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瑞安鹰派“高富帅”

几乎一夜之间,"保罗·瑞安"(Paul Ryan)占据了美国媒体的各个角落,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近日宣布,这就是他挑选出来的副总统候选人。当地时间8月11日9时,罗姆尼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停泊的美军退役战列舰"威斯康星"号前,向公众正式介绍了他的竞选拍档,只不过,兴奋的他闹了个乌龙:"让我们欢迎下一任美国总...     

中俄与“自由国际秩序”之兴衰

西方近年来关于所谓"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是否已"终结"的辩论,无论在理论和政策层面都存在着相当的盲点和误区。将中俄两国定义为该秩序的"修正主义"大国不仅是匪夷所思,而且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这一秩序的早期阶段与冷战的两极体系是一个共生(symbiotic)建构,它不仅在国际层面制约了美国力量的滥用,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改进或克服了美国国内制度的弊端(种族隔离等)。在冷战后期,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对两个共产主义大国也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冷战以后,中俄对"自由国际秩序"在不同的政策领域采取了不同的对接方式,也导致了不同的结果:中国的长期稳定崛起,以及俄罗斯与西方日益走向对抗。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所谓"自由国际秩序"损害最大的,恰恰是处于巅峰状态、对外扩张无度的西方本身。对中俄来说,"自由国际秩序"的困境,需要国际社会集体努力来修复。在没有全球性危机的情况下,如果把"婴儿"(自由国际秩序)和"洗澡水"一起倒掉,那么无人会从中获益。而这恰恰是我行我素的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走向。     

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从“偏向”到“摊牌”

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际格局的演变及美苏实力对比的消长,美国对海湾地区外交政策的战略考量发生了深刻变化。通过研究和梳理美国新解密的国家安全档案,这一时期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得到展现:虽然对伊拉克的"偏向"政策在这一时期占据了主导地位,但相互矛盾的政策却迭次而出,甚至并行推进。尽管对伊政策不断调整的过程体现了美国的海湾战略由意识形态主导向经济和政治利益主导的转移,但政策的乱象最终却是以美国与伊拉克在海湾战场上的兵戎相见而终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美国政策失误酿出的苦果。     

协商的奴隶制?——读埃拉·伯林的《太多了》和《失去自由的人们》

埃拉·伯林是当代美国史学界研究美国奴隶制的著名学者.1975年出版的首部著作<没有主人的奴隶:内战前南部的自由黑人>即获得美国国家历史协会授予的"最佳首部著作奖"(the Best First Book Prize).     

我所知道的“朝总联”

金正恩近日向朝总联发去贺电,称"朝鲜将珍惜并千方百计保护主体的爱国遗产——朝总联"。全球最年轻的国家领袖、不到30岁的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当下面临两大困境:朝鲜原本就缺粮严重,7月遇特大水灾;承担朝鲜在日外交机构功能的"在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简称"朝总联"),因欠日本债权机构巨债,中央本部大楼陷入被拍卖险境。"朝...     

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作--评米尔夏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关系学界对世界格局的看法一度为乐观的自由主义所支配,尽管世人也曾翘首以盼多极化局面的出现.但近年来,现实主义却有卷土重来之势.首先是"一超独霸"的观点甚极一时,即一些大国争相讨好美国,奉行"跟着强者走"战略(bandwagon),而美国积极推进霸权战略.沃尔福思的"单极稳定论"思想首先揭开其序幕,库伯的"新帝国论"更是明目张胆地为帝国辩护."一超独霸"的观点还远未偃旗息鼓,"9·11"事件后,人们又开始为另一种新的发展趋势感到担忧,那就是,在美国重新武装的现实主义又悄然披挂上阵,新版的现实主义越来越带有浓重的保守性和"进攻性"(自由主义则被美国国务院规划室主任哈斯发展为"整合论").它突出表现为"一超多强"论,特别强调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之间激烈的安全竞争具有不可避免性,其理论基础是米尔夏默(John Mearsheimer)在其新著《大国政治的悲剧》①中所阐述的"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理论.     

“麦迪逊问题”中的“何为美国”

美国在制宪时期的任务不仅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还要形成多个具有主权性质的"邦"之间的联合。这一"国家"与"联邦"的复合属性深远地影响了美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形成、运行方式及19世纪初美国的扩张。讨论"麦迪逊问题"的意义在于,它显示出麦迪逊为实现这一"复合共和国"所提出的两种不同的宪制解释方式:一种将宪法塑造为由人民代表之间的相互竞争与合作建立起来的规则体系,中立地处理各类社会纷争是宪法的目的所在;另一种强调在联邦政府集中行使行政权的过程中,宪制作为规范行政权运行方式和结果的手段,逐渐具备了基本结构和主权性质。这两种方式分别从社会和政府的角度规制了美国宪制,共同解释了美国早期扩张的动力和对待扩张结果的方式,揭示了美国在形成过程中在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方面表现出的深刻矛盾。     

“超级碗”的生意经

在美国的"春晚"上,广告竟是一道不可或缺的小菜。当地时间2月5日晚,俗称"超级碗"的第46届美国橄榄球大联盟(NFL)年度总决赛在万众斯待中拉开帷幕。这是美国人的盛会,所谓超级碗一出,其他活动通通让道。     

“解放”美国

4月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说,要解放美国的三个州:明尼苏达、密歇根、弗吉尼亚。为了强调语气或者决心,特朗普特意把"解放"全部用大写字母来表示。美国总统如此突出使用"解放"词语,上一次还是在158年前。1862年9月22日,美国总统林肯发布《解放黑奴宣言》.     

美国复工,一场“裸奔”?

一边是棘手难缠的疫情,另一边是竞选连任的压力,四年时间不到,一切都已经改变。看来,特朗普要想当好这个"战时总统",成为那个唯一拯救美国的人,必须拿出足够的政治智慧。"它要走了。它要离开了。它就要消失了。"4月29日,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再次开启了自我催眠式的回答。尽管他"病毒4月会消失"的迷之信念已经被现实打脸;"人体注射消毒剂"的诡异想法饱受非议,但这丝毫不影响美国政客将浪费了两个月的疫情应对,称之为"一个巨大的成功故事"。     

美国国会情报监督“失灵”:动因与前景

《美国宪法》赋予国会对情报机构的监督权。然而,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国会很大程度上从情报机构的"监管者"变为"授权者"和"辩护者"。美国国会情报监督体制总体呈现"失灵"状态。美国国会情报监督"失灵"的深层原因在于情报监督体制趋于"碎片化"、情报活动的特殊性导致美国国会对于情报的高度依赖,以及国会情报委员会成员与"情报复合体"的强大利益关切等。尽管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美国国会做出了推进新一轮情报监督体制改革的姿态,然而由于国会内部缺乏改革共识,国内民意分裂,以及国会在情报监督上的实用主义考虑,国会加强情报监督的前景并不乐观。     

“印太战略”背景下的中斯合作

近年来,由于印度洋战略地位的提升以及"印太战略"逐步从构想转变为现实,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国家和以印度为首的域内国家不断加大对印度洋及其周边国家的政治、外交、经济、军事、安全等投入,使得印度洋的大国博弈日趋激烈。这不仅对印度洋周边国家的内外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我国倡议推动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斯里兰卡是印度洋上的一个小国,人口不多,经济实力不算强,在"印太战略"中也非核心国家,但其独特的地缘政治经济优势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和大国博弈的一个重点。在此背景下,斯里兰卡的国内外政策与形势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国内政局稳定性下降,对外政策出现"摇摆",经济增长率下降,民生改善缓慢,恐怖活动增加,民众意见日益多元化,这值得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过程中高度关注。     

特朗普政府旅行禁令的合法性研究——基于“特朗普诉夏威夷案”的视角

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17年起通过行政命令和宣言的形式颁布了一系列旅行禁令,2020年又在现行有效的三号禁令上新增六个国家,引发国内外争议。这些禁令因涉嫌针对穆斯林为主的国家而受到来自多个州的司法挑战。2018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特朗普诉夏威夷案"(Trump v.Hawaii)中对三号禁令的合法性做出判决,多数意见认为禁令符合《移民和国籍法》授予总统禁止外国公民入境的权力,也符合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因其基于国家安全而非宗教敌意做出,满足合理性审查。但法院对审查标准的选择和适用受到质疑,多方批评其没能正视此项"穆斯林禁令"的真实动机。本案充分表明美国总统和行政机构在管理外国公民出入境方面享有极大权力空间,且可能涉及歧视问题。     

"经济增长阶段论"与美国对外开发援助政策

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沃尔特·罗斯托(Walt Whiteman Rostow)提出了拥有全球视野、深受"自由主义传统"与"帝国主义理论"影响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并试图促使美国实施向欠发达国家提供大规模开发援助的"世界经济计划"(World Economic Plan).在推动这一计划的过程中,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得到了约翰·肯尼迪总统的赏识,因此成为1960年代美国对外开发援助政策的理论基础.然而,最终罗斯托既没有达到追求真理的学术目标,也没有实现推动第三世界国家走向"起飞"(take off)的政治抱负.本文重在探讨"经济增长阶段论"(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的主要内容、意识形态内涵及其影响,从而揭示如罗斯托这样亦官亦学的理论家在推动政策制订和实施方面面临的困境.     

向“转型”要增长质量 向“改革”要发展红利

南通,再现"近代第一城"的辉煌我们的发展模式,需要从数量增长走向质量增长,从人口红利走向改革红利。改革能激发出巨大的潜力。南通,素有"中国近代第一城"的美誉。当年,清末状元公张謇想在这通江达海的家乡福地,做一个试验——中国人自己也能打造一座近代意义上的典范城市。如今,在南通老城区市中心,张謇造城的痕迹依旧留存,抚今追...     

中国外交中的南海“航行自由”话语研究

"航行自由"本是国际海洋法的一项基本准则,然而近年来"航行自由"却成为美国精心包装下用以渲染南海地区"中国威胁"并借机在周边海域实施军事寻衅的政治话语,沦为美国借以防范中国海上力量崛起、实现海洋霸权护持的舆论工具。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的恶意炒作,不仅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及南海地区安全造成损害,由此凸显的中美关于南海"航行自由"的论争也成为影响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症结。在美国幕后台前都推动南海局势升温的过程中,中国在现实困境的倒逼下逐步形成了对"航行自由"话语较系统的认知理解,对从西方传来的"航行自由"话语经历了由谨慎怀疑到逐渐接纳的态度转变,在话语使用上也从被动反应开始向主动应对的姿态变化,体现出中国政府在话语表达上走向自信与成熟。中美关于南海"航行自由"的论争表面上是话语的比拼,其背后是海权和利益的角逐,中国应保持和加强与美国在各个层次上的战略对话以管控双方分歧,就"航行自由"话语拓展共识和寻求合作。中国或可考虑通过对"航行自由"话语内涵的再建构推动南海地区海上安全合作机制构建并体现大国胸怀。     

美国民众对中国崛起的认知

本文对美国多家机构的民调结果进行了纵向和横向比较,考察了美国民众对于中国崛起的认知及其成因。多项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的崛起有了更多的认知。尽管美国人对于中国的总体印象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但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持有或认同"中国威胁论"的看法。不过,在如何处理中美关系的问题上,美国民众的观点明显出现了分化。尽管要求对华强硬的声音一直存在,但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强有力的中美关系是重要的,并期望两国在关键的政策领域进行更多的合作。美国人的"中国观"是由多种复杂因素交互影响下逐步积淀而成。中国要提高自己的"软实力",改善中国在美国社会的形象,也将是一项漫长的综合工程。     

从“深蓝”到“阿尔法狗”,人工智能发展的一大步

超越人类的思维限制,创造出一种能够自我学习、自我进步的超级大脑,一直是人类的终极梦想。对于人工智能来说,1997年5月11日是历史性的一天。IBM的超级计算机"深蓝"(Deep Blue)以2胜1负3平的成绩战胜了当时世界排名第一的国际象棋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一时间全球轰动。"深蓝"的设计者们在当时就想到了下一个小目标:"何时计算机也能下围棋呢?"     

“对冲”与“楔子”:美国“印太”战略的内生逻辑——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

文章借鉴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构建一个双层博弈分析框架,综合体系层面美国国际霸权护持与单元层面特朗普政权权位护持两个方面的考量,将"印太"战略理解为"对冲"与"楔子"两种战略的混合体。特朗普政府在给定的国内外条件下,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同时对华采取"对冲"战略,这样既避免了直接战争,又以加强联盟等手段制衡了中国;既保持了对华贸易,又以贸易战、技术争端等方式阻遏了中国产业升级并缩小了逆差。而在"美国优先"要求减少国际义务、国力有限且无法集中于亚太等给定条件下,为实现上述目标,美国只能通过"楔子"战略离间、强化中国与其他印太大国间的固有矛盾,使它们既代替美国抗衡中国,又对美产生更大的安全与经济依赖,从而使美国以较低成本护持霸权,同时巩固特朗普政权。对此,中国不妨外松内紧:在话语上选择性参与"印太"建构,关键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替代之;在内线,继续采取守势,对美安全上维持和平,经贸上有节制地反击;在周边,以"一带一路"等政策抓手释放确定性以拉拢东盟并化解与其他"印太"大国的矛盾;在外线,加强与俄罗斯、伊朗等国的战略协作,增强美在东欧、中东的战略压力,从而变相缓解正面压力,为度过"崛起瓶颈期"重塑有利的外部环境。     

“三重博弈”:中美关系视角下的“一带一路”战略

随着奥巴马政府不遗余力地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对中国形成了战略挤压。"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是中国一项兼具地区发展战略和全球秩序设计意涵的战略构想,同时也是中国依托地缘区位优势,在欧亚大陆谋篇布局,与美国展开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国家软实力投射"三重博弈"的战略工具。首先,"一带一路"战略体现了中国"稳固西北、经略东南"的战略指针,是中国针对美国从海洋方向实施的战略围堵,在欧亚大陆依托陆权优势与美国展开地缘政治博弈的战略抓手;其次,"一带一路"战略也是中国与美国展开地缘经济博弈的重要工具。中国通过推动建立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框架,重视自身与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加强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来应对和化解美国在地缘经济领域造成的压力;第三,"一带一路"战略也为中国与美国开展软实力竞争提供了平台。随着国力的提升,中国不仅有意愿,而且也更有能力承担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成本,通过为沿线国家提供公共经济产品和公共安全产品,实现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共同发展,从而塑造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崛起大国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