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社会抗拒风险化解研究

从正常的利益抗争演进到非现实性冲突性质的刑事社会抗拒，打压为其提供了原动力，打压所输入的风险能量与合法性状态、相对剥夺感的强弱、改变被剥夺境遇的可能性和边缘化人格等因素交互影响、彼此“型塑”共同铺设了社会抗拒的刑事路径。因此，刑事社会抗拒风险化解应同时在公共政策的平衡治理、利益表达的理性回应和潜在行为者边缘化人格阻断三个维度采取有效措施。     

试析不能抗拒的原因

不能抗拒的原因,是指人在不能抗拒的力量支配下不得已而实施的可以免罪的行为。不能抗拒的对象包括自然因素、社会因素、他人行为、自身因素等。不能抗拒的原因的本质是行为人缺乏自由意志。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自由意志,应考虑主体条件、强制力量的大小、制度环境等多种因素。不能抗拒的原因是故意和过失的前提。不能抗拒的原因之所以可以免罪,是因为行为人不具有构成犯罪所需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     

抗拒抓捕还是逆防卫——从齐某抢劫案说开去

本文以齐某抢劫案为切入点，对于实施盗窃时以暴力抗拒抓捕而转化为抢劫罪这一规定进行反思。认为抗拒抓捕中的“抓捕”之暴力必须以制服犯罪嫌疑人为限度，如果是为了过度伤害犯罪嫌疑人的“抓捕”，犯罪嫌疑人可以进行反抗。进而对逆防卫行为的刑法正当性进行深入分析，用法律的利益平稳原理来确立逆防卫行为的正当性，并提出逆防卫制度设立的可行性，最后，用逆防卫理论来分析齐某抢劫案的定性。     

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法理分析

由于刑事案件的特殊性质，加之现实条件的限制，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之后无法获得救济的情形普遍存在。本文选择在这个问题上展开论述，从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渊源、历史发展，以及与其他国家的立法状况的比较出发，论述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在切实保障人权、实现社会正义、提高诉讼效益等方面的重要意义，探讨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法理基础，期待能为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最终确立提供有益启示。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应当坚持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刑事政策。几十年来 ,在贯彻中收到了明显的实效。目前 ,在讨论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时 ,有的学者认为应当废除这一刑事政策。该文认为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还应当继续贯彻 ,并且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 ,进行了深入探讨。     

刑事被害人社会救助法律制度的完善

在我国现阶段，由于救助制度不健全，刑事案件被害人在遭受犯罪行为侵害后，其权益往往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助，进而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影响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应尽快出台《刑事被害人社会救助条例》，建立完善的刑事被害人社会救助法律制度来对被害人进行及时的援救和帮助，使受犯罪破坏的社会秩序得到尽快的恢复。     

刑事辩护准入制度探析

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已经成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当务之急。建立我国的刑事辩护准人制度·不仅是稳定辩护律师队伍、提高刑事辩护质量、全面实现刑事辩护社会价值的需要；还是实现司法公正，适应现代社会专业化发展的需要。刑事辩护制度的建立应该从死刑案件开始，分步骤、分阶段地设立刑事辩护的准入门槛，同时设置相应的监督、惩戒以及退出机制，为刑事辩护准人制度的实施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刑事和解制度的权衡与超越

法学界倡导我国实施刑事和解制度,实务界也有推广的趋势。将刑事和解制度放在和谐社会背景下和整个中国法治进程、宪政建设中,遵循诉讼平衡理念,分析刑事和解的效率价值,我们发现我国移植这种制度尚不具备相应的理念基础、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刑事和解在我国现有环境下不宜施行。但我们可以对其合理成分进行借鉴与吸收,坚定刑事法治理念,探索建立被害人援助制度和补偿制度,进一步完善诉讼程序设计。     

和谐社会理念下的刑事申诉制度

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刑事申诉制度涉及当事人合法权利的保障与裁判的稳定性,关系到社会正义的实现。应当以构建和谐社会为指导思想,完善我国刑事申诉制度。     

从效率优先到多元价值的整合：社会治理转型的价值诉求

公共行政范式的变迁掀起了社会治理转型的浪潮。在转型过程中，各国大多用一种效率较高的制度安排代替原来效率较低的制度安排，不约而同的将效率价值放在优先位置。但是，作为治理的公共行政除了效率价值之外，还包括公平、责任和秩序等多元价值。单纯强调效率价值容易造成新的社会治理危机，未来的社会治理转型应该实现多元价值的整合。     

创新社会管理视野中的刑事法治变革

经济社会转型期,风险社会要求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静态稳定向动态稳定的观念转变。动态稳定观的刑事法治变革要求：继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启动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全面修改,引入恢复性司法,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推动刑事法治领域的能动司法;规范刑事执法;建立健全刑事法治领域的预警、协调、指导和监督制度。     

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之可行性探析——制度设计与立法完善

在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可行性．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层面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操作层面的问题。刑事和解制度在审查起诉阶段真正得以贯彻实施，必须要在自愿和解等原则指导下对适用和解的前提条件、案件范围、基本程序及对和解的处理方式等作出具体的制度安排，并且要在刑事立法方面作出相应的修改与完善。以保证刑事和解的适用拥有明确、充分的法律依据。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之价值考量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现代刑事庭审制度的基本要求 ,是保证司法公正的有效举措 ,在实体、程序和社会三个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     

国家审计与创新社会管理理论探索

摘要：国家善治理念推动创新社会管理，促进政府行政向有效、有限、分权、透明政府转变。在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框架中，合理的制度安排有助于推动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维系良好的秩序生态。国家审计制度作为国家政治与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国家审计推进创新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用新思路、新视角、新办法创造性地参与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实现国家审计的转型升级。     

论刑事和解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冲突与调适

刑事和解制度与我国传统的刑事基本原则理论存在冲突。然而，出于对现实的需要和刑法观念的转变，刑事和解制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和推广。是否继续保有旧有观念和制度不放，还是以积极开放的心态迎接新事物的到来，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存在较大的争议。其中，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刑事和解制度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为此，有必要对两者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从法理和情理上寻找两者之间的基本内涵、价值取向上的一致性，为刑事和解制度的良性运作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     

论刑事被害人权利的救济

刑事被害人"被遗忘"、"被边缘化"带来了一系列法律和社会问题。影响被害人权利救济的因素既有制度的缺陷,又有客观的障碍。着眼现实,应着力从制度构造方面加强被害人权利的救济,包括:扩大对刑事被害人民事赔偿范围;在刑事司法中应协调公权与私权的行使;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建立被害人社会援助机构。     

关于完善未成年人社会帮教制度的探讨

未成年人社会帮教制度符合我国保护未成年人的刑事司法基本原则，是少年司法处置现状的必然要求，可以有效缓解未成年违法犯罪人的社会疏离感。我国当前未成年人社会帮教制度存在着主体不明、职责不清、缺乏规范化的组织形式与管理制度以及帮教覆盖率低等问题。根据对社会帮教存在问题的考察，有关未成年人社会帮教的立法应当注意解决帮教的组织机构与管理、帮教人员的资格与职责、帮教对象与帮教方式等方面的问题。     

劳教制度的改革构想

劳动教养制度创设至今已经近50年，其存在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但是。劳教制度本身又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制度性缺陷。劳教制度的改革应该坚持依法治国的方向，走刑事司法改革、刑事一体化的道路。通过《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全面改革与调整，填补现行刑事司法制度中结构性和制度性的缺陷，承担劳教制度的社会责任，促进司法改革的发展，实现劳教制度的自然终结。     

自首与立功制度的完善——兼评相关司法解释

作为量刑制度中的重要环节，自首与立功制度在我国的刑事司法中对于更好的实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重要作用。在司法实践中，却出现了很多与刑事立法的本意相冲突的地方，拟就自首与立功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完善提出自己的看法。     

论我国刑事一审审限制度的存与废

尽管我国的刑事一审审限制度立法规定相对全面，但该制度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刑事超审限问题普遍存在并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危害。学术界对刑事一审审限制度的广泛讨论，引发了我国刑事一审审限制度的存废之争。刑事一审审限制度在我国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应对该制度加以完善并建立综合配套制度，以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