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后日本谋求成为“普通国家”的方略

二战结束后,日本为争取成为"普通国家",一直试图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以拥有对外战争的权力,努力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摘掉"战败国"的帽子,并力图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日本能否成为"普通国家",关键在于日本能否反省侵略历史以取得亚洲邻国的信任。     

日本宪法第九条起源及其原因

美国占领当局、日本官僚、日本进步力量和远东委员会是影响日本宪法制定的四种政治力量,日本宪法及第九条的产生是这四种力量互动的结果。尽管宪法第九条是由币原喜重郎提出,并得到麦克阿瑟的全力支持,但日本进步力量以及世界爱好和平力量在此过程中却发挥了重要作用。宪法第九条的提出既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但更是日本民族对战争失败及其所产生灾难性后果的反思。     

什么样的权利适合入宪?——从《宪法》第44条谈起

由于宪法本质上是人民为规范政府行为而对政府的立法,宪法权利是人民防御政府侵犯的工具,所以宪法权利与性质都体现在作为主权者的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上。人民共同作为主权者的无差别性决定了宪法权利的普遍性,而普遍性又决定了基本性。另外,人民防御政府侵犯的宪法权利本质决定了宪法权利的消极性、直接性,其是公民对政府的权利,不是官员的权利。只有不违背这些性质,才可能是真实的宪法权利,才应当入宪。     

我国现行宪法第41条的权利属性

"权力性"是我国现行宪法第41条权利的本质属性。这可从米尔恩的"权力权"的概念获得解释,也可经宪政视角的分析得到证明。在"权力性"这一本质属性下,作为"提意见"的批评(建议)权应当具有"积极性"和"公开性"的特性,但由于其权利主体的自身特点,批评权同时具有"自抑性";从权利设置的目的看,控告权和申诉权既是政治性的权利,同时也具有救济权的属性;检举权是宪法规定的每个公民都享有的权利,因而具有普遍性,这一特性不会因为权利主体获得公务员身份而受到限制;当"取得赔偿权"以"请求"作为权利实现手段时,它是一种程序性的权利,反之,则是一种实体性的民事权利。     

论我国现行宪法第41条的两个基本问题

"监督权"比"诉愿权"更适合作为我国现行宪法第41条6项权利的概称。监督权概念是马克思主义"人民监督权"思想发展的结果,并非请愿权观念的发展形态。权力形态的监督权可否作为公民权进入宪法,取决于宪法所确立的政治制度是否允许个体公民实施该形态的监督行为。监督权在1954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中位置的合理性,可通过考察制宪时的社会发展水平、政策背景和法律体系完备程度予以证明。     

论日本宪法第9条

本文从第9条的产生过程、对第9条的不同理解、围绕第9条的修宪斗争、第9务的现状对 中国的影响等四个方面来探讨这一条款,认为日本宪法第9条已名存实亡,提醒人们防止日本的军国主义倾 向。     

“第三条道路”——吉登斯“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

吉登斯作为当代著名的左派社会学家与马克思一样对社会主义情有独钟。在建构社会主义过程中也和马克思一样，把现代性和社会主义勾连起来。但不同的是，他认为，社会主义既缘起于现代性，又因现代性的全球化而衰落。在反思现代性的全球化时代，传统社会主义虽已终结但其核心价值依然有效，资本主义虽已别无选择但仍有局限。因此，必须构建“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用“第三条道路”政治既捍卫社会主义价值，又驯化资本主义，以此化解高度现代性的内部风险和人为不确定性。     

我国宪法上的审计机关研究——以宪法第91条为中心

审计署不同于其他国务院组成部门,其地位和职权受宪法保障,非经修宪不得变动和调整。审计监督的对象始终是使用财政资金的主体,国务院亦不能置身被监督范围之外。宪法第91条中的总理领导是指政治领导,在进行审计业务监督时,审计署不受任何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干涉,包括国务院在内。     

德国“新中间派政策”的理论基础——浅析何谓“第三条道路”

自1998年德国大选,格哈德·施罗德登上政治舞台伊始所推行的"新中间派政策",实质上就是德国版的"第三条道路",它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左右两派之间所寻找出的有一条新路。"新中间派政策"是对"第三条道路"在德国的一种尝试和探索。虽然当时有很多的不尽人意,但是从"新中间派政策"在德国运行的这14年的成果来看,德国关于"第三条道路"的尝试是成功的。"新中间派政策"开启了德国社会经济制度的改革新篇章,带领德国走上了以经济复苏为目的的又一轮强国之路。     

“第三条道路”的国家学说述评

社会民主主义经过不断调整和更新，逐渐演化成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国家学说。“第三条道路”包含新型的民主国家理论、社会投资型国家理论、治理理论、全球治理理论等新主张。本文对“第三条道路”的国家学说的产生背景、发展演化、主要观点及其理论实践等方面进行探讨，并在最后做出简要的评析。     

初谈格哈德·施罗德的“新中间派政策”

1998年德国大选,格哈德·施罗德及其所代表的党派获胜,这标志着德国正式进入了"施罗德时代",并自此展开了一场自上而下的、以振兴经济为主要目的的、声势浩大的改革,而主导这一改革浪潮的一系列政策,被称为格哈德·施罗德的"新中间派政策"。施罗德的"新中间派政策",实质上就是德国版的"第三条道路",它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左右两派之间所寻找出的有一条新路。"新中间派政策"开启了德国社会经济制度的改革新篇章,带领德国走上了以经济复苏为目的的又一轮强国之路。     

第三世界的“第三条道路”

在20世纪 ,广大第三世界曾先后出现过多种“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它们与当代西方正流行的“第三条道路”思潮 ,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具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 ,其实质是发展民族资本主义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伪证罪”之质疑

刑法第306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伪证罪的设置是一项不公正不平等的规定,存在诸多负面影响,如助长了职业报复,危及律师事业的发展等,且该法条规定本身亦不严谨。笔者建议,考虑到现行刑法完全存在其他可以援引的法条对该罪规定的三种行为予以规制,有必要取消刑法第306条。     

TRIPS协议第3条“国民待遇”研究

TRIPS国民待遇的受益人需要分别援引四个知识产权公约的规定，才能确定其范围，还包括没有参加四公约的WTO成员方国民，这实际上进一步扩大了国民的范围。第3．1条承认四公约中国民待遇原则和例外规定并予以纳人，TRIPS的逻辑是在尽最大可能与现行知识产权制度融为一体的同时，在必要地方使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现代化。第3．1条允许的“国民待遇”例外主要指4个国际公约各自规定的例外，以及对版权邻接权特别规定的例外。原有公约的各自例外规定均构成该协定的例外。TRIPS第3．2条规定了在司法和行政程序方面的非国民待遇，并为在TRIPS框架下适用《巴黎公约》施加了一些条件。     

“第三条道路”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第三条道路＂是西方左翼政治力量的政治思想,它提出的一系列基本理论观点是时代的产物,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实践,成功地解决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问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当前我国面临的许多问题与西方国家遭遇的问题具有某些相似性,因此＂第三条道路＂思想对当代中国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吉登斯“第三条道路”之新型民主国家观

"第三条道路"是在冷战结束和全球化时代下,它在揭示当今西方政策领域的多种两难困境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对古典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和新自由主义政治的超越.其中的新型民主国家理论吉登斯试图打破社会主义国家至上方式,用新的方式解决问题,使民主制度本身民主化.他的这些主张引起了人们对世纪之交的人类社会走向的思考.     

对刑法第306条的思考

刑法第 30 6条的设立 ,明显是对律师职业的歧视 ,其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存在问题。将第30 6条的罪名分解后 ,可以看出其与第 30 7条存在着法条竞合的关系。取消或废止刑法第 30 6条不仅能够使刑法更具科学性、合理性、规范性 ,而且影响深远。     

浅析战后日本第一次改宪运动及其特点

关于修改宪法第九条,一直是战后日本争论较大的问题。战后半个多世纪,日本先后有四次改宪高潮,但由于受国际环境和革新力量的制约,没能实现明文改宪。但日本政府进而通过扩大解释改宪的途径,事实上已部分达到了改宪的目的,作为和平宪法最关键的第九条逐渐＂空洞化＂。本文拟就第一次改宪问题做进一步探讨。     

查处“黑恶”势力犯罪及其“保护伞”的适用法律问题——《刑法》第294条质疑

实证调查、法理分析表明,《刑法》第294条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存在许多法学逻辑上的矛盾;这些矛盾在司法活动中已表现为种种无法逾越的现实障碍。本文试图通过对“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犯罪问题的司法实务进行研究,以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并为相关法律的完善提供建议。     

宪法文本中的“宪法实施”及其相关概念辨析

宪法学界关于宪法实施的内涵众说纷纭,与宪法实施相关的概念很多且相互关系混乱,影响了宪法学的研究,有必要根据宪法文本加以厘清。宪法遵守和宪法执行是我国宪法实施的主要方式,宪法遵守侧重不违宪,宪法执行强调运用宪法来处理具体事情,宪法解释、宪法修改、依宪立法、依宪解释都是宪法执行的形式并各具特色,宪法监督是一种负责违宪审查的特殊的宪法实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