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基础四国在后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中的立场和作用

基础四国是由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四个主要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气候谈判集团,鉴于其成员在发展中国家和世界上的影响力,该集团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备受关注。在构建2012年后国际气候机制的谈判中,基础四国的立场表现出了很高的协调性,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总体而言,基础四国的出现和协调行动推动了国际气候谈判在公约框架下展开,有利于后京都气候安排的达成,但也可能促使国际气候谈判集团,特别是G77加中国的分化和重新组合。基础四国气候谈判集团出现时间尚短,其最终能够在构建后京都气候机制中发挥何种作用将取决于基础四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如何对待联合国渠道与其他渠道的关系、敦促发达国家减排的决心和能力以及是否能够保持G77加中国内部的团结性等。     

日本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立场转变及原因分析

日本是国际气候谈判的主要参与国家之一,在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的情况下日本最终选择批准议定书,让国际社会对作为京都会议东道国的日本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的担当态度赞赏有加。然而《京都议定书》的第一承诺期还未过去,日本就对《京都议定书》的未来表现出消极态度。文章试图分析日本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立场由积极转变为不积极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日本的谈判态度对国际气候谈判的启示。     

气候政治的俄罗斯因素——俄罗斯参与国际气候合作的立场、问题与前景

长期以来,俄罗斯在国际气候合作中的影响被广泛忽视。俄罗斯曾经是《京都议定书》得以生效的关键性促成力量;未来数年俄罗斯仍将是世界性的能源大国;其累计的高额碳信用额度引起了欧盟和美国的担忧;其拥有的强大的碳隔离能力如若不善加管理,则有可能从碳库转化成碳源,给全球的气候变化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俄罗斯在国际气候合作中的立场有何变化?受到那些因素的影响?存在哪些问题?在后京都气候框架中又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通过对近年来俄罗斯气候领域的具体分析,将可以找到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     

国际谈判中的议题联系

议题联系作为一种常见的谈判行为,是国际谈判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被众多学者所研究.本文对这些研究成果作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梳理,并对有些争论做出简要的评论.在这些研究中,讨论最多的是议题联系行为对国际政治谈判所发挥的作用,而对影响议题联系的条件,以及这些条件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则研究比较少,这与国际谈判中影响因素复杂和缺乏系统分析框架密切相关.     

当代西方学术界对欧盟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研究综述

鉴于欧盟在国际气候谈判及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重要影响和领导作用,对欧盟气候变化政策及其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研究受到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当代西方学术界关于欧盟国际气候谈判立场及相关研究进行综合概括和评述:首先,从总体上介绍当代西方学术界对影响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理论研究;其次,关于欧盟与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研究。通过上述分析,本文总结了六类分析欧盟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理论视角:一是环境外交政策分析法;二是经济利益决定论;三是国内政治分析法;四是双层博弈分析法;五是制度主义分析法;六是观念建构视角。     

欧盟后哥本哈根气候政策的变化及其影响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是欧盟气候政策发展中的分水岭。在后哥本哈根气候时代,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意愿大大降低,并且越来越注重国际气候承诺的落实和现实主义气候外交手段的运用。欧盟气候政策的这些变化与国际气候格局的转型、欧盟塑造国际气候机制方式所面临的挑战、欧盟内部气候政治的新发展以及国际经济危机的持续蔓延等一系列内外因素密切相关。作为国际气候领域的领导者和国际气候规则的主要制定者之一,欧盟后哥本哈根气候政策的变化对欧盟自身、未来国际气候机制的构建以及中国也将产生很大的影响。然而鉴于欧盟气候政策的变化尚未尘埃落定,因此其产生的影响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体制与能力:试析美国气候外交的二元影响因素

在推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进程中,美国政府遭遇了体制与能力的二元困境:既要平衡体制内部的矛盾,融合地方和党派的分歧,达成政治妥协;又要提高谈判能力,以主导气候变化谈判机制建设,垄断话语权和发展空间分配权。因此,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出现了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美国在全球治理谈判进程中拥有强大的谈判能力;另一方面,由美国的体制衍生而来的分化消极态度极大约束了其在气候外交和全球谈判的手脚。本文试图从美国的体制和能力两个维度来分析这一现象,认为美国强大的谈判能力和日趋分化的决策体制之间的失衡将不可避免地促使其在全球气候环境治理中的领导地位不断下降。美国气候外交在不同的时期表现有所差异,不能将其简单归因于政党政治和利益集团或者执政党领袖等因素,而是美国体制问题和谈判能力二元互动的产物。     

东盟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中立场的发展演变

作为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外交互动之一,“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自2013年启动以来时断时续,却在近几年取得了令人振奋的进展。纵观东盟在磋商中集体立场的演进,维护地区国家间和平关系、确保东盟中心性两大共同利益是促进东盟集体立场形成的主要动因;而成员国利益的差异性、东盟的组织特性则不时将东盟立场拖入困境。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美国政策因素则既凸显了东盟共同利益,又增加了其集体行动的难度。在共同利益驱动和集体行动困境的交替影响下,东盟立场虽然助力“准则”磋商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在进入细节化磋商后势必面临不确定性。为使磋商达到预期目标,通过“去小集团化”“去国际化”“去安全化”“去唯国际法化”和推进务实海洋合作的方式,构建以“东盟方式”为基底的“准则精神”,是未来东盟以集体立场促进磋商取得进展和“准则”发挥实际效力的关键所在。     

德国联邦安全委员会的演变探析

德国在二战结束初期被战胜国分割占领,没能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安全机构。但随着冷战的开始,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并加入北约,并在1955年建立了德国联邦国防委员会,1969年更名为联邦安全委员会。从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到现任总理默克尔,德国联邦安全委员随着国际国内安全形势的变化进行着不断的调整与变革。德国联邦安全委员会在维护其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仍有很大的局限性。为此德国统一后的各届政府一直在探求建立强而有力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默克尔在2008年积极推动建立德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尝试很具代表性。虽然默克尔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也表明德国建立一个显示大国标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呼声日益强烈。     

波兰的欧盟政策与入盟谈判战略

中东欧剧变后 ,波兰的欧洲政策经历了从回归欧洲的模糊的政治口号到加入欧盟的明确的欧洲战略的演变。波兰与欧盟的入盟谈判过程 ,不仅是欧盟以自身共同体的制度和方式塑造和规制波兰的过程 ,同时也是波兰为自身利益讨价还价的过程。波兰的经验表明 ,在入盟谈判中 ,候选国的谈判战略在谈判过程中也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气候政策立场的国内经济基础——对欧盟成员国生态产业发展的比较分析

由于气候变化问题本身所具有的全球性特征,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革新及市场化所形成的生态产业对于一国未来发展潜力及经济地位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一个国家生态产业的力量越强,则越倾向于采取积极的气候政策,其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立场也越积极与超前。本文通过对欧盟15个成员国生态产业和气候政策立场的分析考察证实,生态产业实力较强的德国、奥地利、荷兰一直是欧盟气候变化政策的积极"领导者",而生态产业实力相对较弱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爱尔兰是欧盟气候政策的"拖后腿者",处于中间地位的英国、意大利、比利时、丹麦、卢森堡总体上政策立场趋于积极,法国、芬兰、瑞典情况复杂。因此,本文认为,生态产业实力的大小是决定欧盟成员国气候政策及其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立场的重要因素。     

东亚合作中日本的地位及其立场探析

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其经济总量占东亚的一半以上,在东亚合作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日本的区域合作构想从来没有把东亚的整体性作为基础,对东亚合作有着自己特殊的立场,而这种特殊立场对东亚合作有着不良的影响.     

上海合作组织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动因、困境与前景

面对气候变化的复杂挑战,从2003年起气候变化及与之相关的水资源保护、能源转型等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关注的重要议题。截至目前,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已经就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达成共识,并采取了针对性措施开展气候行动。在以合作促发展的现实需求和以气候治理增强和巩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价值需求的双重因素驱动下,上海合作组织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意愿和动力不断增强。但上海合作组织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也面临内外挑战,气候治理能力不足、利益矛盾与博弈不断、自身机制缺陷、外部力量干扰以及现有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不足等对上海合作组织凝聚治理共识、采取有效行动形成制约。这些问题与挑战虽然对上海合作组织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带来一定冲击,但难以抵挡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气候合作的步伐。未来,上海合作组织应多措并举,抓住合作机遇,为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注入上合力量。     

印度在多哈反倾销谈判中的立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本文分析了在WTO多哈回合新一轮反倾销谈判中印度的相关提案所表现出的利益趋向,并探讨了其利益趋向的深层经济政策背景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对中菲南海仲裁案的看法与立场分析

自海牙的国际仲裁法庭做出了有关南海仲裁案的管辖权审理裁决之后,该案已经进入了实质部分的审理。自2013年菲律宾提出相关诉讼,至今已过去三年时间。三年之中,南海问题变得越发复杂和敏感,而中国也同时面临着现实和法律两个层面的压力。日本作为本地区内的一个海洋强国,基于各种利益考量,对相关问题也进行了关注。本文将对仲裁庭做出的...     

德国联邦安全委员会的演变探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德国在二战结束初期被战胜国分割占领,没能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安全机构。但随着冷战的开始,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并加入北约,并在1955年建立了德国联邦国防委员会,1969年更名为联邦安全委员会。从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到现任总理默克尔,德国联邦安全委员随着国际国内安全形势的变化进行着不断的调整与变革。德国联邦安全委员会在维护其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仍有很大的局限性。为此德国统一后的各届政府一直在探求建立强而有力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默克尔在2008年积极推动建立德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尝试很具代表性。虽然默克尔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也表明德国建立一个显示大国标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呼声日益强烈。     

日美同盟的历史演变及其对亚太安全的影响

日美同盟在二战后大致经历了"威权同盟"、"互助同盟"和"伙伴同盟"三个阶段,这一同盟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并不断发展,究其原因,是双方在亚太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有不断交迭和发展变化的共同战略利益.同盟中的美日两国既相互倚重,又彼此制约,同盟性质也随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发生着嬗变.21世纪,随着美国亚太战略的不断调整和日本的日益强大,日美同盟将对亚太格局的形成与塑造产生重要影响.     

哥本哈根谈判进程和中美碳外交的发展

巴厘路线图出台后,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格局酝酿着深刻变化。进程将尽的哥本哈根谈判也面临大国关系复杂交错的分化与组合。其间中美经由碳外交建立起来的双边协调和互动关系,促使美国试图争取掌握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格局的主动权,亦促使中国试图继续赢得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均势。我们必须对中美共治的幻象有清醒的认识,警惕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绑架中国。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格局不可能适用中美共治的模式,而会通过大国之间的合作,促进多边协调的框架机制完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