记的执政党自我革命理论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增添了新的理论武器,而道德境界则是检验自我革命自觉性的人文标志。道德境界伴随着执政党自我革命的实践进程而不断提升,"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是执政党自我革命的道德启蒙,"功成不必在我"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担当,"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是执政者回归革命者的初心使命,思想逻辑与历史逻辑的一致性表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将在自我革命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对话法哲学:现代宪政的认识论基础--对英国宪政哲学的一种思考

基于交往理性和实践哲学,英国宪政秩序的认知基础是内生的、实践的、进化的经验主义和主体性哲学的多维协同思维模式,是一种对话法哲学视野下的交往理性,是一种体现了宽容妥协开放自由精神的、超越个体意识和理性界限的多元理性.     

启蒙辩证法与生活辩证法

黑格尔、阿多诺都将现代社会不自由的根源追溯到启蒙的主体同一性。黑格尔将启蒙看作绝对精神自我辩证发展过程中一个有待扬弃的意识形态环节，阿多诺则要求以“非同一性”来打破一直就潜伏在西方文明起源处的主体同一性，以期获得自由和解放。在马克思看来，只有深入揭示生活本身的辩证结构，才能对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作出合理的解释，才能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有效的途径和现实的力量：而启蒙辩证法作为生活辩证法的一个层面．本身根源于生活辩证法并因之而得到说明。     

浅析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

"现代性"是20世纪西方哲学所广泛关注的概念,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兴起的新文学革命以理性精神、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反思精神、自由博爱等建构了"现代性"核心内涵,启蒙现代性"人的觉醒"倡导"人的文学",审美现代性反思中国文化群体、民族国家、个体等的价值关系,可以说"现代性"贯穿了中国整个现代文学。     

启蒙与述学之间：胡适科学主义思想述评

科学主义是胡适思想体系及文化实践的哲学基础。启蒙是胡适科学主义思想发展的文化心理动因。以科学方法或日科学精神的布道式宣讲来达到学术与启蒙之间的某种平衡状态，是胡适思想文化实践的重要特征。胡适对科学精神的提倡具有同时完成思想革命和学术革命的价值意义。但胡适以启蒙为主导的学术追求又有着内在冲突与局限，现实、功利的启蒙追求不仅阻碍并干预了其独立、客观的学术探索，有时甚至会使其述学走向科学精神的反面。     

黑格尔法权理论探析

黑格尔的精神哲学,构建了一个以法权人格为核心的现代法权理论系统：以自由自我为支点,以平等独立的法权人格之间自由交往的市民社会为载体,以国家宪政为保证。离开自由自我,个人就失去了作为人的普遍性的人格;离开市民社会,独立自由平等法权人格就不会生成;离开现代成熟的国家,个人自由和特殊利益就会与社会文明之普遍性利益和秩序相＂分裂＂,导致市民社会伦理失范,个体之法权利益和人格就不会得以普遍保证。这对我们当今法治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会提供一些有益参考。     

浅析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

"现代性"是20世纪西方哲学所广泛关注的概念,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兴起的新文学革命以理性精神、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反思精神、自由博爱等建构了"现代性"核心内涵,启蒙现代性"人的觉醒"倡导"人的文学",审美现代性反思中国文化群体、民族国家、个体等的价值关系,可以说"现代性"贯穿了中国整个现代文学.     

政党政治——现代西方宪政的灵魂

宪政理论和实践的方方面面都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在西方,早期的宪政着重保护一种消极的个人自由,并与此相适应,宪政的具体制度采取了权力分立并相互制约的方式。19世纪末以后,宪政开始致力于保护公民的积极自由,同时政党政治对宪政的作用也凸显了出来。本文想通过揭示西方这种显著的历史变化,以期对现代西方宪政的实质有更好的了解。     

意识形态教育与大学人文精神的建构

至善求真、独立创新、自由包容、批判启蒙的精神，确立了大学人文精神的内涵。然而，今天中国大学人文精神却体现为理想普遍淡薄，信仰严重缺失；学术重心偏移，缺乏必要创新；科技、人文失衡，存在教育误区；注重功利追求，忽视回报社会。鉴于此，在当今时代，积极发挥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在大学人文精神建构中的作用，以意识形态培育大学理想信念、引领大学创新风气、弘扬大学人本精神、重塑大学社会责任，显得尤为迫切。     

试论宗教改革对近代西方文化转型的意义

16世纪的宗教改革直接导致了罗马教会的分裂,路德使人获得精神上的真正自由,使自由精神、理性精神深入人心：加尔文的新教伦理思想成为资本主义的精神,论民政的思想成了资本主义宪政的基本内容;英国的宗教改革对英国民族国家的崛起、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对近代自然科学、实验科学的兴起,都起了直接促进作用.     

论中国艺术的士人心态与尚逸审美取向

"逸"作为美学概念最早萌芽自先秦老庄哲学,于魏晋时期蓬勃发展,后成为中国美学的重要概念和品评标准。其本质为个体对绝对自由的追求,十分重视主体人格的完善和超越,具体表现为超越一切情感束缚和艺术对象的细节的"放逸";和妥善安排心灵使之充盈平和的"清逸"。在艺术呈现上,由于受老庄"虚静"的精神影响,作品多空灵含蓄,先秦哲学中有无思辨的影响,则使得"逸品"崇尚简约素朴。艺术家在追求"逸"境的同时,还应当保有一定的现实精神和人文关怀。     

经济宪政：一个宪政新命题的提出

经济宪政是宪政的子概念,经济宪政是国家为了保障经济自由秩序的实现,而采取经济行动时所必须遵循的根本准则,是国家经济行动的“绝对命令”。经济宪政的应然涵义就是寻求国家经济权力与私人经济权利的平衡与和谐,是对一切经济专制的反叛,它既防止国家经济权力的专制,亦防止私人经济权利的专制;经济宪政的实然涵义就是既表现为以经济宪法为核心的所有体现经济宪政精神的规范性文件,又表现为上述规范性文件的实际运作状况,只有宪政框架下国家的经济行动方可能具有正当性。     

现代城市内涵式发展的人文视野

人文精神和文化品味,是一个城市的根基与灵魂,是城市发展的原动力.人文又好又快发展是城市建设的终极目标,要坚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坚持人文的资源观、价值观、标准观.只有把城市发展建立在人文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人文、科学、自然、社会真正趋向和谐,城市完美人格才有可塑造的自由空间.     

蒙古族自由顽强精神及其现代价值

蒙古族传统政治制度与宗教信仰是自由顽强精神的客观基础,而且在其日常生活、艺术、体育活动等中无不体现自由顽强精神,笔者认为传承蒙古族自由顽强精神有利于个体事在人为观点的树立、有利于敢于超越和创新精神的树立、有利于强调个体能力、个性的发挥、文化艺术的创作。     

《启蒙辩证法》批判康德启蒙理性的独特视角——以“康德同萨德”命题为切入点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第二篇附论中认为,萨德的小说《朱莉埃特》中的主人公朱莉埃特和康德在哲学中塑造的启蒙者是一致的,这便是“康德同萨德”(Kant with Sade)①命题的由来。针对这一命题能否成立的问题,国内外学者产生诸多争议。大卫·詹姆斯是反对派的代表人物,他站在文献学的立场上认为理性在康德那里有同一性和批判性双重属性,而理性的批判性防止了启蒙理性退化为知性②。然而,这一反对意见忽视了《启蒙辩证法》批判启蒙理性的独特视角。实际上,《启蒙辩证法》不仅是从启蒙自身的属性出发批判康德启蒙理性的,而且还将启蒙理性置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视域之中。正是由于启蒙理性和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使得理性的批判性在强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面前丧失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