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基于与西方分权制度的比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除了一些特定内涵外,还有许多特质,其中之一是在不断发展民主政治的同时,又保持了相对集权。一个国家选择相对集权或相对分权,既与其国情或社会发展阶段及社会情形有关,又与其历史文化传统有关。中国现阶段的相对集权有其政治优势。相对集权于任何一个政府都是必须的。某些国家因为高度集权从而导致政权倒台,只能说明高度集权不好。高度集权就会演变成为攫取性政治经济体制,这就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发展。相对集权与相对分权各有其优点和缺点,从惩治腐败的角度,把分权看作是预防腐败的"定海神针"是错误的。从加强权力制约角度看,分权有利于抑制腐败,但单纯的分权却不利于抑制腐败。要是没有法治的积极跟进及其他保障措施,分权就可能导致"分散腐败"。要从根本上解决腐败,还是要靠法治。     

央地关系视角的土地财政:一个制度层面的梳理

上世纪90年代启动的中央与地方税收、金融、国企等经济分权改革是本世纪初土地财政兴起的重要根源,而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行动目标一致则是土地财政快速扩张的关键。嵌入此背景中的土地财政不仅是地方政府以土地为载体获取财政收入的过程,还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等行为主体构成的土地市场复合型利益链条的重要环节。在后"四万亿"时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行动目标出现偏离。在政治层面的制度支持逐渐耗散后,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这一"独木"将难以支撑土地财政的发展。     

地方政府行为视角下的区域金融绩效差异分析

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从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视角来分析我国地区金融绩效差异的理论框架,并通过采用Geweke分解检验方法对我国地区财政能力差异与地区金融绩效差异的因果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由于外部约束与目标函数的差异使得地方政府在金融资源控制的方式、程度上表现出不同的特征,特别是分税制的实施,欠发达地区的政府趋于加大了对金融部门的干预,从而恶化了当地的金融绩效。     

走出集权—分权的二元对立误区——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集权与分权问题

流行的集权—分权二元对立思维使很多人对权威下的分权改革抱有疑问。本文首先指出《决定》中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就是建立"有能力的有限政府",并通过梳理一些基础性概念,诸如行政性分权与市场化分权及其与中央集权的关系、法权与治权之间的关系、集权与分权的"时间性"以及制度变迁中的关键时刻与常规时期,说明为什么不能将集权与分权简单对立化处理。     

分权改革与城市地方治理单元的多元化——以武汉市城市治理和社区建设为例

善治政府一直是政治体制改革所追求的重要目标,而善治政府应该是一个分权的政府,地方政府也不例外。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既要解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权问题,又要解决地方政府内部的分权问题,还要解决政府向社会分权问题。     

论我国行政权力运行机制的模式选择

我国现行的行政权力运行机制存在着行政与市场不分,行政权纵、横向权力界限不明以及部门权力过于集中等问题。传统行政权力运行机制有限权、授权和分权三种模式。当代中国行政权力运行机制应选择"分权—集权—分权"模式。     

浅析财政集权与分权

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一直是财政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国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一直处于非规范化的运动中,分税制改革并没有彻底改变这种情况。本文从财政集权和分权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与阐述,并认为就我国的财政现状来看应进一步分权。     

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管理改革探析

集权与分权的关系是西方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的核心问题,寻求高等教育管理集权与分权的最佳平衡点是高等教育管理模式改革的重要课题。通过探讨西方国家在高等教育管理集权与分权问题上的改革实践,可以得出结论:高等教育管理均权化是其共同的发展趋势。     

政府间养老保障责权划分问题研究

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在养老金事务中的有效合作是制度健康运行的基础。在政府间养老保障责权划分中,形成了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地方政府出于自利动机,会产生各种机会主义行为选择,而构建一个符合"激励相容约束"的制度安排,是解决代理问题的理性选择。博弈论的分析框架研究认为,通过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合理划分政府间的财务责任,能促进合作目标的实现。这一分析框架可为解决制度转型背景下中国养老保险制度中的政府间责权划分问题提供重要启示。     

再论行政分权与行政集权——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观视角的分析

行政分权是改革过于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以尽快形成科学而又充满活力的行政体制的必然选择,然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出现了片面的行政分权倾向———只强调向地方分权,以及对企业的放权,取得了许多成果,但还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甚至出现了颇多的负面影响。其症结在于对分权与集权认识不够充分,特别是在度的把握上有偏颇。结合马克思关于国家职能的相关论述,将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从而有利于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由“准分权”治理走向整体治理:美好生活构建的制度逻辑

"准分权"治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变革的一个鲜明特点。"准分权"治理在保留中央总体性权力的基础上,通过分权、放权等形式将市场因素吸纳到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之中,为经济增长和有效治理提供了驱动力和稳定器。但同时,"准分权"治理也伴随着粗放增长、地方政府非良性竞争、公共品供给不足等治理碎片化、局部化问题,造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新时代化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在于制度体系建设,其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制度供给问题,更内在的是对"准分权"治理机制的完善与超越。这要求我们要立足于治理的整体主义原则,致力于构建人民中心、党领全局、协调各方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在巩固和扩大基本制度优势的同时,进一步理顺党政、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间的权责利关系。     

中国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的政治分析

国家预算管理体制的改革不仅反映出国家各级预算的收支范围和管理权限,而且决定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产品资源和利益分配关系.预算管理体制改革实际上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集权与分权关系的重新界定和调整.分税制的引进有助于建立规范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有助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西南民族地区政府行为对金融资源配置的影响

中国的分权化改革激励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活力,同时也存在一定的负面激励效果。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对地方政府干预地方金融资源配置的动因进行分析,然后以客观数据为依据,讨论西南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干预金融资源配置的客观原因,分析干预后导致的经济后果,构建了一个基于地方政府行为的金融资源配置问题的理论分析框架,为决策制定者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建议。     

当代中国的政府与公民关系——从基层政治组织的变迁说起

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是中国当前社会转型的根本特征。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由于社会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化,但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和谐,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未因基层民主自治而出现缓和迹象。造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忽略了对个人两种不同自由以及与此相对应的两种性质不同的政府职能的区分。解决基层民主自治中的问题、缓和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基本思路,是实现政府权力结构从集权到分权的转变。     

当代中国的政府与公民关系——从基层政治组织的变迁说起

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是中国当前社会转型的根本特征。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由于社会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化 ,但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和谐 ,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未因基层民主自治而出现缓和迹象。造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 ,是由于忽略了对个人两种不同自由以及与此相对应的两种性质不同的政府职能的区分。解决基层民主自治中的问题、缓和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基本思路 ,是实现政府权力结构从集权到分权的转变     

地方竞争造就了高房价?——财政分权视角下的焦点问题辨析

合理的财政分权可以激励地方政府之间的适度竞争,有利于区域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但如果财政分权不合理,地方政府之间就会产生过度竞争     

扩权、分权与自主性增长:“镇级市”成长的逻辑与实现路径

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强镇扩权主要是县级政府通过行政授权和委托授权向中心镇下放经济社会管理权力。授权是我国基层政府纵向政府间事权关系调整的主要方式,具有组织的合理性和制度的合法性。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强镇扩权容易形成权力博弈、失范以及县乡间权力扩张与制约的两难选择。国际经验表明,基层分权不仅调整了政府间的纵向权力结构,而且还改变了政府的横向权力关系。分权的理由和结果亦表明,分权有助于横向权力即市场和社会力量的增长。中心镇政府可通过渐进方式或制度创新培育这些力量增加自主性,平衡县乡政府间的利益博弈关系,促进政府权力异体监督机制的形成。     

略论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思想

高度重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以适度分权的制度创新,改革高度集权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是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思想的重要内容。新问题和新实践推动全党对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思想认识上的新觉醒和实践上的新探索。     

财政分权、晋升竞争与保障房供给——基于江苏县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前,无论相对于政府的最大供给能力,还是相对于保障房需求量而言,我国保障房供给量均为不足。因此,保障房供给不足的根源及对策研究显得十分必要。县级政府是提供保障房的职责主体,然而,在现行财政分权与政府治理架构下,提供保障房无法给县级政府带来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与地方官员晋升竞争力的提升,因而地方政府缺乏保障房供给激励。本文理论分析并利用江苏县级层面数据实证检验财政分权、地方官员晋升竞争对保障房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官员晋升竞争是保障房供给不足的主要根源;财政分权总体上对保障房供给产生负向影响,但区域差异较大。因此,增加保障房供给,需要改革目前政府治理架构,完善财政分权体制。     

从欧美政府CIO角色定位看中国电子政务发展

介绍了欧美政府CIO的角色定位,后者是随着电子政务发展不同阶段的工作重点不同而不断变化;认为政府CIO应当具备比一般行政官员更加综合的能力.政府CIO是一项制度性安排,而不仅仅是一个职位,它是一组制度安排的集合.治理理念与网络技术发展对政府首席信息官提出了新的挑战.分别从认识层面、制度安排、管理机制和电子政务人才建设方面提出了下一阶段中国电子政务发展应当重点解决的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