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面审与言词审的界线分析——以刑事正式审判为视角

书面审在刑事审判中的合理运用,能有效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也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在刑事正式审理程序中,书面审主要运用于上诉之法律审以及建立在被告人同意基础上的处刑命令程序和认罪答辩程序。在遵守传闻证据规则和控辩双方合意的前提下,允许在言词审判中适度运用书面审。在我国的刑事审理程序中也应当确立书面审的几种运用方式,以合理简化诉讼程序。     

认罪认罚量刑建议实践:困境、根源与出路

量刑建议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核心,它既关涉到有效应对刑事案件数量攀升目标的实现,又涉及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执行.审思和解剖量刑建议未被采纳的案例,审判权实体性权力制约缺失、检察权启动缺少监督、解释视角差异化、事实认定有异是阻碍认罪认罚制度实现预设目标的问题所在.溯源问题,二元属性检察权与一元属性审判权的张力、量刑建议建...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预审”问题研究

预审制度在我国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1997年公安部决定实行侦审合一以后,少数公安机关仍然坚持侦审分离,有些公安机关恢复或正在恢复独立的预审机构,<刑事诉讼法>正面临再次修改,应将预审制度保留,并进一步强化预审的职能.     

从审管分离到审管协同的逻辑与优化路径——对审管互动关系的分析

中国的审管关系正在从分散审批走向集中审批,从审批监管一体化走向审批监管相对分离,从以前置审批为中心走向以事中事后监管为重心。在审管关系转型时期,观察Y市设置行政审批服务局的改革实践,发现审管分离并不会自然地向审管协同的良性互动转变。本文以审管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基于组织理论,按照目的、干预、组织环境对审管分离之后推进审管互动进行演进分析和逻辑解释。在等级科层制的现代政府中,审管分离之后的利益与目的走向分化,出现部门理性和整体理性的背离,而权力(权威)协调和信息联通是实现政府组织一致化理性的工具,审管互动的具体组织形态及其运作方式与所在环境密切关联。为推进审管协同,需要在动力、机制、信息、文化等方面优化路径。     

人民陪审员参与事实审和法律审问题探究

201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对事实审与法律审的分离采取了“双轨并行”的制度模式,为人民陪审员制度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事实审与法律审在适用标准、适用规范和适用程序上存在的问题应在渐进改革的基调上,实行事实审和法律审的相对分离,规范法官的指引提示义务,并建立相关错案责任机制,以完善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     

浅谈构建审理离婚案件之调解程序

我国婚姻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但由于法律对调解的具体程序规定得不够完备,导致在实践中调解与庭审关系不明;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与调解程序存在某些冲突。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确立调解的价值取向,其次要从立法上完善离婚案件中适用调解的程序性规定,建立先调后审,调、审分离的运行机制;再次要提高法官素质,继承和发扬我国审判方式的优良传统和做法。     

论侦审一体化

侦审一体化是对侦审体制的重要变革。自公安部提出实行侦审一体化以来，公安学界对此争论不休。本文通过对中外预审制度的比较，提出侦审一体化符合刑事诉讼的规律，符合我国的刑事诉讼构造的观点。     

儿童性侵案件侦审问题与对策

儿童性侵害案件因其特殊性质,固难以在被害人身上采到完整或具体之证据,惟如检警人员善尽调查、查证、搜证、采证、举证与论证之能事,依旧可以将犯罪者绳之以法。为求提升侦办儿童性侵案件的能力,侦查人员宜精进有关儿童认知与心理方面的专业知识,取得询问儿童的专业认证。检警机关应建构本土性的性侵害被害儿童标准化的询问作业及供述效度评估量表,针对不同类别之性侵案件,归纳出犯罪者类型、犯罪者特质、犯罪手法、相对伤痕、对应证据、被害者类型、被害者年龄、被害情境、可疑征候、被害后之异常行为与心理反应等等,彼此之间的对应、甚至因果关系,至少应制定检核表,以利受理与侦查。关于儿童被性侵案件,似宜将儿童再细分为幼儿园阶段与小学阶段两类,以符侦审需要。     

关于选择行政诉讼的审查形式：完全审查的思考

我国学者和实务界对行政诉讼审查形式的选择,存在争论。从历史和比较的角度分析,从行政诉讼实践的需要来看,我国应该选择既有法律审查又有事实审查的完全审查模式。这不但符合行政诉讼实践的需要,也有利于实现行政诉讼的目标。     

预审制度与侦审一体化

我国现行的预审制度是中国国情的产物,与西方国家的预审制度毫无共同之处,也不是对前苏联预审制度的全盘抄袭。西方国家的侦查体制中不包含预审内容,其预审制度是审判制度的一部分,因此不存在侦审一体化的问题。我国实行侦审一体化的根本原因是刑侦、预审相对独立的侦查体制存在着影响办案效率的诸多问题。侦审一体化是大势所趋,但侦审一体化的模式不应该是单一的,而应允许多种模式并存。     

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的理论与实践

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的含义及适用条件 ,决定了适用简化审的提出与具体操作程序有其特殊性 ,在运用简化审时 ,应从几个方面加以把握     

对我国刑侦体制改革的调查与分析

1997年我国进行了刑侦体制改革,但是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使改革难以深化。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从改革方案和改革实施过程等多个不同的角度,对改革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原因分析,并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提出了对策与建议。     

我国民事上诉审理范围的回顾与思考

中国封建社会国家控制整个诉讼；国民党的“六法”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诉讼制度，但却被蒋介石法西斯专政所践踏。新中国成立后，上诉审理范围被锁定在全面审查的定路上。现阶段，我国的上诉审理正从全面审查向着尊重当事人自由处分权的方向转变。本文认为当事人对有关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及法律适用未主张的部分，上诉法院不应干预；当事人对一审判决遵守法律程序提出异议的，上诉法院不受当事人申请范围的限制。     

普通一审程序中被害人权利保障的缺失与完善

我国现行法律对公诉案件被害人在一审程序中权利保护的缺陷,使被害人参与法庭审判形同虚设。应在立法中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一审程序中的应有之权利,并采取相应措施使被害人在庭审中免受二次伤害。     

审判中心主义视野下的诉审关系

在现代法治国家,控诉职能和审判职能是分别由不同的国家机关来行使的,二者不能混同.法院不能承担控诉职能,起诉也不能对判决产生预决的效力.然而,我国控审角色经常发生混同,控审不分的现象着实常见.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公检法机关分享着共同的"作战目标",打击犯罪等同于正义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深刻影响着每一位司法工作者,再加上两机关权力的同源性使得诉审之间的关系具有天然的亲和力;而另一方面,检察机关携法律监督权,凌驾于法官之上,成为"法官之上的法官",影响法官独立办案.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法院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院,法官也不能真正独立作出裁判.对此,如何转变司法观念,真正落实控审分离,对于理顺诉审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角色混乱与境遇尴尬——刑事上诉案件检察人员出庭若干问题研究

检察人员办理刑事上诉案件存在信息来源渠道不畅、开庭审理范围模糊、径行发回重审监督不到位、全面审查原则虚置、发表出庭意见不规范、处境尴尬等问题,产生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对上诉审的功能、检察人员出席上诉法庭的职能认识模糊以及检察一体原则与检察官客观义务的内在冲突。     

建立我国民事诉讼上诉审查许可制度的构想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二审程序的启动未作任何限制性规定,这不仅会造成当事人滥用诉权,也是导致诉讼迟延的重要因素。本文从提出民事上诉制度存在的问题到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发表了一些个人看法,目的在于引起大家对民事上诉制度存在问题的关注,进而提出更合理的解决办法,以便从根本上解决《民事诉讼法》本身的疏漏所导致的诉讼迟延,进一步完善我国民事上诉制度。     

法院调解制度改革检析

通过对关于法院调解制度改革的观点进行检析 ,认为废除法院调解制度并无必要 ,主张调审适当分离 ,并对完善法院调解制度提出若干建议。     

刑事二审功能嬗变与控审分离原则的契合

刑事二审功能处于纠正事实错误与统一法律适用两种类型之间.科层式司法权力结构与纠正事实错误型二审功能匹配,司法机关的权力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协作式权力结构要求二审具有更多的统一法律适用功能,司法权力结构功能分化以与其相适应.我国刑事审判权力结构向协作式方向改革的趋势,必然要求刑事二审的功能由片面纠错向主要提供救济方向嬗变,控审分离原则与提供救济的刑事二审程序具有更多的内在契合性,刑事二审相关制度因之应当作出相应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