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后逃逸”情节的认定

“交通肇事”后的“逃逸”情节是法官量刑的重要参考因素。目前,“交通肇事”后“逃逸”情节的认定缺乏统一标准,同案不同判问题较为突出。司法实践的困境源于“逃逸”情节认定的法理争议,即“逃避法律追究说”与“逃避救助义务说”的理论冲突,而解释论下的“逃避救助义务说”具有适用的正当性与可行性。基于此,首先应当明确构成“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前提条件是行为必须先符合交通肇事罪基本要件,其次要厘清“交通肇事后逃逸”的立法目的在于通过处罚行为人肇事后的不救助行为,避免被害人遭受的法益侵害加剧,而非惩罚行为人的逃逸行为,最后在认定“交通肇事后逃逸”时应当综合客观方面的不履行救助行为和主观方面的故意心态进行认定。     

关于交通肇事逃逸行为若干问题的探讨

交通肇事逃逸,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为逃避法律追究或逃避抢救义务,而逃离现场的行为.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构成要件必须具备一定的认识因素和目的要素;交通肇事可按不同的标准用二分法分成四类;认定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法律性质既不能离开其先前的交通肇事行为而孤立地进行分析,也不能局限于法条的规定而试图做到毕其功于一役,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对交通肇事“逃逸”的法理分析

对我国《刑法》第 1 3 3条“逃逸”二字的理解 ,学界和实务界都存在分歧。分歧的焦点在“逃逸”是指逃避法律追究还是逃避法律救助义务这一犯罪主体的主观故意内容上。文章阐明了作者观点。     

析交通肇事逃逸的认定

参照刑法中关于犯罪构成的理论,认定交通肇事逃逸的标准即交通肇事逃逸的主体必须是交通事故当事人,主观方面必须以行为人明知自己已经发生交通事故为前提,以逃避法律追究为目的;其侵犯的一般客体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律规范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客观上行为人具有逃逸的行为,逃逸的空间要素是交通事故现场。     

对刑法中“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情节的法理思考

刑法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加重处罚情节,其用意主要是用重罚来督促肇事者及时救助伤者,而非单纯威慑肇事者不要逃避法律追究。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界定,不符合刑法立法本意。应将"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解释为"肇事犯罪者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逃跑的行为,但是行为人已经有效履行救助义务或者因个人无法抗拒的因素不能救助的除外"。     

论交通肇事中“因逃逸致人死亡”

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行为人对于受害人死亡结果的主观方面只能是过失，如果为故意则应定为故意杀人罪。     

交通肇事罪之“逃逸”解析——以台湾肇事致人死伤逃逸罪为借鉴

关于为何加重处罚交通肇事逃逸,我国学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理论界主要存在的"逃避法律追究说"和"不救助被害人说"都不能指明交通肇事后逃逸与其他犯罪后逃逸的区别,因此也就无法合理解释处罚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原因所在。而借鉴台湾地区的刑法学理论,"确认利益说"说明了交通肇事后逃逸的特别之处,因而是可取的。     

交通肇事后不逃离、不救助行为定性分析

交通肇事逃逸相关问题一直是我国刑法学界研究的热门课题,其中不乏颇具启发性的理论和研究,但是在交通肇事后不逃离、不救助(致人死亡)的行为定性方面,尚有争议。有不少学者将其定性为"逃逸",但是这种观点是不合理的。从交通肇事中"逃逸"的概念分析,并引入国外遗弃行为的概念,对于交通肇事后不逃离、不救助(致人死亡)行为应当进行重新定性,在现有刑法框架之内为其找寻合理的法律适用,从而进一步完善我国刑法学有关交通肇事逃逸相关问题的理论体系。     

评交通肇事罪的“共犯“

交通肇事后逃逸是实践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指使肇事人逃逸的人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的规定值得质疑.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不构成结果加重犯.肇事人因其先行行为负有救助被害人的义务,若肇事人不履行该义务则可能构成其他犯罪.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并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而会因自己的教唆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或者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共犯.     

完善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刑事立法的构想

域外对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设置有＂遗弃罪＂、＂不救助罪＂、＂交通肇事逃逸罪＂等不同罪名,理论界有在我国刑法中增设＂交通肇事逃逸罪＂、＂逃避交通肇事责任罪＂、增设＂特殊遗弃罪＂、设置＂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罪＂之不同建议。文章提出的完善有关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立法构想,主要涉及到对现行刑法第133条的修改和增加规范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新条款两方面内容。     

交通肇事罪若干问题的探讨——基于对一个案例的分析

交通肇事罪是行政犯罪，必须以行为违反行政法律、承担行政责任为前提。行为人构成交通肇事罪除了承担行政责任外，还需要具备其他条件。在适用《刑法》第133条“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规定时，必须注意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逃逸”与《刑法》意义的“逃逸”是两种本质不同的行为，同时不能违反“同一行为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     

试析交通肇事移动逃逸致死的定性

遗弃罪法益的变化使交通肇事逃逸致死问题的定性变得复杂化。在交通肇事移动逃逸致死时 ,除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之外 ,还涉及到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与 (移置 )遗弃罪的界分。对此 ,应通过违反作为义务程度的强弱判断行为人主观故意的内容 ,从而准确区分二者。     

交通肇事罪立法完善之探讨

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大型工程运输车的违法违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愈演愈烈,造成的交通事故触目惊心。适当提高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对增强驾驶员的责任心,减少不必要的事故发生是有好处的。要完善相应的立法,应当从完善交通肇事罪主观罪过的认定规定、完善交通肇事罪结果的认定方法和法定罪刑配置三方面着手。     

单纯醉酒驾驶犯罪化理论依据探究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将单纯的醉驾行为作为犯罪化处理,司法实践只关注案件实体的处理,忽略了法理的探究。单纯醉驾之所以能够作为犯罪化处理,其理论依据在于:从客观上看,醉驾行为制造了法所不允许的风险,增加了该行为发生交通事故的盖然性;从主观上看,行为人设定的醉酒行为是在故意状态下为之,并能预见和认识到自己在责任能力低下的状态下实施驾车行为;作为抽象危险犯中的该种行为,从一般生活的经验来看,也具有现实的引起对法益的侵害或威胁的可能,在结果无价值理论看来也给予否定评价。     

警察使用枪支的刑法思考

警察使用枪支在刑法上的正当化事由应定位于法令的职务行为。据此，警察使用枪支在刑法上的正当化应同时具备事实要件、主观要件、限度要件，不当用抢的警察个人构成犯罪的，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其中，责任的罪过形式应区分不同情形分别处理，而在责任的处罚程度上则一概不能从宽。     

浅议不作为犯处罚的理由——以解释论为视角

社会公众认为一些行为值得处罚,刑法上并没有明确规定,我们对此处罚的理由是什么?不得杀人作为禁忌在原始社会中就已存在,并且与帮助自杀相区别,应当从构成要件上寻找作为与不作为的等值性的理由,在法律规范中寻求不作为的根源,作为义务和等值性的问题,都必须从规范的角度上寻找根据,以限制刑罚权。以此为出发点,对我国交通肇事罪、遗弃罪和见危不救的理论困境提供一些借鉴。     

对交警查处“其他妨碍安全驾驶行为”的若干思考

有权威统计数据显示在江苏省＂其他妨碍安全驾驶行为＂是造成交通事故的首要原因。由于＂其他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在法理上属于不确定性法律概念和概括性规定,理论上其法律属性不够明确,范围难以准确界定。执法实践中,其具体操作时涉及的行政裁量、程序性规制方面的问题亟待立法机关和行政部门进一步加以解释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