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刑事执行制度的改革及完善

目前我国刑事执行制度存在法律匮乏 ,执行主体混乱 ,行刑权配置失当重大问题。文章在分析问题基础上 ,提出制定科学的《刑事执行法》 ,实行行刑权一体化的主张。     

刑事裁判执行程序之重构——以检察官指挥执行为目标

随着我国刑事制裁体系变革以及刑事诉讼程序改革的推进,我国刑事裁判制度从整体视角来看呈现出轻缓化、多元化和体系化的趋势,对刑事裁判执行程序提出新的挑战和要求。我国现有刑事裁判执行体制主要从实体刑罚的角度来分配执行权,导致形成执行主体多元、执行方式分散的格局,“执行难”和“执行乱”成为刑事裁判执行领域的两大难题。为了健全完善刑事执行制度,应当在观念上实现从“刑罚执行”到“刑事裁判执行”的跨越;重构刑事裁判执行程序,应当重视交付执行、执行实施以及执行监督的程序衔接,确保刑事裁判执行机制在执行权、执行程序以及执行主体三个层面的合理规制,并建立以检察机关指挥执行为核心的刑事裁判执行程序基本格局。我国检察机关统一行使执行权可以法治国家理论和法律监督理论作为本土依据。完善立法体例和调整职权配置是改革和重构我国刑事裁判执行程序的基本路径,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将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的部分执行职能剥离出来,构建检察机关指挥执行机制;未来需要在修改和整合现有立法的基础上制定统一的刑事裁判执行法。     

也谈完善刑事执行法制的基本思路

近年来,刑事执行学界提出了有关行刑发展的宏观思路,其基本观点是：把刑罚执行视为完整的制度性系统,由此建立统一的刑事执行法律体系,强化行刑权的配置。从监禁刑运行的单维度拓展到对行刑法制的整体构建,无疑体现了刑事法理论的整体成熟,在现实反思的基础上,对制度重构表现出深度的关切,也反映了论者对行刑发展的责任意识,笔者从中深受其益。但是制度创新的关键,取决于我们根据客观条件和社会需要所做出的准确选择。为此,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步理清自己想象什么,论证这种预定目标的社会可能性,以及这种可能性背后潜藏的有限性。换而言之,一种成熟的制度分析既包括了社会文明与发展的价值性评判,也依赖于人们所具有的事实和知识判断能力。因此,不同分析观的出现可能有助于行刑制度实践的进程,这是本文的旨意。     

《丹麦刑事执行法》的主要内容及其对我国立法的启示

《丹麦刑事执行法》内容全面而系统,操作性强,蕴涵人权保护、行刑社会化等法制理念,自2000年颁布施行以来,对该国刑事执行工作的良性运作发挥了重大作用。虽然我国与丹麦在政治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丹麦刑事执行法》的统一立法体例、先进的执行理念以及对罪犯权利的保障等制度规则的研究与探索,对我国刑事执行立法具有重要意义。     

刑事执行一体化背景下完善刑罚监督问题研究

刑事执行一体化是我国当前司法体制改革和刑事理论探讨的热门问题。刑事执行一体化的改革与实践,必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刑罚执行法律监督制度的执行。     

《丹麦刑事执行法》对构建我国刑事执行法的启示

时代的发展对传统的刑罚执行模式提出了强劲的挑战,现代的监狱既是监禁囚犯的场所,也是矫治罪犯、促使犯人再社会化的机构。丹麦刑事执行法的先进立法理念和立法技术,对我国目前的刑罚执行和刑事执行法体系的构建具有积极借鉴意义。     

刑罚“一体论”对当代刑事立法与司法的影响

刑罚“一体论”即认为刑罚的正当根据不在于单纯的报应或者功利而在于报应与功利相结合的理论。如果从费尔巴哈 1起算 ,它的产生已有近两个世纪的历史。但是 ,直到 2 0世纪 6 0年代 ,它才真正开始成为主张者甚众、分支林立并取传统诸说而成通说的一种刑罚根据论。在当代 ,一体论的影响之大不仅体现在其在刑罚理论上占据了统治地位 ,而且还表现为自 2 0世纪 6 0— 70年代末期开始 ,它逐渐成为了刑事实践的指南 ,给西方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一　刑罚一体论对刑事立法的影响一体论对刑事立法的影响是巨大的。其最明显的表现…     

俄罗斯的行刑社会化制度

根据俄罗斯现行刑法典和刑事执行法典的规定 ,俄罗斯的行刑社会化制度 ,包括不将被判刑人与社会隔离的刑罚的行刑社会化、剥夺自由刑的行刑社会化 ,假释和缓刑四项内容。规定行刑社会化制度的目的 ,在于组织社会力量参与对服刑罪犯的惩罚与改造 ,使其回归社会后能够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 ,不重新犯罪     

两岸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立法比较研究

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对知识产权进行刑事保护。通过对两岸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立法的比较,能为我国大陆知识产权保护刑事立法的改革和完善提供思路。     

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监狱刑罚执行中的运用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当今我国的刑事政策。监狱的宗旨是惩罚和改造罪犯,监狱的根本任务是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在监狱的刑罚执行工作中,必须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做到宽严相济、区别对待,才能更有效地改造罪犯。     

海峡两岸侦查制度比较研究

在台湾的刑事诉讼中,检察官是法定的侦查主体,而司法警察官是实践中的侦查行为者。在大陆法学研究者呼吁实行检察引导侦查的同时,台湾的研究者却在冷静地批判检察官作为法定侦查主体的严重弊端。台湾的侦查启动主要基于被害人的告诉、其他人的告发或犯罪嫌疑人的自首,而不履行特定的决定程序,大陆的侦查启动则以立案决定为前提。台湾的侦查终结由检察官决定,大陆的侦查终结则通常由公安机关决定。     

论刑罚的有限性

刑罚具有有限性:从低限道德标准和正义目标的视域来看,刑罚的运行是有限制的;从犯罪原因和罪刑关系的角度来看,刑罚的功能或者作用也是有限的;从经济学角度看,刑罚受最基本的经济因素制约。     

易科制度比较与借鉴——大陆与港澳台刑罚比较研究

刑法大量规定的罚金刑，反映了我国刑罚结构新的发展趋势，是刑罚立法中的一项重大进步，但是，罚金刑适用当中所引发的问题也不容回避，尤其是在执行过程中至今仍然困扰着我国乃至世界各国的司法机构。文章通过对大陆与港澳台刑罚的比较，对罚金刑易科制度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社区矫正行刑方式观探微

在我国,将社区矫正视为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但是从长远看,这种观点是非常有害的。因而有必要对其进行反思。社区矫正性质应定位为:在社区中实行的,采用社会工作方法对矫正对象进行的矫正活动。     

PUA教程中自杀鼓励行为的刑法规制

PUA教程中的自杀鼓励行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对其进行法律规制迫在眉睫。但对其如何定性,理论界和司法实务学界尚无确切结果。自杀行为本身具有违法性,自杀鼓励可细化为帮助自杀和教唆自杀行为,这两种行为均具有可罚性,其构成犯罪,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论处,无需对此单独设立罪名。     

我国台湾地区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与刑法修正

我国台湾地区在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的指导下进行了刑法典的修正,此次修正在废、改、立条文的数目、理论突破的层次等方面均为其历来刑法典修正之最。将其刑法典的修正按照从宽、从严的刑事政策两个角度进行归纳、剖析,分析相关的罪数理论、罪刑平衡的观念、“三振出局制度”的应用、重刑主义以及死刑的废除等问题,可以看出指导此次台湾刑法修正的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尚有阙如。     

香港和内地刑事上诉制度比较研究

上诉程序是刑事诉讼一个极端重要的环节。香港和内地在上诉制度上存在许多不同之处,分析两地在刑事上诉制度中的区别,可以达到取长补短的作用。从上诉制度的基本问题着手,分析香港和内地在上诉的提起、上诉案件的审理和上诉案件的裁判三方面的不同之处,对于两地刑事司法制度的相互借鉴有着重大的意义。     

关于刑罚轻缓化之正当性的理论解读

刑罚轻缓化在理论上是具有正当性的,这一点可从刑罚的威慑理论、刑罚的效益理论、刑罚的功能理论以及刑罚的人道理论四个方面进行具体解读。     

财产刑执行监督问题初探

目前财产刑执行问题迭出的现状表明,我国现行的执行体制及相关制度存在着重大缺陷:法律未规定执行时效制度和财产刑易科自由刑制度、判处财产刑之前缺乏必要的财产状况调查程序、财产刑由法院执行的体制不合理等。加强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要从工作制度创新的层面入手,寻求监督机制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