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规范性文件绩效评估的价值取向

行政规范性文件绩效评估是政府绩效评估中的重要内容，其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能够起一个有力的监控作用。明确行政规范性文件绩效评估的价值取向是开展评估活动的基础，既能使评估活动有一个正确方向，也能对评估活动具有指导作用。但在近年来的评估实践中对其价值取向往往存在着许多错误的认识，如认为其价值取向仅限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加强行政管理等方面，也有将其价值取向定位于普迄陆的价值，不士讲争行政规范性文件绩效评估的具体实践。行政规．范性文件绩效评估做为一专项评估活动，其价值取向应当为法治行政、人本法律明．和服务行政三个方面。     

论行政规范性文件评估中的合法性标准

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评估之前必须明确评估的标准,而合法性标准是其评估的核心标准。合法性的评估标准在评估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形式合法性、程序合法性、实质合法性三个方面。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评估要求其能够产生实效,其实效主要应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完善,二是对相关主体行政法律责任的追究。     

行政规范性文件评估中合理性标准的运用

合理性标准是行政规范性文件评估中的一个基本标准,要求我们在评估实践中正确把握合理性标准的内涵。合理性标准与合法性标准是不相冲突的,合理性评估往往是在合法性前提下进行的评判。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评估应当从其制定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其所规定的内容上进行评估,从而防止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同时,要求评估主体能够客观、公正地对所评估的文件作出合理性的评价,并在评估结论中予以体现。     

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法律地位研究

行政规范性文件是由行政机关制定的规章以外的行政管理行为规则。我国在入世议定书已经承诺行政规范性文件将予以公开,因此,加入WTO以后其将成为行政法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法律地位(如性质、调整方式、规范效力等)在行政法学体系中却无系统理论,学界关于规范性文件的诸认识不统一,其在实然方面的规制方式应规范并应具有法律地位。     

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存在的困境分析——一种基于价值取向视角的考量

价值取向是政府作为一个社会行为组织对其行为终极目的的基本价值判断、价值确认和利益选择，寻求合理的价值取向，是建立争完善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的重要前提。因此，在建立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时。我们应正确把握价值取向变化的方向以实现绩效评估的应有价值和目的。     

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启动要件探析

司法审查能较好起到规制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作用,但是进入司法审查必须明确其启动要件,即依据《行政诉讼法》第53条进行司法审查应当满足的条件。目前由于在启动主体要件、时限因素、关联性等方面规定不清、界定模糊,导致相当一部分附带审查的诉求得不到法院支持,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被架空。通过对启动要件的分析,进一步明晰司法介入行政的门槛,能更好实现司法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规制功能。     

论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法律规范

行政规范性文件,是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依据,国家应立法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和适用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本文认为,在行政法律规范对行政管理事项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时,行政规范性文件可以创设新的权利义务;在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效力上,上级行政机关的行政规范性文件高于下级行政机关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人民法院应承担起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之责。     

加强对政府规范性文件的监督

制定政府规范性文件是政府实施行政管理的主要行政行为,其行为的合法性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内容。由于监督机制较薄弱,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制订存在诸多问题,必须进一步完善其内部监督、立法监督、社会监督、司法监督等监督机制,提高监督程序的规范性与可操作性,加强合法性审查,促使政府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行为也依法行政。     

完善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监督的几点思考

行政规范性文件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重要手段,然而实践中却存在着诸如内容违法、超越权限、相互冲突、程序不严等种种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监督不力特别是司法监督的缺位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完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监督机制,必须强化司法机关的监督。修改《行政诉讼法》,确立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制度,是民主法治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也是加强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监督的最有效措施。     

论权力机关对"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监督

在我国，其他规范性文件与行政法规、规章三者共同构成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整体，发布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是行政主体一项重要权力，必须对此加强监督，以防止权力的滥用。本文分析了权力机关对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实施监督的现状，重点探讨了如何构建权力机关对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监控制度。     

论科学发展观内蕴的价值取向与行政发展价值选择的目标

科学发展观内蕴着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价值取向,它们是行政发展的价值选择的内在规定。由科学发展观所蕴含的价值取向所决定,行政发展价值选择的目标形态应是和谐的行政、艺术的行政、具有公共精神的行政、法治的行政。     

法治一体建设视域中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作为一项极具中国本土特色的实践探索,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在24年间经历了依托文件推动的初创期、制度正式入法的生长期和司法解释实施的拓展期三个阶段。置身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制度功能应当得到全新阐释。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视域中,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具有以官员守法带动全民守法、以官民沟通促进实质化解、以个案处理实现诉源治理的时代价值,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为此提供了有力佐证。遵循法治政府建设要率先取得突破、带动法治 社会建设的法治发展逻辑,应从必须出庭案件范围划定中的司法裁量、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取向的应诉表现和负责人出庭应诉实际效果的公开评价三个方面进一步予以完善。     

行政法的功能及其实现新解

作为依法治国的关键,依法行政必以完善的行政法律体系为基础和前提。完善的行政法体系的建立,有赖于对行政 法的功能和价值的准确领会与把握。行政法的功能和价值在于:通过平衡行政机关与相对方的利益,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 以形成和维护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秩序。这种平衡是通过行政法对行政权的规范来实现的。     

我国禁毒立法的历史演进（1949—1998）

我国禁毒立法秉承了自晚清以来三次禁毒运动的成果,并且以革命根据地时期禁毒的立法实践为历史渊源。1949年至1978年间,禁毒立法以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的相关政策、文件为主要法律形式,以各大行政区的立法为重心。1979年至1998年间,以“严打”为政策导向,逐渐建立了以刑法为主、行政法与地方立法为辅的禁毒立法体系,主要法律形式有刑事法律、行政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两高”司法文件、批准、签署的反毒国际公约和条约、地方性立法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等。1998年以后,禁毒政策和立法都出现了一些新动向。     

试论新形式下我国行政程序法典的制定

依法行政是实现法治的极为重要一环 ,而程序法定则是依法行政的核心。本文试从行政权力自身的特点、行政法应然的价值定位、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和入世的现实要求等方面论述新形势下我国制定行政程序法典的必要性 ;从当今社会程序正义观念的普及现有一些具体制度设计的奠基作用 ,以及国际性资源可资借鉴等方面论述了我国制定行政程序法典的可能性 ;最后简要论述了在制定行政程序法典时应处理好的几种关系。     

论行政国下的行政价值目标

在行政所追求的价值目标这一主题中,价值主体是行政权的最终归属者——具体个人,价值客体即是行政。本文得出行政价值目标的方法是:对行政国下行政的固有属性和个人的合理需求进行分析,在寻求二者关系一致性的过程中,自然得出行政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由此可知,行政的价值目标有三,分别是行政民主、行政法治、行政效率。特别是在中国行政主导改革的条件下,行政对民主、法治和效率的追求,对于整个国家政治框架下的民主、法治和效率,有着极大的示范和助推作用。     

试论依法治国方略引领下的公安行政许可制度改革

为推动公安行政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必须对公安行政许可制度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进行深入思考,探索当前依法治国方略引领下公安行政许可制度改革的途径和方法,从而严格依法行政,改进管理方式,提高行政效率,努力向着构建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公安行政管理工作机制的目标迈进。     

非政府组织兴起对行政组织法的冲击

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及其背后所代表的公共行政变革和治理理论的兴起,对包括行政组织法在内的整个行政法理论重构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实质冲击,即以行政任务为导向重构行政组织法;二是形式冲击,表现在对效率价值的重视和多元化立法模式下社会行政组织立法的兴起。     

"控权-平衡"--俄罗斯联邦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行政法律制度发生了巨大变革,其行政法理论基础也出现了由传统的"管理论"到现代"控权-平衡"论的转变.俄罗斯行政法理论基础的"控权-平衡"论既不同于英美国家行政法的"控权法"模式,也不同于中国行政法学界所提出的"平衡法"模式,还有别于苏维埃行政法的"管理法"模式.俄罗斯行政法理论基础"控权-平衡"论的形成体现出对苏联行政法理论基础"管理论"的继承性,形成过程的动态性,受两大法系行政法理念影响的混合性的特点.     

论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质量控制和规范化

随着现代行政的发展,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在我国行政管理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行政法律法规的重要补充。但是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也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加之其可能影响不特定多数人的权益,如不进行有效的控制和规范,将导致具体行政行为不合法等负面影响,不利于行政法治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