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GDP全球占比与美国经济霸权的关系研究

国际关系学者普遍将美国GDP全球占比作为衡量美国经济霸权的指标.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该项指标呈现整体下降趋势,很多学者将这种现象解读为美国经济霸权的衰落.美国经济霸权是否在逐渐衰落?对于美国衰落的观点,反对者认为,在全球化时代美国GDP占比已不能作为衡量其经济霸权的指标.然而,既有研究在"美国GDP全球占比"问题上仍然缺乏深入分析,对美国经济霸权的界定也模糊不清,无法对二者的关系做出明确的判断,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美国GDP全球占比与美国经济霸权的关系.通过使用时间序列分析的定量方法,文章对1970～2018年美国GDP全球占比及美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等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美国国内制造业向海外转移是美国GDP全球占比下降的显著原因.同时,根据对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发展情况的分析,美国制造业外移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的发展和繁荣,使美国经济影响力渗透到全球市场.虽然美国制造业外移导致美国GDP全球占比下降,但1970～2018年美国GDP全球占比的下降并不能说明美国经济霸权的衰落,相反,随着美国制造业的海外扩张,美国经济霸权却在不断增强.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制造业的郊区化——兼论美国郊区化与城市化的关系

从19世纪中叶开始,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生产流程的优化,工厂对空间的需求越来越大,再加上重工业对资源、能源的需求,使得美国制造业产生了向郊区发展的动力。工业地产商的开发活动和铁路的出现也使工业在郊区的发展成为可能。在多种因素作用下,1879~1954年间,美国郊区制造业的发展速度和新增制造业就业岗位的绝对数量都超过了中心城市,呈现出郊区化的态势。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城市兼并郊区的过程中,制造业郊区化的部分成果被城市化吸收,从而促进了美国城市化在1920年的基本实现。     

新的全球经济衰退是否正在孕育之中?

当今对全球经济发展最具影响力的是三大经济体──美、日、欧盟。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扩大和深化的情况下 ,三大经济体经济的浮沉起落 ,本来就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世界的经济走向 ,特别是美国和日本的经济走势 ,与欧盟相比 ,对中国的影响更为重大。这主要是由于中美、中日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 ,以及美日经济之间的联系性所决定的。美国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日本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中国与美国、日本在资本输入和经贸合作的领域都相当广泛。因此 ,在 2 0 0 0年第 4季开始的美、日两国的经济增长所出现的明显回落 ,尤其是 9月 11日美国世贸…     

美国与东盟的数字经济合作及分歧

美国与东盟在数字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差序地位为双方提供了较大的合作空间。从数字经济的四要素分析框架来看,美国与东盟在数字经济基础部分的合作基础深厚,在数字行为体部分的合作聚焦于数据中心建设和数字媒体运营,在数字化应用领域的合作重点是智能工厂和智慧城市建设,而双方在数据治理领域存在明显分歧。展望未来,东盟内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模式理念的差异、美国政府对外经济战略的不稳定性、美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发展取向的分歧以及大国博弈加剧带来的新挑战,都将给美国与东盟推进数字经济合作造成影响。尽管如此,美国与东盟仍将继续推动数字经济领域的政策协调,并在数字贸易、数字经济基础建设、数据保护与流动等议题上开展多边合作。面对美国在双方合作进程中的地缘战略意图,东盟将坚持战略理性,避免在大国之间“选边站”。     

美国与东盟的数字经济合作及分歧CSSCI

美国与东盟在数字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差序地位为双方提供了较大的合作空间。从数字经济的四要素分析框架来看,美国与东盟在数字经济基础部分的合作基础深厚,在数字行为体部分的合作聚焦于数据中心建设和数字媒体运营,在数字化应用领域的合作重点是智能工厂和智慧城市建设,而双方在数据治理领域存在明显分歧。展望未来,东盟内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模式理念的差异、美国政府对外经济战略的不稳定性、美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发展取向的分歧以及大国博弈加剧带来的新挑战,都将给美国与东盟推进数字经济合作造成影响。尽管如此,美国与东盟仍将继续推动数字经济领域的政策协调,并在数字贸易、数字经济基础建设、数据保护与流动等议题上开展多边合作。面对美国在双方合作进程中的地缘战略意图,东盟将坚持战略理性,避免在大国之间“选边站”。     

统合内政—外交双重逻辑——中美竞争背景下拜登政府国家供应链安全战略

供应链安全已成为美国内政外交战略性议题。究其缘由，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及其暴露的美国供应链风险是诱因，以供应链为纽带的中美产业技术竞争催生的霸权焦虑是根源。因此，拜登政府国家供应链安全战略是中美竞争背景下霸权护持的新探索。文章从供应链安全与美国对外政策内外逻辑互动的既有研究出发，构建了一个统合内政—外交双重逻辑的分析折中主义框架，对该战略进行探讨。概言之，其生成以内外互通为逻辑，在维护美国经济安全与科技优势、助推中产阶级利益导向的国内改革和重建新政联盟以强化对华长期竞争的经济与政治基础的同时，以重塑全球供应链体系和拓展盟伴关系强化对华长期竞争的外交与战略基础。其布局以内外互补为逻辑，将产业技术政策与供应链安全联盟战略紧密配合以分别推动供应链回流和友岸外包。其特点、影响与局限内外互联，表现为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治上的民粹主义、外交上的伪多边主义及战略上的供应链安全化—意识形态化，在冲击全球供应链体系、加剧逆全球化与深化中美竞争的同时面临美国国内经济压力与政治极化、外交上联盟内部张力及战略上产业技术分工市场规律的结构性制约，因而该战略能否成为美国对华竞争新抓手需密切关注。     

QE3能否拯救美国?

对于美国经济而言,QE3不是"救命药",而是经济大病之后的"补药",起到固本健身的效果。在某种程度上,QE3的实施有助于美国经济好转,也因此相应地帮助了奥巴马的竞选连任。     

大国竞争、精英联盟与制度变迁——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制度演进逻辑

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成为吸收国际资本最多的国家之一.在不同的大国竞争背景下,围绕着外来资本对国家经济和安全造成的影响,美国的国家精英之间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分歧,并推动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及其外资监管制度的创立、强化与升级.文章通过区分美国面临的大国竞争类型和国家精英在投资政策上的偏好,构建一种大国竞争影响国内精英联盟的分化与组合,从而导致美国外资监管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通过追踪和比较分析CFIUS的三次制度演进,研究发现,在美苏安全竞争的背景下,与盟国的投资合作可以产生积极的安全外溢效应,国际导向型的经济与安全精英利益互补,维护了开放的投资政策;在美 日经济竞争时代,宽松的监管制度带来的即时安全效应下降,国内导向型的经济精英联合安全精英,强化了美国的外资监管制度;在中美经济与安全竞争双重交织的压力下,中国企业的在美投资交易产生了消极的安全外溢效应,美国国内精英联盟形成合力,进一步升级了美国的外资监管制度.CFIUS的制度演进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美国虽然号称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但事实上仍在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来调整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并不断通过国家构建来应对外部竞争压力.     

发达国家“制造业回归”的成效与启示——兼及与金砖国家的对照

美欧推动“制造业回归”十年已过,短期内取得一定成效,但“成绩单”并不亮丽,并未改变“去工业化”的大势,美国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就业之比、占世界制造业之比仍在持续下降。发达国家有两种发展模式:一种过于脱实向虚,产业空心化,制造业仅占10%左右,如美、英、法、加等国;另一种制造业地位高,占20%左右,如德、日、...     

美国反倾销法之"非市场经济"规则研究

美国反倾销法中的“非市场经济”规则是中国出口商在应对美国反倾销诉讼时最为关切和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本文认为,反倾销法中的“非市场经济”概念是冷战的产物,发展至今已经成为美国最为有效的贸易保护工具。无论是采用生产要素方法还是采用替代国方法计算产品的正常价值,美国的“非市场经济”规则都使中国输美产品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中美迄今在这一问题上似乎仍没有松动的迹象。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多年来对美贸易顺差及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美国总统对反倾销这种贸易救济措施难以施加影响,以及美国商务部裁量权过大等。     

大国竞争时代美国对华科技战略探析

自特朗普政府伊始，美国回归大国竞争战略，将中国视作美国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不同于以往的大国竞争格局，中美战略竞争主要集中在经济、科技、数字基建等“低政治”领域，特别是科技领域正在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主战场。美国为了在科技竞争中占据全面优势，其对华科技战略采取了“内部自强”和“外部制衡”的双重选项。这一战略在充分发挥美国科技制度、资源和环境优势下，将政府、思想库、新闻媒体、私营企业、科研机构、盟友伙伴等各方力量协同起来，综合运用立法、行政、司法、社会动员、外交等手段。但美国对华科技战略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在很大程度上将受到国内外因素的掣肘。美国对华科技战略将维护美国全球科技领先地位与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等同起来，着力凸显科技的安全属性，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呈现出一种“泛安全化”的发展趋势，而这种趋势将给中国的科技发展与国家安全带来一系列挑战。     

拜登政府的供应链重塑战略：路径与前景

由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延宕反复、乌克兰危机久拖未决、大国博弈日益激烈,全球供应链面临的风险因素持续叠加,美国供应链的脆弱性亦遭暴露。拜登执政后推动重塑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战略,实施路径包括以产业链回迁重振制造业,推动关键产业“在岸外包”;打造一体化的北美供应链,推动关键行业“近岸”生产;加强与“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推动关键领域“友岸化”,构建“去中国化”的国际“友链”。拜登政府的供应链战略呈现本土化、区域化和阵营化趋势,核心目标是通过重塑全球供应链以减少对中国的供应链依赖,重建美国产业优势以应对国内供应链脆弱性并在战略竞争中“竞赢”中国。重塑全球供应链是长期过程,拜登政府将面临利益博弈、依存冲突和内部分化的牵制。供应链重塑战略与经济全球化背道而驰,不仅将加剧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还将促使全球经济碎片化、集团化和安全化,推升“印太地区”竞争性对抗,导致地缘政治风险快速上升。对此,中国应多方施策以管控风险。     

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70年代以来 ,因受年度性双赤字困扰及美国产业向后工业化过渡 ,美国贸易政策理念在国内产业集团的强大压力下发生了变化 ,从传统的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政策走向公平贸易和战略性贸易政策。 80年代国际贸易新理论的发展为美国贸易政策的转变提供了理论依据 ,美日半导体和美欧商用航空器争端这两个案例说明 ,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 ,政府介入可以改变战略性博弈的结果。战略性贸易政策不仅可以帮助本国企业实现利润转移 ,而且可以创造“外部经济” ,从而增加国家经济福利。 90年代 ,克林顿政府以战略性贸易理论作为指导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主流经济学 ,实行“出口能动主义”战略。尽管未能消除贸易赤字 ,但美国出口能力大幅提高 ,在一定程度上为美国经济恢复国际竞争力做出了贡献     

当前美国存在对华战略共识吗?CSSCI

近年来美国对华政策中出现了多种新变化,其中最为深刻的是对华战略认知的变化。美国是否已经形成了新的对华战略共识?人们对此存在不同看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美国出现了新一轮对华政策辩论,不同观点林林总总,互争短长。从这一意义上说,当前美国并未形成对华战略共识。然而,这其中又正在出现比较一致的看法和主张,也即认为中国咄咄逼人,美应对华强硬,要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压制住中国的进一步上升。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认为美战略界已形成了一种新的对华战略共识。     

中国与印度国际竞争力的比较与解释

本文首先对中印两国经济社会总体发展状况进行了比较,认为无论从经济指标还是从社会指标考察,中国均比印度处于更高的发展阶段。对两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分析比较表明,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总体上强于印度。对两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表明:其一,在大多数年份,印度服务业的综合国际竞争力强于中国;其二,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主要来源于竞争优势。虽然中国服务业综合竞争力弱于印度,但实际中国服务业的竞争优势始终强于印度,只是由于中国制造业发展速度更快,才使得中国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弱于印度。文章最后从劳动力素质、基础设施、政府作用、社会异质性、宗教文化、海外侨民六个方面分析了中印之间竞争力存在差异的原因。     

战后美国东北部服务业发展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东北部的产业结构经历了深刻的变革,以生产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部门高速发展,取代制造业成为主导产业。本文介绍了美国东北部服务业概况和特点,重点剖析了“曼哈顿效应”和信息技术推动这两个生产服务业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现象。文章认为,从整体上看,美国东北部服务业更多以全美乃至国际市场为服务对象,新兴生产服务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传统服务业部门低劳动生产率、低工资的状况。以生产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在东北部经济的后工业化转型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是,服务业发展中的两极分化现象也亟待解决。     

核出口管制政策的经济分析:以联邦德国与美国的比较为例

经济利益是决定国家核出口管制政策的关键因素之一。由于核出口管制发生于国际贸易,而核电具有很强的规模经济特性,对于这种经济因素的作用,可以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规模经济理论及与之相关的战略贸易理论进行解释。当不同国家在核出口上存在竞争时,占有核市场较少的国家为扶持本国产业生存,弥补其竞争劣势,实现规模经济效益,获取垄断竞争带来的出口经济利益,往往会进行政府干预,从而造成其核出口管制政策比占有核市场较多的国家宽松。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联邦德国与美国核出口管制政策的比较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印尼制造业振兴计划及其成效与困境分析CSSCI

制造业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主导力量,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支柱。印尼是东南亚的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在印尼国民经济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是印尼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引擎之一。但印尼出现的"逆工业化"现象已开始影响其国民经济的发展。为此,印尼政府推出新的振兴制造业措施,开启制造业结构调整进程,力争在2025年前将印尼建成世界工业强国之一。尽管高成本经济严重制约印尼制造业的升级换代,但综合来看印尼制造业的发展有着很大的优势和潜力。     

国际金融动荡对东亚经济的影响

目前,美国正在经历一场金融危机,此次危机已经开始向全球扩散,美国经济衰退初露端倪.本文首先对比分析了此次美国经济衰退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异同点,然后对本次经济衰退的原因做了深层次的分析,最后进一步探讨了本次经济衰退对东亚经济和中 国经济的影响.     

美国的借贷型经济增长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美国经济是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这种主要依靠借贷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反映出美国经济金融结构的严重失衡。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通过双边贸易、美元以及金融市场对中国经济金融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为此,中国必须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以便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中美经济贸易往来中更好地趋利避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