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国学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启示

21世纪以来，学术界与公众对国学的关注持续升温，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研究和学术建设却日渐式微，形成了国学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边缘化”并存的社会现象。从国学热的缘起来看，新形势下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对于防止国学热中的不良倾向，引导人们正确对待、正确看待国学热潮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国学热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要与国学的内容扬弃相结合、与国学热潮的兴起相同步、与国学热潮的途径选择相借鉴。     

透过“国学热”对高校德育的反思

近来人们对"百家讲坛"议论很多,而且由此引发出关于"国学热"的议论。在这种议论之中,对高校德育作出更深的思考,是很有意义的。     

“国学热”中谈国学

自近现代"国学"的概念产生以来,关于国学的讨论就从未止息过。在当今"国学热"兴起之时,关于国学的研究和争论就更加热烈。不过,对"国学"这个概念,以及与其相关的事物、事件和运动予以概括和总结,远不是当代人能够完成的。     

对当前国学热的几点再思考

当前＂国学热＂的兴起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与国际地位明显提高的表现,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产物。本文从国学热的现象出发,对其进行多方位的探讨,以期从中获得些经验与启示,从而更好地促进国学的发展,推进社会的进步。     

近年来国家文化安全热点问题分析

近年来,围绕我国国家文化安全显示出诸多热点问题,值得我们关注与深思:国家文化软实力快速提升,民族精神空前升华,"国学热"不断升温,"汉语热"持续火爆,传统节日调整备受关注,山寨文化迅猛崛起等等,无一不表明我国国家文化安全已经呈现出与时俱进的崭新态势。     

人间佛教实践对推进大陆儒学世俗面向的启示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海峡两岸先后涌现出两大人文思潮，即以人间佛教为标志的台湾佛教兴盛运动和以“国学热”为标志的大陆儒学复兴活动。海峡两岸同根同祖、血脉相连、互为镜像，台湾人间佛教作为由传统佛教向现代佛教转化的成功案例，对大陆当代儒学的转化与创新具有宝贵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试新国学大师张岱年的民族精神观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和九十年代的“国学热”中,国学大师张岱年率先提出和探讨民族精神问题。不仅从总体上探讨了民族精神理论,提出了相关的理论观点,而且还着力从概念、意涵、内容及功能等多方面研讨了中国文化基本精神即中华民族精神理论。同时,国学大师张岱年还特别强调“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或主要表现,并揭示其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历史价值。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几点思考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补融合既是百年中国的历史选择，也是两者在价值等层面具有深层的契合性，更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的结果。面对新形势，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时代赋予了两者新内涵，特别是在“国学热”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背景下，更应理性地审视两者融合的历史脉络，不简单或随意地比附，在辩证统一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它们的功能。     

欧洲哲学从“知识论”到“存在论”的“转向”

在古希腊以来的欧洲哲学传统中,"存在论"和"知识论"是统一的,但"存在论-本体论"始终是欧洲哲学的难题;这种局面因康德的"本体不可知"有所扭转,发生了"存在论"向"知识论"的转向,但因限制"知识"在"感觉经验"范围内而未能彻底完成。黑格尔接续康德的工作,以"思辨概念"建构"绝对哲学",以"知识论"涵盖"存在论",彻底完成了"知识论转向",但造成了传统"存在论"被"知识论"吞噬的结果。克尔凯郭尔立足欧洲哲学传统,通过"瞬间"概念,把黑格尔概念式的"存在"再次拉回到"时间"中,使"存在"成为"本体论-存在论"意义上的"存在",开启了当代欧洲哲学"回到""本体"、"回到""存在自身"的道路。这个从"知识论"向"存在论"的"转变"不是简单地从"理性世界"回归到"感觉世界",而是从深层次上向巴门尼德问题的回归。     

黑格尔论“自由’’的现实性——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四章“意识自身确定性的真理”

"自由"之"创造性"使"精神""开创"自己的"世界","精神"在这个世界中"保持"并"发现"自己,亦即在"必然"的世界保持着自己的"自由"。在"精神""回归自由"的道路上,须得"克服"、"扬弃"怀疑主义和斯多亚主义两个极端倾向。由"怀疑主义"导向"斯多亚主义"乃是"精神""贫困"之路,"哲学"应指出"精神""致富"之路。"精神"不仅有能力"外化-异化",同时也有能力"内化-己化"。"精神"携带自己创造的财富回到自身,乃是"历史性"的一种存在方式。     

苏轼绘画“形神”观及其与佛教的关系

苏轼的绘画"形神"观,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但是因为理解的不同,后人对他的"形神"观有着不同的看法。有学者以为苏轼提出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就是一味地否定"形似"强调"传神"。其实,这并不是苏轼对"形神"的真正看法。根据研究表明,苏轼非常注重"形似"对于"传神"的重要作用,认为"形"与"神"是一件作品的两个方面,舍弃"形"不可能另外求得一个"神",求"神"当在"形"中。因而惟有以"不落两边"的方法对待绘画的"形神",才能创作出一件作品的"实相"--"形神两全"的圆满境界。苏轼的这种"形神"观具有佛教"中道"思想的精神。     

启蒙的精神与精神的启蒙

分析康德短文《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结合康德批判哲学的理路以及黑格尔对康德思想的批判性发展,可以看出,启蒙精神的旨要不只是"知识",而是"道德"和由"实践理性-道德"引导下的"勇气"。"启蒙"之所以强调"勇气",乃在于"启蒙"不仅是"知识之积累",而且还在于"道德"之"自由"。在这个意义上,"启蒙"是"精神"层面的问题。"启蒙"需要"精神","精神"需要"启蒙"。于是康德强调,启蒙精神就是"精神"要摆脱自己加于自己之上的枷锁,因而启蒙也就是"精神"自己"认识自己-解放自己"的历程。启蒙精神使我们认识到,"理性"不仅有权设定界限,而且也有权超越自己为自己设定的"界限","理性"就是一种自由精神。     

“感性世界”的挑战

近代欧洲哲学继续"文艺复兴"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思想的突破,确立"感觉经验"的"权利"。而为使这个"权利"不流于一时之"思潮"又"重新"被"神学""窒息",哲学家为"建构"一个"感觉经验世界"的"科学体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培根开始,建立了一整套"新"的"知识论"体系,使"理性-知性"为"自然""立法"有一个"哲学理论"的支持;霍布斯-洛克将这个经验主义哲学精神贯彻到"社会-国家"问题中去,在社会层面,推广了"理性"为"社会-自然""立法"的工作;而在法国,卢梭则在"社会"问题上,提出了一个"相反"的思路,开启了"理性"为"自由""立法"的"程序","等待"以后的"完善"。     

极权主义何以是一种伦理的“恶”——与齐泽克一起聆听“极权主义的笑声”

齐泽克对"种族屠杀"和"假审判"的分析表明,极权主义的"伦理之恶"总是披戴着不容争辩的"道德命令"。从拉康后精神分析的微言大义看,极权主义的秘密在于"不可能性的实在界"隐蔽着的意识形态缝合点上的悖论,即伦理的"不道德"。齐泽克-拉康的"第四种伦理"预设了一种"驱动力的伦理"和一种"后革命"的妥协立场,它并不提供斩杀极权主义"巨龙"的"屠龙刀",其孜孜以求的"极权主义笑声"更类似于一种"翻墙术":既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要避开最后的也是最致命的陷阱,那么,至为重要的乃是,通过保持欲望的鲜活和永不放弃的对他者欲望的抵抗,翻过极权主义的"围墙"。     

上海交通“钓鱼执法”探析

由于公共交通体系不完善,"黑车"猖獗一时。为了遏制"黑车",在依法行政的大环境下,取证成为必须解决的难题。面对"取证难",政府机关决定奖励举报者,却无意中催生了职业"钓饵"的出现,导致"钓鱼执法"现象。"钓鱼执法"的深层次原因是执法权力的"传声污染",而非坊间广为流传的"利益链"说。"钓鱼执法"对和谐社会建设和诚信政府建设都有较大破坏作用。采取适当措施,杜绝"钓鱼执法"势在必行。     

“西政现象”的学术温度

"西政现象"只有予以"西政精神"的把握,才有实际意义。但无论是"西政现象"的昔日兴旺,还是"西政"今后的再度"雄起",都奠基于"西政学术"。因此,沉湎于"西政现象"背后的"西政精神"是远远不够的,而应赋予"西政现象"以学术温度,且应将此学术温度化为"西政人"的集体努力,从而使得"西政"在以社会转型为深刻背景的法治中国建设和"中国特色法学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的构建之中,能有突出作为,进而重振"雄风"。"西政现象"的学术温度,是由"西政人"的学术担当性、学术批判性、学术融合性、学术严谨性以及作为集中体现的学术创新性所"供热"的。"西政"的发展谋划和作为工作核心的人才队伍建设,都应切中"西政现象"的学术温度。就中国法学的发展创新而言,"西政现象"的学术温度应该且能够具有漫射效应。     

现代性、后现代及其中国语境——以“话语”和“制度”为视角

现代性和后现代有复杂含义并指涉不同论域,可以"话语"和"制度"两个层面作一解读。中国现代性生成是调节和舒缓"话语"和"制度"内在张力的过程。后现代从"话语"和"制度"层面解构着现代性,但更体现为一种"话语"主张,在"制度"层面不具操作性。后现代作为一种话语,对于舒缓中国现代性实践中的"话语"和"制度"内在张力,起着"嘲讽"和"临床"的作用。     

农村生态环境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村容整洁"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要求和目标之一。当前,我国农村生态环境存在诸多问题,如"脏"、"乱"、"差"、"毒"、"低"等。针对上述问题,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遵循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步实施、稳步推进,水电路气、综合治理,规划为先、以人为本的原则,通过发展循环经济,最终建设"生态农村"、"和谐农村"。     

普遍伦理与特殊伦理——儒家伦理重构论纲

对待古老的"孔家店","打倒"是不行的,"转化"是必要的,然而"重构"才是根本的。不应该将儒家伦理与基督教伦理简单对比,将前者看成"普遍伦理",而将后者贬为"特殊伦理"。实际上,儒家伦理既是一种"普遍伦理",也是一种"特殊伦理",前者表现为"天人合德"的终极原则、"仁爱"的普遍原则与"先仁后礼"的先验礼制原则,后者表现为"五伦关系"中那种"各得其所、各就各位"的"序位伦理"。"德"与"位"的统一就是"普遍伦理"与"特殊伦理"的统一,因此,儒家的"德位"之思具有深刻的形而上意义。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私”化:单位制度变迁中的社会关系及其运作机制

肇始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制度形塑了传统的"单位社会",在单位制度变革的过程中,单位人通过社会交往创造了基于正式制度之上的"社会空间"——单位"社会"。在"人情"与"面子"的交织中,单位"社会"呈现出了"制度"与"关系"相互作用下的权力"私"化运作逻辑。单位"社会"的关系有着并联的私密性与串联的单向性的运作特征。进一步反思单位"社会"的运作机制,有助于重新认识单位体制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的转型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