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服务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本文从服务行政法的产生切入,在对行政法理论基础做出界定的同时,在对当前主要理论作出总结思考后,介绍了服务论得以作为服务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合理性。     

行政法理论基础之利益论选择

行政法理论基础是贯穿行政法制度和行政法学理论的精神内核,正是这种重要性使得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的讨论,成为相当一段时期内热议的话题。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目前流行的以"管理论","控制论"和"平衡论"为主,其它还有"服务论"、"公共权力论"等理论。本文认为之所以要进行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研究,是要为行政法的实践和理论提供一个最终的逻辑起点,因而以三个主要理论为基础逆向推导,求行政法理论基础之根本更易于揭示行政法理论基础。     

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探讨

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研究工作一直是我国法学界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国外对一这问题的研究对我们有很好的参考作用。本文在对国内外各种研究成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论,认为我国的行政法理论基础应该是国家存在论。     

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政府法治论

<正> 行政法的理论基础问题,在有些国家行政法著作中亦称行政法之基本原理,是决定一国行政法之存在价值与发展方向的根本问题,也是一国行政法学体系中的出发点和核心问题。 行政法,就字面意义而言,是关于行政的法,是动态地考察与行政有关的法的现象。因此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就是从根本上解决行政与法之间的关系,由于法是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集中体现,因而从更深层次看,行政法理论基础是要解决一个行政与人民、政府与人民之间基本关系的问题。     

政府代理论与若干行政法理论基础关系探析

政府代理论是以我国政体为基础,借助民法代理原理所形成的行政法理论基础之一.该理论与其他行政法理论基础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文中就政府代理论与平衡论、公共利益本位论、控权论和政府法治论的关系进行了探析.     

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协调论

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协调论是指 :行政法通过对行政权力和公民个人权利的合理配置 ,使行政机关和公民的利益在行政权行使过程中都能得到充分反映 ,从而达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协调状态。这一理论较之平衡论、公共利益本位论、控权论和管理论有较大合理性。为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协调 ,必须完善行政程序 ,尤其是在行政立法环节应对二者有充分的考虑。     

行政法的反贫困思考——行政法原则、理论基础与反贫困

本文从我国反贫困的现状及所采取的措施入手,指出我国现阶段所采取的反贫困措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贫困问题,进而阐述了行政法原则与理论基础包含的反贫困机理。     

统一行政法理论基础之批判

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一个重要且有争议的问题。一直以来关于什么是行政法的理论基础的内涵与标准众说纷纭,“控权论”、“平衡论”、“服务论”都在极力标榜自己就是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但行政法其实根本就不存在统一的理论基础,只有一般意义的理论。我们并不否认研究行政法理论基础的意义,甚至对整体性的中国行政法具有重要影响。业已存在的诸多理论必将继续指导中国行政法的进步与发展,但需要重新界定作用领域。     

公共数据共享的新行政法基础

公共数据的共享开放不仅是一个私法问题,更是一个公法问题,尤其是一个行政法问题。“政府数据—政务数据—公共数据”呈现出外延不断扩大的趋势,传统行政法存在着诸多短板,对公共数据共享缺乏解释力,无法解释公共数据共享的范围、目标和过程。新行政法从国家行政到公共行政、从行政主体到治理主体、从外部行政到内部行政的转向,为公共数据共享的范围提供了学理上的依据;其从行政管理到合作治理、从合法性到最佳性、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的转向,为公共数据共享的目标提供了学理上的依据;而其从行政行为到行政过程、从外部控制到行政自制、从常态规制到风险规制的转向,则为公共数据共享的过程提供了学理上的依据。总之,公共数据共享有其新行政法上的依据。     

行政法理论基础比较研究

西方的宪政原理和制度以及社会历史条件导致了诸多行政法学说的相继出现 ,并指导着其行政法治建设和行政法学研究。我国的行政法理论和实践呈现出与西方不同的路径 ,行政法理论基础处于规范研究层面 ,对我国行政法的认知和把握必须立足中国的国情 ,紧扣“控制国家权力”的宪政理念 ,在公民与政府的对峙与良性互动中点滴积累行政法的实践 ,以此迎来宪政的曙光。     

职责本位论初探——行政法理论基础试析

行政职权与行政职责是既统一又并非平列的关系 ,控制和消弥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双方权利义务的不对等 ,公民权利本位在行政权行使者身上应倒置于职责 (义务 )本位 ,依法行政是行政职责的核心 ,更能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并便于将竞争激励机制引入行政管理以实现权、责、利的统一。     

行政法理论基础诸说的反思、整合与定位

本文首先分析和明确了行政法理论基础范畴本身的涵义,然后以此为参考点来对“诸说”进行重新整合,由此认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应当是“公共利益本位论”,而不能是其他学说;但是对于其他学说也应以唯物史观辩证地予以对待,并批判吸收其合理因素,以用作行政法某一层面的一般性基础理论的概括,这样就可以使“诸说”都能得以合理的理论定位,从而充分发挥它们各自应有的理论价值和实际功效,真正地推动行政法学的发展     

行政法理论基础的中心点与基石保障公益、授权与控权

<正> 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问题涉及到对行政法产生的原因,对行政法诸要素的理解等,可以说是行政法学最基本的问题。行政法学研究中观点各异、分歧诸多,皆源于对这一基本问题的认识的差异。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行政法学的不成熟,从而有必要认真探讨。 一、单纯主张“控权法”观念 关于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一个最为常见,而又颇有市场的观点是:认为行政法是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的法。 笔者认为,单纯的“控权法”观点,于行政法制实践是不足取的,这是因为:     

作为私权担保性质的行政法——兼及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反思与重构

作为担保性质的行政法是将行政法放在整个法律体系中来考量的一种方法论,同时又是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回应、反思与重构。行政法为私权主体之间正当权益的实现即民法契约内容的实现提供担保,政府具有以行政法对民事契约或民事活动予以担保的能力,行政责任的实质是一种担保责任。平等观念的确立、诚信原则的完备、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非强制行政行为的发达、公共财政体制的转变,都有益于作为担保性质行政法的观念的确立与制度建设的实现。担保性质行政法对行政法学范畴的创新在于:私权自由与行政权有限性、行政的双方意思性与单方意志性并存、行政权与私权关系的重新定位、指明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法治的路径。担保性质行政法与民法作为方法论意义最为重要的关系在于将行政法与民法置于统一法律关系中同构,使双方有了直接对话的机制。     

现代行政法的行政自制理论——以内部行政法为视角

行政自制范畴和理论的提出,是对行政自制现象普遍化、立法和司法的功能性不足、内部行政法重新崛起等客观事实的反思和总结。行政自制理论有其独特的涵义和内容,主张行政主体通过行政组织架构、内部行政法律规则和行政伦理,进行自我约束、自我克制、积极行政,并成为一种独特的控权模式。行政自制理论是行政法的一个新课题,旨在重新思考中国行政法治的发展道路,顺应世界行政法学的发展趋势,为行政主导的行政法治进程提供新的理论资源。     

平衡论:对现代行政法的一种本质思考——再谈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正> 对行政法的理论基础的研究和探索,旨在解析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现实矛盾关系及其在法律上表现的权利义务关系。自从几年前我们提出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平衡论”以来,学术界的同仁们纷纷就此问题发表了许多颇有见地的中肯的意见。本文是我们几年来对“平衡论”继续思考和研究的部分成果,希望以此渐善我们的理论,更希望以此抛砖引玉,使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的探讨深入进行下去。     

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公共权力论

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公共权力论武步云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颇引国内外行政法学家们注目和感兴趣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号称行政法＂母国＂的法国，从创立近代行政法学以来，这个问题就一直是行政法学家们十分重视并长期争论的课题。他们是从什么是＂行政法的基本概念＂提...     

论行政法的目的、手段与体系

行政法的目的是保障公民的行政权益。研究这个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研究行政法学的起点，是确定行政法法学发展目标的需要，有利于建立健全行政法学的体系。“人本主义”是现代法学的根本精神；与市场经济相关的所有行政法律制度都要以保障公民的行政权益为出发点来设置；行政法的功能决定其在法律体系中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这都是确定行政法目的的依据。如何实现行政法的目的？主要是：确认公民的行政权益，确定行政权限和行政职责，控制行政权等必要手段。完整的行政法体系应包括：行政组织法；行政程序法；行政过程中的实体法；行政救济法等。     

宏观调控语境下的公民权益保护研究

宏观调控往往涉及多方利益主体,特别是影响公民的参与权、诉讼权、知情权、隐私权、信赖利益等基本权益。实践中,由于对宏观调控指导思想的片面化理解、调控的法律程序缺失、公民维护权益意识淡薄、宏观调控法律依据不足等原因,公民权益容易受到不当的损害;对此,应构建责任政府,提高政府对公民权益的关注度,转变政府执法方式,提升公民权利意识,设置政府责任追究机制,并尽快制定宏观调控法,从而实现对公民权益的有效保护。     

论行政法的宪政基础——对行政法与宪法之间关系的再认识

在对行政法与宪法之间关系的认识上,我国行政法学界的主流观点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事实上,行政法与宪法具有作为公法的同一性;两者之间也存在作为部门法的差异性;最为重要的是,“宪政国家是行政法的前提”,行政法必须构建在宪政基础之上——行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其在宪政结构中的地位与职能、宪政控制行政法治的性质与方向、宪政决定并塑造行政法的风貌与品格。中国行政法同样需要具备宪政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