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公法外交述论

19世纪60年代以降,随着近代国际法知识的输入,晚清外交界开始认识并接纳国际法规范。一批早期外交官和爱国志士认同近代国际法的理性与效力,提出要按照国际法规范开展中外交往,借助国际法维护中国主权利益,最终走上公法外交的道路。在这一观念的积极推动之下,清政府试图通过公法外交的路径妥善处理中外关系,并且运用国际法成功处理了一些中外交涉。诚然,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公法外交实践未能从根本上维护晚清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然而,晚清公法外交实质上是晚清中国对国家独立、主权完整、平等外交的艰辛求索,反映了清政府尝试以主权国家的身份主动融入近世国际法秩序的些许努力,既是对传统外交模式的突破与超越,又推动了近代中国国家主权意识的萌生和外交近代化进程,在中国外交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进步意义。     

简析台湾当局语言规划中的“台独”属性

“国语”／普通话和汉字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特有现象，体现着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是两岸中国人联系的天然纽带。近年来，台湾当局打着人权、族群平等、保护“濒危语言”等旗号，出台了一系列以抬高闽南方言地位、创制通用拼音、删减文言文比例等为标志的语言政策，企图借助语言文字的政治蕴含，塑造新的“国家认同”，与中国形成区隔。台湾当局这种语言文字领域中的“文化台独”具有很大危害性，本文拟就此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晚清的两种爱国主义

历史学家袁伟时先生之煌煌大作《晚清大变局》近日由线装书局再版。其中袁先生以全面的史料，重新评价了晚清以来的历史人物。作者指出，晚清中国有两个类型的爱国主义。第一类是反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这类爱国主义在各个时期和不同制度下通常都被认可和推崇为道德的楷模，因为它涉及的只是保卫而不是改造原有的社会和传统。     

民族精神与和谐社会的价值认同

实现和谐社会的价值认同,实质上是重建民族与国家的整体目标与价值体系,维系国家的内在统一和社会的向心力与凝聚力。民族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价值取向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是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及意义认同的精神支撑。要建构现代中国的民族精神与民族品格,促进和谐社会的价值认同,就必须坚持科学理性的认同视野、主体自由基础上的国家认同、以人为本的道德关怀和保持民族精神的时代性与开放性。     

俄罗斯增强多民族国家认同的主要举措

苏联的解体表现为多民族国家的分裂,俄罗斯联邦也是多民族国家,在独立之初同样面临严峻的民族分裂问题。俄罗斯吸取苏联的教训,努力构建国家民族并增强国家认同意识。注意在立法上巩固多民族国家,强调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完整,不同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平等的联邦主体,强调公民的社会属性而不是民族属性,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保障国家的多样性发展;努力塑造新的国家民族,把全体国民视为一个民族,即俄国民族、俄罗斯人,在用语上把国家民族与族裔民族区分开来,通过加强国语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国家民族认同感;大力发展民族文化自治,满足少数民族对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需求。     

提升国际文化话语权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日益紧密的交流，中国文化正在逐渐被世界认以和认同，国际影响力也在逐渐提高。国际文化话语权本质上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主导权，是一种权力，更是一种能力。国际文化话语权已经成为表达、维护和实现国家文化权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乃至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     

晚清对外关系研究若干问题再思考

长期以来,晚清对外关系的研究囿于一些模式化的命题、思路和观念,不能与时俱进。本文认为,应该放宽研究历史的视野,对晚清社会和外界的联系,不仅仅从国家层次进行分析,也不能仅仅从政策的角度进行梳理。由于晚清和外界的接触是一个全面的、划时代的接触,因此需要综合的研究才能把握一个更为真切、更为丰富的晚清对外关系史。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发现朝贡体制模式并不完善,“冲击—反应”模式更是隐含着复杂的命题,弱国不一定没有外交,而基督教在中国的渗透遭到抵抗是有深刻的原因的。     

晚清中国外交:历史冲突中的失落与更新

19世纪是全球性国际社会开始形成的时期。自19世纪中叶起,地处东亚大陆的清帝国,被动地卷入了三个充满历史性冲突的进程:西方列强向东亚的不断扩张;东亚传统世界秩序的逐步瓦解;中国自身从天下一统格局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艰难蜕变。晚清中国外交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展的。在国际环境与国内社会发生了日益紧密地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情况下,晚清时期的中国外交承受了来自内外两方面的双重压力,在自身开始实现从传统     

中国国家文化主权及其战略构建

国家文化主权是民族国家在实现国家文化利益过程中所具有的独立自主的最高权力。由于不同的权力要素在国家文化主权构成中的价值地位不同,国家文化主权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核心—外围"的结构态势。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发展的独立自主权是构成国家文化主权的核心要素。国家文化主权战略意识模糊、国家文化软实力不强和国际文化霸权是中国国家文化主权面临的现实挑战。中国国家文化主权战略既要有以"安全论"为主导的防御性目标,也要有以"建构论"为主导的积极性目标。建构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文化深度融合、积极参与国际文化秩序的重建是中国国家文化主权战略构建的三个战略要点。     

从文化再造到政治认同

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把"文化"作为一个极具战略性的命题进行研究和部署,昭示着党在文化问题上的一次深刻破题,即以文化认同,召唤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预示着"文化立国"的时代可能会导致中国发生大的变化。     

晚清百姓为什么不那么爱国

晚清的所谓耻辱，让今天的爱国人士痛不欲生。事实上，当时身处晚清的百姓，可不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样屈辱。事实上，晚清是中国历史上最有魅力的时光之一。生活在晚清的人，当然有屈辱，如果没有屈辱，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变革。但是，公平地说，晚清是中国历史数千年未有至大变局，而在这个大变局中，至少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日子不是变得更难，反而是更有色彩，新思想，新技术，新时尚的传人，反而使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两岸大交流背景下台湾青年的“国家认同”研究

近年来两岸关系已步入和平发展新时期并且在诸多领域取得丰硕成果,但由于受到岛内政治、文化教育、两岸关系、国际政治与青年自身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两岸大交流背景下台湾青年的“国家认同”仍然呈现出“去中国化”与“台湾化”的现状,对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国家和平统一将造成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未来两岸双方应继续深化两岸经济、文化、教育、社会领域的交流合作,以建构“双重认同”作为化解台湾青年“中国认同”危机的基本路径,在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中重新建构台湾青年的“国家认同”。     

思想改造与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地位,一直呈现出一种"边缘化"的趋势。传统中国是由士农工商组成的四民社会,读书人通过科举制度参与政治,成为国家官僚体制的核心力量。士大夫在国家层面代表道统,与君主共治天下,在社会层面成为官府和百姓之间的联络纽带。然而,晚清以降科举制度废除,读     

论文化价值观的两重性

文化价值观具有普遍性和具体性两重性,普遍性是指一些国家或地区大多数人认同并长期传承的价值观。具体性是指不同国家、阶级、集团的人对同一文化价值观概念的具体内涵和实现形式的认识不同。文化价值观的普遍性植根于人的本质需求,符合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文化价值观就能够为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大多数人所认同并长期传承下来。文化价值观的具体性植根于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反映了不同国家、不同阶级或集团的人的利益需求。弄清文化价值观的普遍性和具体性,对于我们建构先进的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意义。     

浅析拉美新社会运动的新特征与新路径

本文剖析了拉美新社会运动形成的原因、背景及其表现形式,认为该运动开辟了反新自由主义、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新形式、新路径。不同于传统激进左派运动的主体构成,拉美新社会运动涵盖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异质性群体的抵抗行动;从斗争旨趣和运动方式看,不是通过革命政党组织阶级斗争来夺取国家政权,而是由一种不规范的、体制外的斗争形式发展成为一种被制度化、纳入到常态政治轨道的斗争形式,成为公民表达利益诉求和维护民主权利的新渠道;倾向于向传统等级制的政治机构寻求自治社会组织权;形成凝聚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共同意识来维系组织自身的运转。在西方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双重碾压下,拉美国家以独立的、真正的政治民主化为目标的社会运动仍面临诸多挑战。     

李鸿章六千“雇拥军”力克12万太平军

淮军是中国近代史上继湘军之后又一支著名的地方武装。淮军（1862--1900）自成立到消亡的近40年间，正值中华民族内忧外患频发的苦难岁月，从淮军演绎到后来的淮系集团，涵盖并极大地影响了晚清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有专家称，淮军史几乎就是一部晚清史，一部完整的晚清军事史。     

作为身份认同的全球正义: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动员

"认同政治"的不同表达方式,如同性恋者权利运动、本质主义运动、黑人争取尊严的运动等等,挑战了权利运动的传统范式。当前的"新社会运动理论"由于强调文化、认同与情感的重要作用,从而对于理解当代全球正义运动具有特殊的价值。当代全球正义运动的重要特点在于依赖互联网。互联网所提供的"虚拟公共空间"具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模式;第二,允许"互联网上的社会运动"。互联网上的社会运动在对全球正义运动的认同过程中能够起到招募与协调作用,同时也能够使之进一步社会化,从而对政府及其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欧洲文化认同危机评析

文化认同是欧洲一体化进程顺利前行的坚实基础,但因为民族国家的差异性而形成的文化认同危机又对一体化产生着负面影响和制约作用,只有采取现实主义态度和举措方能促成欧洲文化认同的进一步深化,从而推动欧洲一体化向纵深方向发展。     

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中的文化与认同

随着冷战的结束 ,国际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出现了新的因素 ,因此仅仅从权力理论和经济发展不平衡角度去认识当今世界的格局是不够的 ,应当考虑“文化因素”。冷战后的世界 ,权力因素依然重要 ,但权力的重要性与过去相比却有所下降 ,文化的因素在国际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日渐加大。就是说 ,“文化”更多地被作为一种国家实力加以考虑。文化一般有“整合”和“认同”的功能。“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也是整合文化、共建群体文化意识和价值参照系统的过程 ,是国内人们对共同体形成“文化认同”的过程。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 ,其力量的凝聚不仅需要资源、体制和权力作为保障 ,而且更需要精神的整合。因此 ,这使国际关系学者们重新思考世界事务中“文化”和“认同”的理论地位。     

“中国模式”勿蹈洋务旧辙

<正>日前到威海,曾去参观北洋海军故址。漂亮的解说员流畅地背着台词,末尾又高声感慨今非昔比,让人不禁庆幸生活在一个成功的改革时代,而晚清洋务运动的愚钝则令人扼腕叹息。洋务运动也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运动,开始学习欧美,引进先进的产业,30年过去,气象全新,晚清一改积弱衰败的态势,跻身强国之列,海军成为当时的世界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