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析《公司法》第72条——从股东同意权、优先购买权和异议股东购买义务关系的角度

近《公司法》第72条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对外转让做出了规定,设计了股东同意权、优先购买权和异议股东购买义务3项制度,但是这3项制度之间存在功能的重叠。比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或对股权对外转让采取自由主义原则,或只规定3项制度的1种或者2种。有必要对《公司法》第72条进行修改,单独规定股东优先购买权是比较好的方案。     

解读《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

我国新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对揭开公司面纱规则成文法化做了有益的探索.但是公司法的这种规定,脱离了揭开公司面纱规则自身应有的法律属性,难以达到立法者的预期.从法律条款的表述方式和语义来看,将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解释为侵权法规范的特殊条款,似乎更能表达该条款的真实含义.     

《民法典》中"人格权"的宪法权利基础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90条对公民的"人格权"做出了规定,其中,该条第二款规定了"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是其他人格权益产生的基础."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同样是宪法中第37条与第38条的规定,也就是说,在具体裁判过程中,对民法典第990条规定的解释与适用,必然涉及对宪法条文的解释.而目前基于对宪法条文的解释,很难将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纳入"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的权利范围之内,这样就会出现虽然承认"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是民法中人格权的基础,但是却又无法将所有人格权纳入其范围之内的情况.     

浅议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我国新<公司法>第152条规定的股东代表诉讼作为公司法立法的一大突破,对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护小股东利益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但是,仅有制度建构是远远不够的,缺乏可操作性是其现在的根本弱点,主要表现在没有规定代表诉讼的诉讼原则和赔偿范围上.对此,将来出台<公司法>的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时,应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在小股东权益保护与防止滥诉之间寻找适合我国国情的平衡点.     

企业法人财产权探析

我国《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存在着理论和立法技术上的矛盾 ,要正确认识所有权的客体和股东权的内容 ,通过消除人们对承认法人所有权会对国家所有权造成冲击的担心 ,进而消除该条立法矛盾的规定。     

《公司法》第20条中“滥用股东权利”规定的理论与实践

由于缺乏控制权与退出机制,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少数股东极易受到控股股东的压迫。少数股东本可借助于《公司法》第20条第1款、第2款的规定获得总括性的救济。然而,由于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从"超越权利外部界限"的角度理解"权利滥用"、仅向少数股东提供极为有限的救济方式,《公司法》第20条未能发挥其兜底条款的功能。面对相近似的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美国各州公司法的发展呈现出两大趋势:从权利的内部界限判断压迫或者权利滥用的构成;尽可能地向少数股东提供多样化的救济方式。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的问题及美国公司法的当代发展,我国《公司法》及司法实践应当进行如下完善:1.以对合理预期标准与Wilkes案规则的中和为基础,从权利内部界限的角度理解权利滥用;2.借由法律解释或者修法向少数股东提供所有正当且合适的救济方式。     

有限责任公司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研究

有限责任公司是出现比较晚的一种公司形式,这种公司吸收了无限责任公司和合伙的人合性,股份有限公司的资合性。以其规模小、组织机构灵活等优点获得了很多投资者的青睐,其投资者一般都亲自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合性要求有限责任公司要有互相忠诚彼此信任的股东组成,而股东之间有纠纷发生僵局时,为了维持股东之间的人合性就应当允许股东退出公司。然而公司法为了维护股东的人合性以及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资本的封闭性,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像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那样通过在公开市场上转让股份而退出公司。所以为了使股东得以解脱、公司的经营管理正常进行,就应当允许股东以退股的形式,收回其投资。对此,我国《公司法》通过第75条的规定引入该项制度,但仅仅对异议股东股权回购的情形作了规定,对于行使主体、行使程序、价格等却没有规定。本文从有限责任公司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的基本理论出发,全面地考察了《公司法》第75条的规定,找出其中的不足之处,并提出完善的构想。     

浅析"携带凶器抢夺"

刑法第267条规定,持凶器抢夺的,按抢劫罪定罪处罚.此条规定属于法律拟制,即只要行为人携带凶器抢夺的,就以抢劫罪论处,而不要求行为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这一规定扩大了抢夺罪转化为抢劫罪的范围,体现了立法者对此类犯罪从严惩处的立法宗旨,更有利于打击犯罪.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关于"凶器"、"携带"的理解以及携带凶器抢夺与持凶器抢劫的区别都有待进一步澄清.另外,携带凶器抢夺转化为抢劫罪的刑事责任年龄起点应以年满16周岁为宜;而且携带凶器抢夺的,所夺取的数额不必达到较大,即可定为抢劫罪.     

"公诉转自诉"制度评析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45条规定,被害人对于人民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维持不起诉决定的,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被害人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第170条也相应规定,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这就是所谓"公诉转自诉"制度.     

"三个代表"和中国共产党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非凡的创新精神的体现,它明确了党的历史使命,规定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主要任务和必须遵循的主要原则,开创了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有效途径.     

实施《公司法》中股东代表诉讼研究

股东代表诉讼兼有代位诉讼和代表诉讼的双重性质,股权中的共益权是股东诉权的基础。实践操作面临的诉讼主体、举证责任、诉讼费用的计算、诉讼结果的归属等问题有赖于程序法的界定,其间必须突破现有的传统理论,民事诉讼法不妨以此为契机做出调整,以推进整个经济法制的发展和繁荣。     

股东有限责任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理论——兼与孟勤国、张素华先生商榷

公司股东有限责任的实质是股东履行完依据公司法所规定的各项义务后,所获得的一项对公司债权人的权利.对公司法所规定的与公司股东有限责任之权利相关联的各项义务的违反,亦即公司股东有限责任权利的滥用,是导致否认股东有限责任之权利的缘由.在股东、公司、公司债权人基本法律关系主体之外,公司董事经理不具有被提升为对公司债权人直接责任主体的法律需求.     

论股东新股认购优先权的法律完善

在现代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股份公司欲在竞争中取胜 ,必须依靠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 ,在资金来源渠道中 ,发行新股充分发挥了股份制度聚沙成塔的功能 ,降低了公司成本与经营风险。如果在发行新股时不赋予原有股东以新股认购优先权 ,那么 ,在公司向第三人发行新股时 ,原有股东在公司原有资本总额中所占的持股比例必然萎缩 ,损害了原股东的权益 ,我国公司法应该完善此项权利的规定     

试析股东身份的确认

公司股东身份的认定关系到投资人在以公司为联结点的法律关系体系运作过程中的权利配置与责任负担。对于股东身份判断的标准,必须要有一个一元的、最终的标准。决定股东身份的是责任,而不是权利。在公司成立的情况下,签署公司章程意味着投资人对公司承担了股东的责任,应当成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身份认定的标准。在存在争议的情况下,股东资格的确认只能由司法的权力加以解决。有必要在公司制度上设计专门的股东身份确认的程序。在程序设计上建议采用公司内部机制与司法确认机制两个层级。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继承问题研究

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继承问题,我国目前立法上存在空缺。本文通过对股权人身性的分析,得出股权不具有人身专属性的结论。既然股权不具有人身专属性,在继承人能否取得股东资格的立法选择上,应当赋予继承人取得股东资格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须受公司章程或已故股东生前与其他股东之间所订协议的限制。     

挂名股东的股东资格认定之探讨

股东资格取得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颇多争议,但并未引起公司法学界的关注,这方面的论述是少之又少。通过公司瑕疵设立行为是否导致设立无效,当事人私下协议与工商登记的效力位阶,挂名股东资格应否肯定等问题的分析,得出处理股东资格纠纷的一般原理,并提出具体处理办法。     

限制股东权利章程条款效力之探析

公司实践中经常出现公司以章程条款限制股东权利的情形,对于该类条款效力的判断现行公司法无明确的规定,相关理论也研究不足。从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出发,应从是否符合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是否得到了股东的明示或者默示的同意、是否背离了股东的重大预期三个方面进行判断。     

论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完善

我国公司法确立了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具有许多突破一般性公司法规范的特点。建立、健全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途径有:采取诉讼费用担保制度、限制原告股东的处分权利、明确股东败诉时的赔偿责任等。     

论股东资格的认定

对股东资格的认定 ,可以从公司章程记载、持有股份、出资和登记机关的登记记载等方面进行考察 ,其中公司章程的记载是最基本的依据。一般说来 ,向公司的出资 ,只有当公司章程没有记载或没有持股凭证的情况下 ,才对股东资格的认定有确定性意义。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上市公司治理模式选择

传统上市公司股东主权治理模式导致公司在经营中唯利是图,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而影响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提出了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以实现企业自身与社会的共同发展,但却缺乏可操作性。我国未来上市公司治理模式,应基于股东主权模式与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的交叉与协调,实现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方式的多样化,并培育可持续发展的上市公司治理文化。