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生境生物相克损害的多元化救济研究

小生境生物相克损害案件是一种生态破坏型案件,以生态系统失衡造成损害为表现形式,我国对此类生态破坏型案件的规定较少。要实现对此类损害的救济,国家应当建立起个别化救济和社会化救济相结合的完整救济体系,即要建立起过错推定、因果关系推定为原则的小生境生物相克损害个别化救济体系,完善责任的承担方式,并对损害填补不能完全通过个别化救济实现的,通过农业保险、责任保险和预防治理基金等途径保证受害人的救济和生态环境的恢复。     

浅议环境侵权损害的社会救济制度

我国现有的法律救济制度中,传统的民事救济和行政救济,由于制度的缺陷和环境侵权自身的特点,使受害者损失仍弥补不足,社会救济制度正是作为环境损害填补的社会化保障制度之一应运而生.文章从该制度的含义和性质入手,分析了设立该制度的现实和理论原因,并从制度的具体操作层面提出了一些建议.     

试论野生动物致人损害的救济问题

野生动物致人损害的案件分为两类 ,一为野生动物园内的野生动物致人损害的 ,实践中主要以野生动物园承担民事责任。二为野生状态下的野生动物致人损害的 ,我国目前尚无立法规定如何对受害人进行救济。作者试图从国家补偿的角度对野生动物致人损害的救济的法理基础 ,赔偿义务机关的设置等问题提出一点设想。     

论事故损害法律救济的路径选择

事故损害的法律救济路径的选择要体现法律的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依据责任保险法律制度和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对受害人救济体现的是法律的实质正义,依据侵权责任法律制度对加害人加以诘难及其对受害人赔偿体现的是法律的形式正义。我国未来事故损害赔偿法的制定应坚持事故损害赔偿的路径应该多样化,归责原则应该多样化;同时在加害人有过错的情况下,事故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当包括受害人的精神损失,以此全面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气候变化与国际投资法应对

国家为应对气候变化采取的措施,具有国际投资与气候变化间法律交集的性质。国际投资协定在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方面没有为这一交集预留空间,国际投资仲裁实践又具有天然的私人利益保护倾向,因而国际层面的国际投资法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存在着严重问题。国际投资协定必须承载经济之外的伦理和价值目标,并将实现该目标的主要指导原则——＂共同而有区别＂的气候责任原则——具体贯穿于投资保护的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中,通过争端解决程序实现这一原则,才是解决问题之道。     

论外交保护中对国家所受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的区分——以联合国《外交保护条款草案》为线索

外交保护是当代国际法的重大问题之一。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2006年通过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是该领域目前最为权威的国际文件。作为国家实施外交保护的前提条件之一,国际法要求个人在寻求国家提供保护之前首先将东道国的当地救济用尽。用尽当地救济规则只适用于国家因为其国民的合法权益遭到侵犯而受到的“间接损害”,因此有必要区分国家所受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在外交保护的大多数案件中,直接损害和间接损害往往是混合的,采取分割适用的方法并不可行,而应当采取“主要要素”检验标准。但是“主要要素”检验标准仍然存在需要辨析之处。     

建立我国生态环境损害多元化法律救济机制——以康菲溢油污染事件为背景

渤海湾康菲溢油污染事件是近来发生的一起重大海洋环境污染事件,围绕着该事件中暴露的生态环境损害法律救济问题,以生态环境损害法律救济的主体识别与赔偿范围的确定为基础,提出建立我国生态环境损害多元化的法律救济机制,包括民事诉讼机制、环境公益诉讼机制、环境行政法律机制以及环境责任社会化机制.     

交通事故造成机动车贬值损失的司法救济

交通事故是否会导致机动车价值贬值以及贬值是否应当进行救济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本文针对实践中存在的法律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从民事诉讼程序、赔偿前提、赔偿原则、损失认定等五个方面对机动车因交通事故引起的贬值损失的司法救济提出了建议。     

商号权与商标权的冲突与救济

商号权与商标权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均属于无形财产，两者在构成要素、商业功能上有很多相似之处。由于我国并未将商号权纳入知识产权体系的保护框架中，并且对于商号的性质也并未从法律的角度肃清，因此，在实践中两者发生权利冲突屡屡发生在所难免。国内现有的法律制度已经不能满足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要求，相关的法律保护措施亟待出台。     

后格拉斯哥时代全球气候正义实践的理论困境与中国抉择

后格拉斯哥时代解决全球气候治理问题的有效途径,在于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机制,在于激发全球公众的责任意识共同合作来应对日趋严峻的气候环境问题,因此必须诉诸根本性的气候正义理论建构与实践指导。气候正义的应然状态,建立在多元主义法哲学理论基础之上,正是吸纳了罗尔斯正义论、内格尔的霍布斯主义理论、世界主义理论的全球正义学说,引入历史唯物主义与能力主义的思考,同时融合了国际帕累托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才让气候正义的内涵与外延更加丰富。面对全球气候正义实践的实然困境,中国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存,致力于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国家应坚持“两个共同体”思想的道德立场,以争取气候谈判话语权为宗旨,秉持两类国家区别对待的双轨思路,为解决气候正义的实践困境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     

完善我国政府采购法救济制度的法律思考

随着中国进入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时期,我国现有政府采购立法已经不能满足现实需要,现行政府采购法中关于救济制度的规定存在救济主体范围狭窄、救济程序繁冗、质疑投诉处理机构独立性不强、采购暂停规定不健全等问题。在借鉴国际政府采购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我国政府采购救济制度应从扩大救济主体的范围、理顺救济程序、确立独立的质疑投诉机构、健全采购暂停规定四个方面着手完善。     

论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与救济

从国际社会人权保障的视角,剖析和检讨我国现行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与救济现状及其局限,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从刑事程序法和刑事实体法一体化的立场,探讨如何从诉讼程序保障、赔偿责任范围确定、实体法律体系构建三个方面,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刑事被害人立法、司法与社会支援相结合的法律救济体系。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法学探索——一个比较分析

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广泛共识,环境权理论、环境正义理论和国际义务理论证明了发展低碳经济的正当性。英国、美国、日本、德国、印度等世界主要国家都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以促进低础经济的发展,而我国目前的环保法律体系尚不能完全适应低碳经济发展的需要,应当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进一步加以完善。     

气候变化的挑战与民主的失灵

该书《前言》中写道：“本书讨论的是近乎肯定的气候变化及其严重后果，以及民主社会在应对不足方面的失灵。我们正在制造一个不适合人类居住的新星球，这个星球生产的水和食物都很少，而且没有必要的生态服务以支持世界的人口。”“我们认识到这些日益迫切的问题，已经有几十年了。科学上的确定性每一年都在增加，而我们却未能做出恰当的行动以应对威胁。     

搜查的限制与救济

搜查是一种重要的侦查措施,它直接威胁着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利益,所以搜查必须受到限制。搜查因搜查的种类不同而有不同的限制。搜查程序启动前的限制是通过配置搜查权、明确搜查权的主体来实现的,而搜查程序的限制是根据搜查强制的程度不同,通过设定不同的的法定条件来实现。非法搜查救济包括积极性救济和消极性救济。积极性救济指的是在非法搜查过程中被搜查人员用来对抗非法搜查的权利;消极性救济是指非法搜查程序结束以后产生的结果处理问题,包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非法搜查的责任。     

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我国的对策

近一百年以来全球气候以“变”为主要特征,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影响很多是负面的、灾难性的和不可逆转的,我们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以减缓其对人类社会,也包括对中国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些不利影响。气候变化不仅仅是个自然科学问题,它与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环境外交、政治乃至战争密切相关。2012年《气候变化公约》的谈判将是我国继入世谈判以后的又一次棘手的谈判。     

新中国离婚救济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2001年我国《婚姻法》修正案对离婚设立了三项救济制度,即离婚损害赔偿、家务劳动补偿和经济帮助制度。进一步完善我国离婚救济制度,既能排除婚姻当事人因离婚而陷入生活困难的后顾之忧,保障离婚自由,又能真正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     

我国工程招投标立法应引入质疑与救济制度

近年来,中国的建筑工程公司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在中国加入WTO后,为国内的建筑公司带来了更多的国际工程项目。国际工程招投标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具有一套完整的体系,而国内工程的招投标与其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在认真研究国际工程招投标的法律法规和国际惯例的基础上,把国际工程招投标质疑与救济制度引入我国工程招投标立法,将进一步促进建筑业市场的有序发展。     

民事执行中案外人合法权益的法律救济

我国《民事诉讼法》204条规定的对案外人的救济是基于对执行标的物享有实体权利而提出的异议或诉讼,属于实体性执行救济。案外人异议由人民法院进行审查,具体是由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的执行机构进行审查。执行机构对案外人异议的处理,仅仅是初步的审查处理,如果裁定驳回案外人异议的,应当赋予其进一步的救济手段,即案外人可以提起异议之诉。案外人异议之诉实质上仍为确认之诉,应由执行法院的民事审判庭进行审理。     

WTO协定的新发展

2007年10月28日,我国批准了<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修正案议定书>(简称<议定书>),<议定书>是WTO协定生效以来的首次修订,也是2001年11月启动的多哈(Doha)回合谈判至今取得的唯一一项具体成果.意义非常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