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文玲创作中的审美现代性张力——兼及"20世纪40年代出生作家"的文化透视

叶文玲长期致力于"无尽人生爱与美"的书写,构筑了一个内容丰实、充满现代性审美张力的文本世界.文章在对其中的审美价值和文体机理进行解读的基础上,透视作家在应对文学现代性进程中的创作姿态和精神境遇,并以此文化个案,探讨20世纪40年代出生作家的群体性文化心理人格特征、精神样态、代际制约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运作机制.     

论《野草》的诗美追求

鲁迅《野草》作为散文诗精品,期待着“诗”之研究的深化与突破。《野草》之所以被称为“诗,”关键是它明显具有“诗美”。它的诗美追求主要体现于意象、语言和意境之中,具体表现为荒诞诡谲美、幽婉朦胧美、沉郁悲壮美和瑰丽曼妙美,既有现代文学簇新风貌,又不失传统文学古典神韵。     

新时期以来文学审美特征的变化分析

文艺观点的发展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具有某种流动性．但是．无论怎样变化．身居其中的文学研究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对文学审美这一本质属性的追求。“审美”．作为制约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的主视角”．fll在电子图像时代新语境的产生与发展中体现出系列新特色。     

真善美的统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追求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指引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思想旗帜,是真善美相统一的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真”,体现为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文化发展规律的把握和对科技理性的追求;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善”,体现在其以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为根本目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美”,表现为求真与尚善的统一,蕴含着对人类实践的审美境界的最高追求。     

电影胶片上的“风景”——小说《雪国》的“电影式”审美

“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一部名叫《雪国》的电影即将上映。川端康成,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曾用“摄像机”拍摄下“雪国”这个地方———神秘的东方世界:陌生、纤细、飘渺、虚幻。小说的意境美正是在“电影式”的绘画构图中传达出来。动静———“镜头”的移用川端康成有条不紊地拍摄眼前的奇丽的景色———一个充满东方韵味,含蓄,飘渺的“雪国”。小说文本上的“雪国”不是完全立体的、具像的实物再现,只是小说作家为小说人物设置的背景图画。雪国的“静”和小说人物的“动”构成鲜明对比,动静的强烈对比给阅读者“电影式”…     

理想主义精神与文学的生命力

一、理想主义精神体现文学责任感从文化角度看,文学是一种社会审美意识形态,是人类的深层文化,它与人生的意义和精神追求尤其是审美理想的追求密切相关。因此,文学不仅应该揭示人的生存境遇和状况,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思想和感情,而且要叩问人的生存意义,憧憬人类的未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维审美意蕴

胡锦涛总书记在"7.23"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指出,继续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关于这"四个特色"的精辟论断内含着追求又好又快发展及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美好明天的强烈期盼,具有鲜明的社会审美要求。追求实践特色的跃升之美,追求理论特色的突破之美,追求民族特色的境界之美,追求时代特色的发展之美构筑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维审美。     

文学概论 第一章 文学的本质和特征

本章讲述了“什么是文学”这个文学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从三个层次来探讨;第一个层次,论述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着重弄清文学和其它意识形态的共同本质;第二个层次,论述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着重探讨文学区别于科学和其它意识形态的特征;第三个层次,论述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着重探讨作为一种艺术的文学与其它艺术的区别。在讲述上述三个层次的问题时,突出地讲到了文学的源泉问题、文学的审美特质问题,形象性问题、真实性问题和典型性问题。     

隐喻的“网络”——论超文本文学与西方后现代文本理论的会通

超文本文学具有三个重要的形式元素:节点、链接和网络.这三个形式元素的美学蕴涵都能在后现代文本理论中找到相通之处—节点类似于“星星”和“原”,链接是一种非线性的拼贴或蒙太奇,而网络则通向“理想之文”.当然,这些理论是以隐喻的方式出现的,而超文本则将隐喻变成了现实.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相通主要对应于文本观念的层面,我们不应忽略超文本作为一种思维存在与中国传统美学思维的吻合相似,故而,那种过度把超文本文学与西方后现代文本理论嫁接的倾向是不可取的.     

突围与超越:左联后期的现实主义创作

左联后期作家以其创作实绩突破了20世纪30年代初左翼文学的公式化和概念化倾向。他们的现实主义创作保留了启蒙文学的人性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现实主义的核心内涵———“人文主义”。尽管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介入限制了左翼作家对艺术的追求,但这些作家对现实主义的探索,于我们今天理解现实主义依然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康德对崇高的分析与审美客体性论要

“崇高的分析”与“美的分析”是构成康德《判断力批判》中“审美判断力的分析”的两大组成部分。如果说康德在“美的分析”中推崇纯粹的美的形式,强调审美的主体性;那么康德在“崇高的分析”中则突出了美的理性基础和道德的精神内容,强调的是审美的客体性。 在康德看来,崇高是一种自身令人愉快的、以不确定性概念为关联的理性概念“无形式”的     

文化泛化中崛起的大众文化：从神性体悟到世俗消费

大众文化的审美研究是学术界最近的一个热点话题,文章从分层解剖角度对文化、从系统论的具体层面上对大众文化分别进行了梳理与框定。认为大众文化审美化是立足于日常生活世界而对发生于每个人周围的各种泛审美活动加以观照,突现了具体审美活动的文化维度及其意义,因此,日常生活或文化娱乐与审美之间相互渗透的状况是促成这种局面的根源。成熟的大众文化文本,应该是既注重日常生活的感性体验又不放弃价值理性维度的意义追求,既着意于审美愉悦的“欢乐”性解放又不舍弃神性维度的精神提升,并以此制衡生活的表面化、形象化、感观化所带来的无深度的不可承受之轻,在世俗化的文化氛围和生活化的审美环境中,跳出日趋严峻的“欲望陷阱”、“反省缺失”和“欢乐空洞”状况,实现人类真正的审美解放。     

美的本质研究两题

一、必须首先明确“美的本质”概念的确切含义 关于“美的本质”概念,美学界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美的本质问题就是柏拉图所说的“美本身”,美的本质问题是与审美现象无关的纯形而上学问题;有人则把美的本质问题等同于美的根源问题等。我认为这些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美的本质问题不能等同于“美本身”。“美本身”是柏拉图提出来的。柏拉图是古希腊典型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他认为有三个世界,即“理念世界”、“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理念世界中的事物绝     

小康社会的政治生态变化与党的合法性资源重构

追求合法性是现代政党的重要政治目标。具有强大合法性的执政党必然拥有民众对其价值、制度和政绩的高度认同。小康社会 ,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宏观政治生态环境正发生着深刻变化。这些变化从各方面给党的合法性基础带来了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 ,中国共产党合乎逻辑地应从各方面培植、更新、重构其合法性资源。进行理论创新 ,构建新的价值体系 ;进行体制创新 ,构筑“法定———理性”型权威 ;提高绩效张力效应 ,获得新的“特定支持”。     

美育:一代新人的必修课

美育是指审美教育或美感教育,它是以艺术为主,结合其他一切审美对象所进行的教育活动。美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和提高人们感受美、鉴赏美、创造美、体现美的能力,引导人们去认识人类积累起来的文化,欣赏优秀的艺术作品,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和健康的审美情趣,追求高尚的审美理想,塑造完美的人格,进而影响其思想情感以至整个人的精神面貌。     

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内在矛盾

中国现代女性作家,其思想感情和文学写作正处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矛盾之中,对妇女解放、男女平等问题存在的诸多差异性的理解,构成了双重的文化矛盾, 同时,倾向中国古典式的审美风格还是西方现代性的审美风格,也是不同作家的不同审美追求.由此,形成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文化和审美特征.     

谈实施一种“美的素质教育”——由审美教育独特的育人机制生发开去

在对大学生实施审美教育的实践过程中,往往产生这种情况:教师对学生教授的是美的理论与实践、谈的是文学、讲是的艺术欣赏和创造,学生的学得效果却是思维方式的变化、思辩能力的增强和美好人性真情实感的升华,审美教育使学生在老师面前打开了一扇通向心灵深处的窗户。这是一种惊喜,是一种重要的教育现象,这种现象向我们启示了审美教育的深层次意义———其独特的育人机制,给我们提供了教育观念及教育方法新的启示。一、审美教育揭示,每一个学生是一个完整的个体我们在审美教育实践中,常常得到声东击西、敲一而全响的效果,比如,我们期望通过…     

新书推荐

《日本四书》(美)本尼迪克特等著、彭凡等译由美国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日本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中国戴季陶的《日本论》和蒋百里的《日本人》四本书构成,是洞察日本民族特性的四个经典文本的集合,书名即由此出。其中最负盛名者当属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1944年为战时美国政府拟定对日政策的报告《菊与刀》,它以“菊与刀”象喻日本文化的双重矛盾性,并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此作了精辟论述,颇具政治与学术张力,而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则详细描述了大和民族之魂——武士道精神的具体内容和它的历史文化渊源。相对于前两种文本,《…     

“转型”与“后新时期”的思考

从1992年底,文坛出现了“后新时期”的提法。尽管持“后新时期”说的人们对其时间的上限意见不一,对其内涵的理解也有颇大差异,但相同的是,这一提法本身“标志着新时期的终结和另一个时期的开端”。近二年来,许多人相继以各自的方式和需要使用着这一名称,甚至是在不同的理论话语层面上,共同论证和支撑着它的成立。“后新时期”论者的根据,主要在这样两个方面:第一是文学的转型。他们认为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文学与此前的文学有“对话的意义”,这种“后现代创作”是对新时期文学的解构,所以称之为“后新时期文本”;同时,以迎合“大众”消遣和娱乐需要的通俗文学,“成为与纯文学分庭抗礼的强大存在”,由“丫环”变成了“小姐”。总之,这二者都“显示出文学的时代更迭”。第二,是时代的转型。他们认为,时代文化思潮发生了突变,即从80年代末尤其是90年代初开始,     

尴尬与迷失：当代文学研究的后现代遭遇

后现代主义并不是一种成熟的、系统的思想体系。当代文学研究在与后现代主义遭遇的过程中,面临着文学研究概念的扩大化、文学研究的审美缺失和文学研究中拿来主义的泛滥等几个“尴尬”问题,可喜的是国内学术界已经开始对后现代文学研究展开批判性思考,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推进当代文学研究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